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在黎巴嫩召開新聞發布會，控訴了日本司法系統，並為自己辯護。
當地時間1月8日，日產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召開新聞發布會，這是繼其逃到黎巴嫩後的首次公開露面，其妻子卡羅爾也出席了該發布會。
發布會上，戈恩並沒有回應自己逃到黎巴嫩的過程，只是稱離開日本後才獲得片刻自由：「我今天將主要討論為什麼一定要逃離，自從這場噩夢開始，我第一次能為自己辯護。」此前，外媒紛紛預測戈恩將在發布會上批判日本司法制度。果然發布會剛開始，戈恩就稱，日本當局每天對他進行長達八小時的審訊，並且不允許律師在場。
此外，戈恩再一次強調了自己逃離日本不是在逃離正義，只是逃離了不公正對待和政治迫害。戈恩還稱自己是清白的，是被迫認罪，因為檢察官稱只有戈恩認罪，事情才會結束，否則將會連累其家人也被逮捕。「為了保護我的家人，除了認罪我別無選擇。在日本司法系統里定罪率為99.4%，比其他國家要高太多。」戈恩還提到了日本對其妻子發布逮捕令毫無根據，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7日以涉嫌作偽證為由，取得了對卡羅爾的逮捕證。
關於為什麼被捕，戈恩稱是為了減少雷諾對日產的影響。因為戈恩想合併雷諾和日產，日產高層擔心會喪失自主權而被雷諾控制。戈恩還稱，自己被捕是日產高層的策劃，日產高層和日本檢方勾結在一起，2017年日產財務有問題，這一策劃便因此開始。「儘管我強調過會尊重兩家公司的自主權，但不幸的是，沒有信任。很多日本人認為擺脫雷諾影響的唯一辦法是擺脫我。」
戈恩也公布了自己被捕策劃事件的參與人，稱其中包括，時任日產執行長西川廣人，日產前行政長官大沼俊明，前法律負責人海田奈里等日產董事會成員、日本檢察院以及日本律師事務所的一些人。關於為什麼逃離日本，戈恩稱，如果不逃離日本，就只有死路一條。其律師估計他在日本的法律問題將需要5年才能解決。他反應過來，這「遠非一場迅速的審判」，於是決定逃跑。
關於自己被捕後的影響，戈恩稱，因為其被捕，日產汽車市值下降了超過100億美元，每天損失超過4000萬美元。此外，戈恩還為雷諾錯過跟菲亞特克萊斯勒的聯盟而憤慨。戈恩還稱，在彭博社上看到因為調查其被捕日產花費超2億美元非常吃驚，「為什麼要花2億美元去摧毀公司、公眾形象、品牌、分裂高級管理人員。」
期間，戈恩也一一回應了日本檢方對於其4項罪名的控訴，一再強調自己是清白的，並辯稱自己不是貪婪的獨裁者。「我在日產工作的17年里，沒有人指控過我。2017年後很多人說我是貪婪的獨裁者，因為這是他們編造出來的，又被媒體渲染。有的時候可能你有錢有權你就是有罪的。」在演講快結束時，戈恩稱自己其實很愛日本，但在日本更像一個人質，一個自己服務了十七年國家的人質。「我復興了日產，除了我沒人能做到。此前十年，日產都一直處於泥沼中。」
戈恩所言不虛，1999年，日產-雷諾聯盟成立，日產最大股東雷諾（持股36.8%）派遣戈恩至日本，承擔起重建日產的重任。此前日產已連續七年虧損，市場份額只有4.9%，負債2.1萬億日元。1999年10月，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戈恩公布了後來大名鼎鼎的日產復興計劃：3年內削減1萬億日元成本，推出22款新產品，2001年讓日產扭虧為盈，裁員14%約21000人，出售房地產等其他無關業務等。這一復興計劃最終提前一年完成，截至2001年3月的財年，日產成功扭虧為盈，實現凈利潤3311億日元。戈恩也因此在日本及世界名聲大噪，日產-雷諾聯盟關係日益穩固。
附戈恩演講實錄：
400多天來，我和我的家庭朋友和社會圈完全斷開，18年11月以來我首次獲得自由。一年前，我在日本長期被單居關押，我被日本當局進行拷問，中間有超過六周的時間沒有和家人相見。此外，我在律師沒有在場的情況下，連續被審問超過8個小時。我也不清楚自己受控制的原因，我一直申訴自己的無辜，他們花了很大精力來侵犯我的人權，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挫折。
