撰文/曾國安
紫禁城內的冬天，一個孩子聽著窗外呼嘯的寒風后不禁打了一個寒顫，看著宮裡的火爐燃的正旺，他竟然寫出了這樣一首頗為同情底層百姓的詩來：「地爐燃炭暖氣徐，俯仰丈室慚溫飽。此時緬想饑寒人，茅屋唏噓愁未了。」顯然這詩頗受憫農作品的影響，儘管並無過多的華麗與文采，作為宮中尚未長大的孩子來講，這種換位思考的善良非常難能可貴。而這個孩子就是彼時康熙所鍾愛的孫子，弘曆，雍正的第四子，也就是日後成為了主掌大清六十餘年的乾隆皇帝。
在當時宮廷中儒家範本的教育下，年少的弘曆確實對農民抱有著深切的同情，儘管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缺乏對農民生活的實際感受，但是由於他為數不多的接觸外界時，往往能夠對農村和農民產生同情與憐憫。
青年時的乾隆有一次跟隨雍正出去打獵，看到農民正在田裡頂著日頭揮汗如雨地幹活，他見到這樣的情景非常有感觸，同樣用詩表達了自己對他們的理解：「吾聞四民中，惟農苦莫若。有年穀價低，歉年委溝壑。」後面的四局更是難得，大意是，「就算年景豐收，由於租子太重，還是被地主逼債。因此感嘆說越來越相信只有仁政愛民，才是最為重要的。」
做了皇帝後，乾隆多次對農耕下達指示，他說：「帝王之政，莫要於愛民，而愛民之道，莫要於重農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經也。」《御製詩》
因此，從年少時對農民的理解依舊農業是清朝重要生產方式，這些都成了乾隆最為關切的領域，在晚年時他還在總結說：「我自登基以來，各省的雨水和歲收時刻牽掛，六十年如一日，每值收成豐稔，惟益增虔惕，或偶爾遇到一個地方歉收，心再四馳詢。」
用乾隆的表達是，憂愁占據了他一年四季的大部分光陰，「春憂雨之不足，夏憂雨之或過，秋憂歲之不登，冬憂雪之未降。」顯然乾隆成了帝國對農業最重視和最憂心的一人。「憂愁二字，朕惟於望雨憫農用之。於軍務亦未至與憂愁困苦，如眾人之所畏者。」《清實錄》農業離不開雨水，而對於氣象的關注和親自參與，乾隆更是親力親為。遇到重大旱情，乾隆親自參與「求雨」僅僅在乾隆七年，就參與祈雨達30次之多。
他自己不光擔心旱災，而且要求各省官員也要將雨水問題當作頭等大事來抓。在做新皇帝後不久，他接到了江蘇巡撫的政務奏報，而奏報內容僅將雨水問題放在文末輕描淡寫幾句。乾隆嚴厲批評他說：「汝為封疆大吏，當以雨暘年穀為第一要務。今見汝奏摺八件，將不關緊要之事，臚列於前，而將奏報雨澤秋成之折，置於最後，是汝以雨澤為可緩之事，而竟不以民食為重也。」
關心氣象雨水問題，乾隆可謂堅持了一生。
乾隆三十年時，江浙地帶發生旱情，官員在立秋後才專門向乾隆匯報了雨水情況。乾隆大怒說：「雨暘水旱，關係民生甚大，朕心深為挂念，督撫膺封疆重寄，所司何事，全不知仰體朕意，竟爾漫不關心，泄泄若此乎？」於是將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安徽巡撫、浙江巡撫全部「交部察議」，因為雨水未能得到及時消息，而一下子對這麼多高官進行處分，整個清朝也相當罕見。
對於雨水旱災的擔心，也就是對農業民生的關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已經年逾古稀的乾隆特意臨摹了南宋畫家「雞雛待飼圖》，然後命刻印多份，交給地方官員，教育他們「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對於農業災害，乾隆始終給予高度關注和救濟。多次告誡地方官員「賑恤亦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務」並說，自己當政幾十年，「向來督撫中失察掛誤處分，朕常加寬免。或有諱災之事，朕必重治其罪。」
因為重視賑災，地方官整體來講推動的力度也相當大，因此，乾隆十八年時，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賑災的銀兩和康熙、雍正兩朝進行了數據比對。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
漕運官員提醒乾隆說：「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多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而敗九十萬石。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大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看了如此龐大的支出對比後，乾隆也很意外，並給出了一個解釋：「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己，也沒想到會動用這麼多的漕糧。《清高宗實錄》
儘管如此用力，乾隆依舊沒能改變初衷，經常告誡「為督撫者，第一應戒諱災之念。」並闡釋說：「朕御極以來，旰食宵衣，勤求民隱，水旱災荒乃民生第一切務。朕為未雨綢繆之慮，夙夜焦勞，無時或釋，訓飭督撫大臣，至再至三。伊等亦知諱災必獲重譴，不敢自蹈罪戾。」《清實錄》
甚至乾隆以多拿出賑災銀兩，以此獲得內心安定。因此出現了大量錢糧被「濫賑」甚至入了官員私囊的事情。然而對此乾隆說：「辦理賑災，寧可濫而不要遺漏。」有些官員犯罪，其中有「濫賑」一項罪名，乾隆得知後很生氣，認為如果將賑災過度當成罪名，恐怕以後沒人敢賑災了「此語雖小，不用心之誤寫，實有大關係，朕不肯受，亦不忍受也。使天下後世，謂因多賑核減，治人之罪。則朕為如何主。」就是說我叫人家努力賑災，最後再給人家定個罪，我算什麼一國之主？
有一年，安徽太湖現發生災害，災民在野外挖野菜時掘出一種「黑米」，數量可觀，摻在其它糧食中，可以充飢。乾隆聽說後，命地方官把「黑米」呈上一些，自己嘗了嘗後竟然流出眼淚，「嗟我民食茲，我食先墜淚。」最後命人「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
然而，乾隆縱然心疼災民，不惜餘力下血本賑災，到了災民手裡的東西卻並沒有什麼好處，屬於典型的「歪嘴和尚瞎念經」。乾隆不是不知道這種情況，但是他控制不住。「若官吏多一分侵漁，即災民少受一分實惠。」因此，在清政府源源不斷的錢糧下發的同時，更多的是被官員所侵蝕，雖然「印委各官，點驗災黎，按戶計口。」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基層官吏，甚至捏造不存在的名單進行貪污。這些情形被外國馬戛爾尼來華團的英國人記錄下來：「去年，山東河決，淹沒居戶無數……立即撥發庫銀四萬兩，賑濟災民，而戶部先沒去二萬兩，以下每一轉手，則復去若干兩，自二萬，一萬以至數千、數百不等。層層乾沒之手續既過，最後之實利及於災民者不過兩萬而已。」
此外，這一問題被朝鮮使臣目擊，在回國時向國王匯報說：「乾隆於恤民之政，非不勤懇。而任事之臣，率多雍淤。遼東分賑時，鳳城將之行兩朔賑政，而余皆於私囊，且以賑銀換做唐錢。饑民一月所受，各不過五十文，號訴無階，怨聲載路，臣所目擊者如此。」因此，從年少的乾隆對農民的理解到大力救濟，卻因梗阻問題導致賑災大打折扣，或許，這些是乾隆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