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恰逢《陳寅恪文集》出版40周年，為紀念陳寅恪先生，以及為出版《陳寅恪文集》作出重要貢獻的蔣天樞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輩們，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重版《陳寅恪文集》，以紀錄中國當代學術史、出版史上這濃墨重彩的一筆。
2020年1月4日下午，「紀念《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紀念版發布會」在復旦大學隆重舉行。會議由復旦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古籍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舉辦，分為致辭、紀念版揭幕儀式、主題發言、自由討論四個部分。上半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呂健先生主持，下半場由復旦大學古籍所所長陳廣宏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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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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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教授致辭
陳寅恪、蔣天樞先生，都與復旦有深遠的淵源：陳寅恪先生早年就讀復旦公學，而蔣天樞先生長期任教於復旦大學中文系和古籍所，毫無疑問他們是我們的榮耀，是值得我們長久記憶的先輩。眾所周知，他們兩位是清華國學院時代的師生，而更因為《陳寅恪文集》而深刻地連接在一起了。
陳寅恪先生可能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他的學術研究兼括了傳統文史的諸多領域，而都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尤其具有開闢新天地、引領一代學術方向的典範性。同時，陳先生絕不僅是傳統文史學術的延續和光大，更融通與化合了海外的學術觀念、方法及視野。他早年遊走東洋、歐美，便顯示了他在那一代知識人之中最開闊、最廣大的人生和知識格局。然而陳先生作為偉大的歷史學家，自身亦無法超然於二十世紀嚴酷的歷史環境：僅就其學術的一些重大變折來看，他在二十世紀末從淵源歐洲學術的佛學、蒙元史、中西交通之學轉向中國中古史，很大程度上是當時政治格局的變化導致的清華教研環境的轉變；他在殘酷的中日戰爭前後完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偉大的著作；他在晚年盲目而因壓力結束教學之時投入明清詩與史的研撰——在很大程度上，都呈現了一個偉大學者面對他無法掌控的時代紛紜所做的頑強奮鬥。
作為陳寅恪先生的弟子，蔣天樞先生所表現出的精神是一樣的，他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忠於老師、忠於學術，勉力完成第一部《陳寅恪文集》的編校，傳續學術文化之精義而不墜，可歌可泣。蔣天樞先生編校的這部《陳寅恪文集》，在八十年代以來的很長的時間裡，對學術界認識和發揮陳先生的學術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很可能是超過以後的各種文集的。
02 復旦大學古籍所所長陳廣宏教授致辭
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思想集中體現了中國近現代人文學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型。《陳寅恪文集》承載了陳先生的思想和學問，《陳寅恪文集》的編輯又見證了陳先生和弟子蔣天樞先生傳授的淵源，這是我們開這樣一個紀念會的緣由。我們復旦古籍所是一個不大的研究機構，我們1983年建所，歷史也並不長，建所的整個過程都和蔣天樞先生的晚年聯繫在一起。蔣先生晚年做了兩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為老師出《陳寅恪文集》，一件是古籍所成立之後，帶古典文獻學和古代文學的研究生。我自己也聽過蔣先生專書研究的課，我們那一屆是7個人。蔣先生整理師說，是因為他認為陳寅恪先生是中國歷史文化所託命之人，而他傳授師說，也是因為他要為中國文化續命。《陳寅恪文集》當然是陳寅恪先生一生學問所系，陳先生和弟子蔣天樞先生傳授的淵源同樣是一筆精神文化遺產。
我們從陳先生所說的「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然後真理得以發揚，再從章培恆先生所說的「追求真理，鍥而不捨」，「縱罹困厄，毋變初衷」，可以看到精神層面的一脈相承。我們做學問也應該遵從陳先生所說的，如果要在思想上自成系統然後有所創穫，必須是一方面輸入外來的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我們古籍所一直在籌劃建立蔣先生的文庫，並已建立了章培恆先生的紀念室，通過這些對我們的研究生進行學術傳統的教育，把我們前輩學者的精神發揚光大。