大家可以去看錄像，我是受迫來承認自己的罪行，因為我不承認他們會對我的家人和愛人採取相關的一些動作。我也是不斷的為我自己的清白所抗爭，到底是繼續抗爭還是繼續期盼著有一天能夠自由，應該說自那之後每一天每一周每個月都是如此，沒有希望的一種想法每天都在與日俱增，應該說在扣押的130天當中我也是不斷地為我自己的清白來抗爭，我也是第一次有機會能夠在各位面前和各位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尤其是我在關押24小時後，就被關入單人牢房，這是侵犯聯合國人權。在今天跟各位講一講，我不會講我是怎麼離開日本，儘管大家對我怎麼離開日本的過程非常感興趣，我會跟各位講我為什麼會離開。自噩夢開始的第一天我不斷的希望能夠去為自己辯護，對我來說非常高興我能夠脫離牢房，我很難用語言來形容我自己所經歷的內容，但非常有幸，我現在不在日本，我想跟各位進一步的去講述去講一些內容，讓各位去發現真實的一些事實，而不是僅去聽那些控訴我的人，無論是在日本還是他們不在日本，現實和他們所講是完全不同的，講完之後大家就會發現這些現實到底是什麼。
跟各位講，日本的體系是違反了基本的人權，在此以個人的身份強調，在日本的司法體系當中的一些錯誤，他們所對我做出的控訴完全是錯誤的，我根本一開始就不該被逮捕。首先，跟各位說一說那些對於支持我的人做出感謝，尤其是他們長期的為我開啟辯護，希望能夠保護我的名聲保護我的人格，應該對於這些人來說，對於他們所給我家庭以及我妻子所提供的愛，表示感謝，我的妻子我的四個孩子，我的姐姐，我的母親，他們都應該說在過程當中經歷了大量的痛苦，尤其是他們從媒體當中聽到我被單獨關押以及被扣押之後，他們也是不斷地對於日本媒體以及日本檢察官以及日產高官對我所做出的控訴表示遺憾和悲痛。
我也看到很多我的朋友以及匿名支持者，當我在被扣押的時候他們所寫的一些請願信，我也要感謝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公民，他們從來沒有對我失去信任，他們向世界展示了，儘管黎巴嫩是一個小國，但是黎巴嫩還是有非常大的靈魂，非常大的心臟，他們真的有正義感。我也認為我在全球範圍內的律師，他們也是不斷地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其中，不斷的去抗擊腐敗體系，這種體系不斷的打壓我的信心，第一天就開始逼迫我承認我的罪證，尤其是我想感謝在各個國家，尤其是在日本的一些支持者對我所做出的支持以及希望能夠對日本司法體系的不公以及日本司法體系官僚做出控訴，在整個體系當中我們能夠看到它是缺乏自由缺乏司法正義感的。
花一點時間提一下凱利先生（戈恩助理），凱利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和好父親，他在去年11月的時候他也是被迫去到日本，本身他應該是在家裡做手術的，他在整個日本司法體系當中被扣押，完全沒有任何的審判跡象，而被關押了四個月。當我的新聞抓住媒體的重心的時候，我是沒有辦法去感受格雷格所承受的痛苦，尤其是承受日本司法體系所帶來的痛苦，他被懲罰的原因是因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而且他也是和哈利納達以及其他的人都做出了罪證的承認，日本政府利用的是非常有趣的信息，而檢察官以及日產也利用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作為證據，繼續強調的是他們所做的一些罪證承認都是沒有根據的。大家很難想像我在過去14個月所承受的痛苦，應該說我作為日產沒有被正式起訴的這樣一位行政執行官，雖然我不會站於法律之上，但是我希望為我的名字正名，為我的權利正名，我也是支持正義和公正的法律，我是逃離了政治控訴的過程，我想他們也是通過這樣的系統來關押我，來起訴我，甚至沒有給我帶來任何的公正，我也是希望能夠逃脫這樣的體系，以此來保護我的家人，而且我所做出的風險的採納都是希望在未來能夠有一個公正自由的審判，尤其是那些人希望對我做出起訴，對我有一些不公的做法。
我想說的是正義在這個時刻對於個人來說他們已經不在乎了，這也是我生命當中所做出的最困難的一個決策，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我們目前所面臨的這樣的一個司法體系，他們的這種起訴成功率達到90%以上，他們對於外籍人士的起訴率已經超過了90%，這是關於到底公正與否，我們希望有一個公正的結局，他們的這種體系的起訴方式完全是由個人所決定，包括日產的高管以及本次起訴的原告，應該說是完全玷污了日本本身的司法體系，顛覆了人們對於日本這個現代化城市的形象，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大家可能會想，為什麼起訴官會把一些虛假信息以違反日本法律的情況下將這些信息曝露於媒體，待會兒我會展示為什麼我是清白的，為什麼他們在13個月之後甚至還沒有決定最終的審判日是哪一天，不斷地在拖延調查的時間，他們為什麼要反覆地關押我，不斷地去審視我的一些起訴文件，他們為什麼要防止我去開記者發布會或者向公眾說一些信息或者向公眾說我自己的故事，為什麼他們會花14個月的時間破壞我的精力，甚至通過隔離我的妻子來控制我的每一個行為和步驟，我會給各位一些答案，我會保持5個話題的演講，我會說出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這些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跟各位再講一講這14個月當中所經歷了什麼，另外我所面臨的四項起訴的，尤其是檢查官對我所做的起訴。
其實這些起訴的原因都完全是誣衊，這些起訴的一些內容早就在媒體當中被傳揚，從官方角度來說根本就是不嚴謹的做法，我還會講一講日產現在的情況怎麼樣，包括日產三大主體情況怎麼樣。首先，提到的是為什麼這是一項陰謀，而且是一項有組織的陰謀，原因到底是什麼？我們看到兩種原因，我會給大家主要的兩條原因。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件？首先是日產的業績在2017年初開始走下坡路，2016年10月，我決定從三菱未來的董事長來支持整個公司的整改，當時他們提出讓我做聯席CEO，當時是由董事局指定的，他們是全票通過評選他為CEO，14個月之後他們又全票通過讓他下台，我在這家公司在1999年已經死亡的這家公司供職了17年，拯救了這家公司，之後又讓它重新成為全球排名前6的車廠品牌，這是我的功績，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我作為日產的董事長，我為這家公司帶來了很高的盈利，讓它重新開始成長，在2018年的時候這個公司又開始重新走下坡路，因為CEO不再是我了，我相信有一個時間點這些亞洲人會在競爭的舞台上面被派駐出去，這是第一點。
當時股東們已經討論了兩年，雷諾的董事會，因為法國政府希望提高雷諾在日產的股權和持股比例，之後我們的日方並不開心，不只是日產的領導層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以及法方的壓力，因為他們在日產的15%的持股比例給他們投票權，但是日方在雷諾的15%的持股比例並沒有帶來投票權，我應該是最能夠將他們帶出這個困境，他們當時又提出讓我重歸這家公司，而且很不幸的我接受了，他們是兩家公司裡面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的人，要將他們聯合在一起，讓他們成為一家公司，讓他們感受到自己是一等公民，使他們的下坡路能夠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面。日產這邊覺得如果他們不想有法國人指手劃腳，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趕走，其實在日產工作這段時間內，雷諾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影響力，一直給日產很高的自制力，但是日產並沒有這樣的感覺，始終沒有達成協議。
到底我說的這些人是誰，我會把名字交給大家，到底是哪些人組織的這場陰謀，董事會成員，是日產董事會的成員，我可以說日本的政府那邊到底是誰在這個背後，我可以告訴大家，但是我在黎巴嫩我特別感謝黎巴嫩的政府對我的熱情招待，所以我希望我所說的所做的不會為黎巴嫩帶來任何的問題，所以對於日本政府背後的人，我就不說他的名字了，主要我不希望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人民因為我的到來帶來任何的困擾，（人名）就是這場陰謀背後的黑手，其實參與的人很多，但是他們應該是首腦，還有東京地方檢察官，我也會提到幾個名字，包括歷史事務所ANW，是日產為我指定的律師事務所，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始終支持他們的法務團隊，日產的業績下降和兩條新的生產線之前的問題，我在2018年的11月19日被捕，我當時不再是CEO，而是總裁，是董事局主席，當時有人問我你從來沒有提到過，你沒有發現這些可能會出現的事件嗎，一點信息都沒有發現嗎？