03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先生致辭
我們回顧這四十年中國學術界的發展、中國史學界的發展，陳寅恪的影響越來越大，讓我們由衷地欽佩四十年前出版文集的前輩是多麼地了不起。陳寅恪的著作最早並不是給上海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是給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的，陳先生對其編校質量不滿意，請他在復旦的弟子陳守實先生和當時上海的古典文學出版社聯繫。守實先生也是陳寅恪先生的忠實弟子，對文字格式、出版時間乃至稿費都有具體入微的要求，一年之內給古典文學社寫的信大概就有十來封。古典文學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對陳先生非常尊重，幾乎答應了陳先生關於出版方面的所有要求,也得到了陳先生的肯定和信任。1958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改組成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向陳先生約稿，就是《金明館叢稿初編》，這本書完全是陳先生生前編定的。書信往來中，得知陳先生正在撰寫另一部著作《錢柳因緣詩釋證》（後更名為《柳如是別傳》），也積極約稿，並得到陳先生的同意。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兩種書未能及時出版。
陳先生在1969年去世，1976年後，陳先生的弟子蔣天樞先生寫信給他在「中華上編」的好朋友呂貞白先生，建議出版陳先生的遺文稿，呂貞白徵詢負責人李俊民。李俊民上報上海出版局，當時負責終審的羅竹風同志認為陳先生的著作非常值得出版，就由上海出版局出面和中山大學黨委聯繫，得到了中山大學黨委的支持，將陳先生在中山大學的一些稿子移交給上海古籍出版社。蔣天樞先生再加以整理、校勘，1980年出版的《陳寅恪文集》，就是三種論文集加《柳如是別傳》；後來又收入原來刊行的三種專著，蔣天樞先生撰寫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作為附錄，最後形成了現在8種10冊的規模。
《陳寅恪文集》的出版，體現了我們上海出版人敢於解放思想的魄力。因為從1949年到1980年，學者出文集的沒有過，只有作家巴金、茅盾等出過文集。給學者出文集，這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或者說是上海出版人的一個創舉，也是當代中國學術史、當代中國出版史的一大亮點。
04 陳寅恪先生外孫女董景同女士代表母親
陳流求及姨媽致辭
今天，我們借《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之際，特別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歷任領導李俊民、錢伯城、包敬第、魏同賢、李國章、高克勤等先生，以及參與此項工作的各位編輯。40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陳寅恪文集》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出版該類書籍實屬不易，時任社領導毅然決定出版，足見當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領導的膽識和卓見！時隔30餘年後，貴社出版的手寫本《唐代政治史略稿》，無論是版式設計或裝幀，都堪稱上乘。
《陳寅恪文集》的出版，首先是復旦大學資深教授蔣天樞先生功不可沒，同時也少不了先父友人和學生的支持，如先父的助手黃萱先生也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先父生前已發行的單行本均由黃萱先生記錄整理。
作為先父文稿出版託付之人的蔣先生，他在先父生前就花了大量精力修訂整理舊作，搜集、考辨、抄錄了有關史料寄給先父。1976年後，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義無反顧地中斷了自己的學術研究與寫作，轉而將其全部精力用於編纂先父的這套文集。為使文稿儘早付梓，又致信相關領導請予支持。他為此嘔心瀝血的付出不僅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師生之誼，更體現了一位學人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己任的崇高信念。正是蔣先生這種對學術傳承的執著精神促成了《陳寅恪文集》的出版。在整理文集的同時，蔣先生又撰寫了《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在此過程中，為了了解核實情況與我們姊妹及堂姐陳小從書信不斷，現存陳流求家中由蔣先生親筆書寫的信封尚有六十多個（大多數信函已轉寄他處)。今蔣先生雖過世32年了，但他對中華學術的傳授及其學人的品格，至今令我們後人肅然起敬！每當我們翻閱這套文集時，總會想起先生，我們相信，今天這個紀念會也是對九泉之下的蔣天樞先生最好的告慰。（陳流求 陳小彭 陳美延）