當珍珠港事件發生的時候大家會有任何預知嗎？你知道任何的蛛絲馬跡嗎？我當時根本就不是在自己的國家，我也不懂他們的語言，當時他們在策劃這場陰謀的時候我真的是沒有任何的事先發現，我相信他們是秘密計劃的，所以當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就是非常的驚訝，全世界都很驚訝，我完全不知道，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我在飛機上就被逮捕了，並不是，我是下飛機之後被捕的，坐車去到海關，這時候他們收了我的護照，來自東京地方檢察院的人就跟我說你要把手機收起來，你不能再使用你的手機，因為當時我非常驚訝，我跟他們說我至少要給日產打個電話，要我的律師到場，但是當時不知道日產就是背後的主謀，應該說其實我不知道檢察官和日產其實早有陰謀，之後他們就把我帶到了拘留所，應該說從我被捕之後到我去到了拘留所只有5個小時的時間，應該說日產和檢察官的這種勾當是無處可見，這是非法的行為，但是我們能夠看到有這麼多的蛛絲馬跡，有這麼多的一雙手在背後行使著這種行為，但沒有人能夠清晰的看到這種行為。
日產的管理層其實也有些人告訴我說他們早就知道公司在向我做一些策劃，這種在我被捕之前的很早就已經開始被規劃了，我也不想在這邊提任何檢察官或者任何官員的名字，但是檢察官跟我說的是我在機場把你逮捕的時候，是關於你的逃稅漏稅你工資的問題，我就說了什麼工資的問題？他說我把你抓起來的原因是因為你的工資申報不夠，就是我們給你付的工資，尤其是在日本給你付的錢，他們控訴我的工資沒有申報，這個工資的批准還沒有通過董事會，他們就通過這種理由控訴我，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在很多的國家，因為你沒有任何的原因去逮捕我，這個不是一個刑事事件，這甚至不是一個違法事件，如果你沒有申報的話，我也是詢問了東京大學在三周前我的律師詢問了東京大學相關工資法的一位教授，這就是檢察官對我做出的控訴，我13個月之後把這個信息告訴了這個教授，他說這是非常丟臉恥辱的一件事情，他們會逮捕您戈恩先生，我就讓他寫下來，他說這是一個恥辱。這是由日本東京大學的公司法的教授所說的一句話，這是恥辱，我會繼續下去。
讓我跟各位講一些內容，尤其是我講到了130天在被關押，其中有大量的時間是被單獨囚禁和關押，整日整夜的被關押，每天只有30分鐘的放風時間，在周末還沒有這30分鐘，周末沒有任何的警務人員對我們做拘留的審查，周末時間可能會更少，每一周才會有自由的時間，也沒有任何的藥物提供，包括還有在晚上和白天也會有不斷的調查和審問，沒有任何律師在場，而且關押我的囚禁地區或者是牢房也沒有人會說法語或者英語，檢察官從一開始跟我說你不要跟我玩把戲，還是早早的坦白為好，應該說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他們不希望把我起訴成功，他們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個非常強大的證據，將我起訴成功，將我進行控訴。其實在我第二次被捕之後，一個新的檢察官在日本上任了，當時他也被日本媒體所訪問，他就說了，為什麼你不允許戈恩先生跟媒體進行溝通，他就說我們不允許他向媒體說任何東西，我們同時還要給他起訴新的一些罪行，這個過程很有意思，他能夠和公眾進行交流，甚至給我帶一些新的罪行，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昨天也是非常巧的一天，也把我抓起來，他們昨天給我的妻子又下了一個逮捕令，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從9個月以來，檢察官和法官也好，他們都會用一種原因去逮捕，應該說9個月前的昨天也就是花了9個月的時間，在我今天開這個發布會的前一天他們又做出了新的控訴，我和我的妻子已經分離了9個月，在期間沒有任何的聯繫，我的妻子她是非常有膽識的一個人，在我被捕之後我的妻子離開了日本，因為當時就有檢察官說你為什麼要離開日本，當時她的護照和她的電腦已經被沒收了，因為她想離開是因為她很害怕，很多人會說她想離開是因為她有東西藏著掖著，法官將她帶到了法庭上，他們就在9個月之後發布了證詞的擔保書，整個保釋的法官，我們已經問他問了7次讓他來取消禁止保釋的禁令，每次我們都申請的時候都給他做考慮時間，但沒有任何音信，每次都說我們不給你做保釋，因為你有很多證據已經被篡改了，我沒有辦法去收到任何我孩子和我家人任何的信息。
如果我能和別人聯繫，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改我的證詞，為什麼我一定要和我的妻子聯繫讓她去改我的證詞，也就是你們控訴她的原因，（人名）也許他們可以在新的禁令之下，可以和我的律師進行溝通，我們就會問為什麼彼此要談這個事情，好像他們對待我就好似我已經不再是一個人了，好像就應該是非人非動物甚至非物品了，我甚至向他們解釋為什麼要和我的妻子去說話，所以我對這種疑問我是沒有辦法來解答的。我記得在9個月當中只有2個小時的時間，而且是在我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和我的妻子進行溝通，而且還有人在監聽的情況下，而且這個人還和我說了很抱歉，我很尷尬，但是我還是想聽你和你妻子的談話。
第二點就是我也說了我有很多一些預審的案子，在預審當中你有檢察官，你有辯護律師，還有三個法官，當時其實我是非常天真的認為這個法官就是老大，其實完全錯了，其實老大是檢察官法官（人名），他是一個好人非常客氣，但是檢察官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從我們也能夠看到檢查官一直在拖著審判，甚至剛剛我其實也說了，他們對於我的第一項控訴的審判日到現在都沒有決定。他們說我們不能把所有對你的起訴的條條款款一次性審判，我們得一步一步來。我就問我的律師這個到底會需要多久，我的律師也許會需要5年時間，也許你在獲得終審前可能要等5年時間才能獲得最終結果，我今天也有一個專家在這邊是關於人權的，快速的審判是任何人應該在人權法案下所享有的一個權利，但是我本身根本就沒有享受到快速審判，甚至他們想花多久就花多久來審判我，而且我們也發現這個法官就像是一個場面的控制者，而檢察官才是老大。我們看到其實在日本有99%的控訴成功率，我在這種背景下根本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審判，如果還在日本沒有辦法再等到4、5年後公正的生活，甚至沒有辦法去展望我自己未來在4、5年會發生什麼，可能會死在日本，這不是公正，我認為我是一個人質，我是這個國家的人質，我在這個國家工作了17年，我將我自己的職業生涯貢獻給這個國家，我把這個公司完全給逆轉過來了，在過去的這麼多年這個公司根本就是無人問津，我為他們帶來了17年的工作，甚至把自己認為我在日本公司里是一個典範，沒有任何的人能夠玷污我。
突然發現一些檢察官一些人，跟世界說「這個人戈恩是一個貪婪的獨裁者，是一個冷血貪婪的獨裁者」，我們也是發起了反起訴，應該說起訴檢察官所違反的一些罪項，這個起訴的動因目前還是在審視過程當中，從某些角度來說我可以給大家展示一下我動因的列表。這個列表當中就顯示出了所有的檢察官所做的不當行為，而且我列出了證據、事實、數據、姓名甚至誰代表了當場出席法庭的檢察官，但是大家也知道在東京我的動因一定會被人們所忽視，因為在日本沒有任何一次，也就是零次的反起訴的方式是成功的，在日本應該說這種反起訴的受理率只有0.6%，這對於我來說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他們也說了，他們對我的控訴是因為我沒有申報工資，沒有賦稅，但是我想說的是，其實從日產的角度來說，日產其實還是非常的有紳士精神，他們就說我們會付90億日元來作為申報的賠償，這是作為日產作為日本的好公民的一種做法，但是他們也發現當有對他們公司進行起訴的時候，他們的歷史完全做了反向的辯解，現在在PPT上的文件會提供給各位，在日本只要你有這種情況，他們就說你不是會最終判為有罪，但是在這塊還想跟各位提三點，再一次跟各位講的是，在全球範圍內，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會有這種對我的待遇，如果大家看到這張圖，是一個董事局的決議，比如說有一個決議是這樣說，有一個海外的董事或者說有一個人員，如果有任何關於海外人員工資都是可以進行申報的，這種做法其實是對於公司不會產生任何的成本，也不會產生任何的損失，我們就會問問題到底在什麼地方，其實也是繼續在講這個事件。
（人名）收到了1400萬美元，對他的控訴就是說他在四年內沒有做任何事情，其實我們是簽了合同的，我們合同中寫了（人名）的工作，因為他和日產高管前了文件，但是有很多的文章都說CEO的保證金，這就好像是隱秘的錢藏在保險箱，把這個錢分給了自己的朋友，但其實不是，這個保證金是公司預算的一部分，你可以用預算的一部分，這個就是CEO的備用金的目的，比如說有副總裁要問公司董事會要錢，比如說我們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有一個副總裁，他想申請錢，他要解釋為什麼要申請這個錢，必須有很多人去審批才同意用這筆錢，比如有法務、有董事局的控制人員、還有運營人員，最後還需要我簽字才能同意，沒有我的簽字就不能從CEO的備用金當中流出一分錢，如果你同意了預算之後才能支付，支付還要走一個過程，包括本地的高管副總裁，包括有受益人，也要最後簽款，他們就會說CEO備用金就是一個特定的錢，就能夠由CEO自己支配，甚至把這個支配給自己的朋友，這是沒有證據去說這個的，我們現在沒有這方面的一些證據，因為大家知道我被捕的時候沒有任何的文件沒有任何的電腦都隨我，最後都被他們帶走了。我已經花了所有的精力來為我自己做辯護，而大家發現起訴人對我的證據卻是非常的多，最後我還想給各位展示另外一些內容，比如說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聲明，日本檢察官也是讓很多人去做聲明，（人名）做出了一個聲明，當我們在看這些文件的時候，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也可以提供給各位看，當我們看這些文件的時候，他們就會說中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但是中東是豐田利潤非常肥的地方，而不是對於日產非常肥的地方，在那裡應該說很多人都會買韓國車，包括日本車，而歐洲的一些車在中東並沒有很多的份額。
我會說中東其實對於日產來說是非常有潛力的市場，我們需要在我們做業務的時候做一些創新，我們要和中東本地的一些經銷商去進一步的談判，他們對我講我們已經有一些經銷商了，只要支持他們就可以了，然後他們就會為我們賣命。每次其實他們會說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有高的利潤，每次談論都會有爭論，另外一個檢察官所說的控訴就是我和沙烏地阿拉伯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和他們有親密的關係，其實我和杜拜和阿曼也好，和黎巴嫩和卡達所做的事情他們就提，他們就只說我和沙特所做的動作或者是來往，他們甚至說他們給我支付的一些費用比我們的競爭對手付的還要多，我覺得從這點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人名）這個也是被檢察官所審視或者說被檢察官所審問，他們甚至也不知道這位先生他會說什麼，他當然是完全否認了自己所有的控訴，他們知道檢察官一定不會相信他們，因為如果你是戈恩的同黨，你一定會向著他說話，我想說的是我的銀行帳戶，我們所有的帳戶都已經被清空了，所以有任何的付款有任何的嫌疑，只要有任何的嫌疑，這種應該早就登報了，而不是先到檢察官的手裡，大家會說庫馬的故事又是怎樣的，如果違反信任條款的話，如果從日產到你這邊所付的錢，因為很多的錢是直接付給另外一位先生，而不是付給庫馬，庫馬和這件事情沒有任何關係，沒有任何匯款從日產顯示說是受益於庫馬，本來故事到這邊就結束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違反信任本身從公司法來說就是違反了董事法，這個事情完全不存在。
我不得不說的是，大家會發現日產應該說也是僱傭了很多人，最近我也是從彭博社當中看到他們花了2億美金金額做調查，我剛剛講4700萬支付給了朱法尼（音），到底合理不合理，他們花2億美金來把自己的品牌把自己的形象完全給拋開，拋之腦後，控訴你自己的高層，花這麼大精力冒這個風險，從我被捕之後，日產的市值已經虧了100億美金了，而且從我被捕的每一天來說他們都要虧損4000萬美金，所以從我被捕到現在，應該說已經有50億歐元已經被虧損了，也就是每天要虧2000萬歐元。其實很多歐洲的官員他們會說我們需要去定義1100萬這個沒有定義的開支，如果你要有審計人員來進行詢問，你需要先來問CEO，那如果你沒有問題，沒問題，如果你有問題，就應該先找我，比如說我所付的錢所付給學校的支援的費用，你應該找我去解釋，因為從我的角度來說我對於這1100萬沒有任何的解釋的空間，我為雷諾創造了34%利潤的佳績，整個汽車行業上升只有12%，在這期間只有雷諾和尼桑以及三菱這幾家公司能夠實現12%的年增長，公司到底是什麼？公司本身就是要創造價值，如果我們要講創造價值，董事會就需要保護股東。
為什麼我作為日產的股東，作為雷諾的股東，為什麼就沒人關愛我？我也是這兩家公司的股東，另外這兩個公司的品牌到底在何方？很多人問我被關押起來是因為凡爾賽的原因，首先戈恩你做了一個50歲的生日典禮，凡爾賽宮它是發功全球化的象徵和標誌，你會發現所有的外國人都會去這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想去凡爾賽宮。這種說法是非常可笑，大家會說我辦的這個活動是生日宴會，當時我是做了一個演講，我是想做出一種申述，希望對我們所有參加的人，尤其是我的支持者向他們進行呼籲。也許有人會說日產的一些高管不在那裡，我當時所發表的演講並不是針對尼桑的高管，而是針對我的合作夥伴和我的朋友，如果你邀請日本美國和任何的中國觀眾，他們都會去到凡爾賽宮參加我的生日宴會，這個是我的生日宴會。第二點，他們對我的控訴就是我們在凡爾賽宮有一個未經授權的房間的預定，其實我們是凡爾賽宮的大客戶，因為大家都知道凡爾賽宮需要錢來保養自己的建築，他們就跟我說了戈恩先生你能不能幫幫我們，因為我想你過來辦這個活動，也是符合你自己的形象，符合我們的形象，我覺得我也很同意他的這個講法，其實在那種場景下我們對於凡爾賽宮所做出的資助已經有超過100萬歐元支付給凡爾賽宮，大家都知道凡爾賽宮的形象是在這裡的，凡爾賽宮的負責人他說你是我們的大資助人，你是我們的朋友，凡爾賽宮為了感謝我們對他們多年來的資助，讓我們特別使用那個會議室，好多年之後突然之間我們15年周年慶就邀請很多的朋友一起參加，我在這個公司服務15周年，當時我就想到了凡爾賽的館長當時跟我提出來的，我們可以使用他們的會議室來開會，就是CNP這一項支出。
上面寫著是凡爾賽免費給我們使用場地的，是零歐元支出，因為我當時覺得這是商業上的往來，正常的，因為他們是感謝我們的贊助，當然了我們在那裡舉行一個派對，我們也會有其他的支出，15000歐元的支出，但是有人後來說這樣的15000元的支出不能夠直接由你來支出，必須要從雷諾的盈利當中去抵銷這筆支出，當時沒有人跟我說財務上是這樣處理的，我當時並不知道，因為我們使用的所有的在場的工作人員都是凡爾賽的工作人員，凡爾賽宮的工作人員。他們還說我在世界各地都有房產，但其實這些都是日產的房產，他們說這是我秘密持有的私人房產，這是日產的兩位高管在2013年的時候，薩達瓦和他們簽署的，我可以使用在巴西以及黎巴嫩的兩處日產的房屋，是公司的房屋，而且在我服務結束之後可以回購這兩處房產，這並不是秘密持有的，是公司高管當時有簽字的，而且還有法務財務以及當地的工作人員用公司的名義去購買這兩處房產的人都有簽字的，所以這個指控是指控我的個人風格。
還有關於我的姐姐，說我給她了一個合同，她什麼沒做就拿到了一筆錢。為什麼會利用他們，因為她是在里約熱內盧的商會主席，而且他選擇了里約熱內盧作為我們的新工廠的選擇，對日產來說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為什麼會有這筆感謝金，主要就是因為她為我們做出這樣的選擇促成了這個新工廠的選址以及建造，是誰簽了這個文件，他就說是我簽的，他說我沒有注意到，我也不知道我在簽這個文件。但這樣的爭論，檢察官是滿意的，我是不同意的。講最後一點RNBV，他們是用的雷諾的內部的審計團隊，這個審計報告出來之後，雷諾在沒有拿到最後的報告之前，就已經對外公布了，而且裡面有很多涉及我的問題，但並沒有來問我，直接對外公布。如果我理解他們為什麼要打這樣的一場司法戰爭，這一次的審計也完全沒有遵循通常的審計慣例，這些都是小公司，我們好像感覺雷諾、日產都是一些小公司，不需要使用第三方審計團隊，只需要他們內部的審計團隊說什麼就是什麼，簽個字就好了，完全沒有遵照非常謹慎的正常的審計規則。
你們就會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件，會帶來怎樣的好處，到底誰從中獲利，誰成為最後的贏家，通過17年的服務，我將這三家公司雷諾、日產、三菱打造成全球第一大車廠，而且對未來的戰略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我們正想要討論和菲亞特集團，我已經和他們討論兩家公司部分業務的合併，是2017年的時候當時正在討論和他們進行這樣的討論，現在大家也知道雷諾已經不再成為他們的選擇了，當我在管理這家公司17年的過程當中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妥協，如果妥協永遠辦不成，你必須要保證所有的人都全情投入，你必須要展現出非常強大的領導力，否則這些事情什麼都做不成。這三家企業的聯盟現在已經完全瓦解了，盈利也下降了，我現在也沒有看出他們任何的戰略上的領導，也沒有人再相信這個汽車生產聯盟了，而且有一點我們可以看到，菲亞特克萊斯勒選擇了PSA標緻雪鐵龍成為了他們的合作方，而不是雷諾，為什麼他們會丟了這麼大的機會，成為這個行業的老大，這麼大的一個機會，你到底是怎麼把它丟掉的，因為兩家企業完全是互補的，因為戈恩事件，因為這個那個，現在所有的人都說是因為我的錯，我實在無法相信，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完全無法相信。我也要說這不是一個常見的事件，因為戈恩，媒體也會猜測，他逃稅漏稅，其實完全沒有涉及稅務，但他們始終引導媒體相信一些不是真實的情況，我覺得他們做的非常的爛，一個好的企業應該生產好的產品，有好的盈利讓我們的股東能夠獲利，有好的分紅，他們決定「我們要將戈恩的時代翻過去」，的確我成為過去了，戈恩已經成為過去了，因為這家公司也不會有任何的增長，沒有任何新的戰略項目，也沒有任何新的科技創新，所以我發現現在的事實就是這三個品牌的聯盟已經完全瓦解了，已經沒有未來了，這是有政治背景的，這是政治性事件，雖然他們花很多的力氣在媒體當中渲染，這是因為一個個人的違法事件，我是完全無辜的，我否認所有的指控，而且我有很多的證據，而且未來還有很多證據會展現給大家，我很喜歡日本這個國家，我離開日本的原因是因為我需要伸張正義，正義是唯一能夠洗刷我的冤屈，讓大家正確認識我價值的方法，如果在日本得不到正義的伸張我就去別的地方，這就是我為什麼離開日本。
尤其是在座的日本的媒體，在日本媒體當中把我描述成一個貪婪的獨裁者，冷血貪婪的，他們把我形容成一個僱傭兵，我並不喜歡日本，也不喜歡這個語言。但其實我很愛日本，我也很愛日本人民，當我在保釋期間我一個人走去日本的很多地方，也沒有任何的保鏢，我去餐館去電影院，很多日本民眾看到我認出我就跟我說我們都很同情您的遭遇，我們支持您，所以在這種時候，我完全沒有任何對這個國家的埋怨的情緒，而只是檢察官不願意相信我的辯白。為什麼說我是愛日本的，是我重振了日產，共同經歷了金融危機，而且當日本經歷地震和海嘯的時候，我是第一個作為外籍高管回到日本崗位，而且我還去了核電廠，因為當時沒有人敢去受災區域，因為害怕有任何輻射，但是我們那邊是有個工廠，我當時就親自到工廠和當地的工作人員說我們會重建工廠，我非常愛這個國家，也很愛這個公司，這就是為什麼我全情投入做這份工作，為什麼選擇日本會以惡報善，我無法理解，我為這個國家做了這麼多貢獻為什麼會這麼對我，他們還說我貪婪，我貪婪嗎？在2009年的時候歐巴馬的顧問因為當時美國的通用車廠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他們就來邀請我其重振通用汽車，這個在書中是有真實的記錄的，而且給我的薪金承諾非常高，我當然說非常的吸引人，但是我是這艘船的船長，我們這個船正在經歷風雨，我不能在現在棄船逃走，如果你們還說我貪婪，我當時就應該離開接受他們的邀請，當然了我這個人是有自己的原則的。
第三點你們說到我是獨裁者，2018年你才發現我是獨裁者嗎？17年的工作過程當中，有很多的大學裡的教授，包括全球知名頂級的商學院都來採訪我，寫這些關於商業管理的書籍，沒有人發現我是個獨裁者，為什麼17年之後你才發現我是獨裁者？所以這是他們編造出來的內容，而且交給媒體進行渲染，而且大家並沒有反應，但是我可以說我們在日本生活的過程當中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指控，也沒有任何人覺得我們是不好相處的，有的時候可能你有錢有權你就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