05 蔣天樞先生外孫女呂海春女士致辭
外祖父對於我來說，首先是那位被我稱為阿公的老人。他在我眼中是一個很可愛、有點固執又很老派的人。經常浮現在我眼前的那一幕，是他敲著一根拐杖，對著我們幾個小娃娃吹鬍子瞪眼的那個形象，然後我們幾個小娃娃過去哄一哄，他就又開始眉開眼笑了。所以，這樣一個形象和我在很多文章中看到的那樣一個狷介而又耿直的老人形象是難以重合在一起的。我又想起來了很多小細節，外祖父在我心中的形象也立體起來。在生活中他可以很隨和，但是在學術研究中他是非常嚴肅而嚴謹的。在這裡我分享幾個小故事，都是和我成長相關的，也是從一個側面來印證很多坊間的傳聞。……小時候我也還挺喜歡讀書的。有一年我讀了《白話唐傳奇》，寫信告訴我外公。後來，到了假期，我到上海來，他就說要帶我讀《唐人小說》，豎排繁體的。那時候我應該是在小學，就覺得奇怪，為什麼要讓我讀原文？我現在漸漸理解了，這是他一以貫之的學術主張，你真正要學習一個東西，研究一個東西，必須要讀原典，必須要讀原文。外公教我讀《唐人小說》的時候，是不允許我坐在那裡的，必須要站在他身邊。他拿著書跟我講，這一堂課他講完一篇小說要多長時間，我就要在那裡站多長時間。
我覺得在學術上他就是這樣一個秉承傳統又恪守誠信又極為較真兒的老人，他的這種特質也使他最終能夠成為陳先生學術傳承的一個託命之人。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外祖父做的這件事情，但是當我得知這些的時候，沒有任何的疑惑、懷疑，覺得是這麼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
外祖父致力於陳先生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精編精校的工作，我的體會是他有一種深沉、強烈甚至很急迫地對中國學術傳承的責任感在其中的！
二、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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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長李國章先生、復旦大學中文系原主任陳允吉教授共同為《陳寅恪文集》紀念版揭幕，兩位都是蔣天樞先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弟子。
三、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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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天樞先生與《陳寅恪文集》
邵毅平、陳麥青、陳正宏
蔣天樞先生的三位學生，復旦中文系邵毅平教授、復旦大學出版社陳麥青先生、復旦古籍所陳正宏教授，深情回顧了蔣先生的治學與為人，以及編校《陳寅恪文集》的點滴往事。
邵毅平教授：「我是1979年到1982年隨蔣先生讀書的，那個時候正好陳寅恪先生文集進入了收官的階段……我知道的就是交完稿子以後，大概過了一年，蔣先生得了重病，據說是病毒性感冒，非常兇險。兇險到什麼程度？1981年整個上半年基本上就住在華東醫院。當時其實我只知道蔣先生是因為編撰陳寅恪先生文集積勞成疾，具體不了解，現在回頭再來看，當時蔣先生已經差不多虛歲79，將近80了，這套文集版面字數是兩百萬，實際字數至少也是一百五六十萬。哪怕是後來的校對工作，對這樣的一位老人來說任務都是非常巨大的。」
陳麥青先生：「我是1983年跟蔣先生念書的，當時《陳寅恪文集》已經全部出版。其實幫蔣先生做事情做得最多的人就是邵毅平。……蔣先生還有相當一段時間是花在一個事情上面，這個事情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就是剛才高克勤講的呂貞白先生。呂先生比蔣先生早去世，呂先生去世以後，呂先生的文集都是蔣先生關注張羅的，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出來。……蔣先生不光是對老師，對朋友都傾注了很大的心力，這個精神在我們復旦是有傳承的。」
陳正宏教授：「我是蔣先生的最後一個也是最調皮的弟子，我是1985年本科畢業直研，先是做章培恆先生的學生，過了一年章先生跟我說，你老跟著我這樣弄不行的，還是要跟著一個比較嚴格的老師，所以我去跟了蔣先生。……《陳寅恪文集》已經全部出來了，我上課蔣先生也從來沒跟我提過陳寅恪。但是蔣先生叫我做過一個事情，可以補充，我進去以後，他基本上病是好了，但是拄著拐杖，他那個時候就開始做陳寅恪先生的讀書札記。我後來整理的時候發現過邵毅平的手稿。這個整理出來以後，蔣先生寫了一個序，叫我抄，我說現在都有複印機，複印一下不行嗎？他說不行，必須抄，而且要抄幾份，你可以用複寫紙，但是必須抄。我後來慢慢意識到這就是傳承，讓你這樣一個字一個字抄的時候，你才能意識到這個問題。」
陳寅恪先生與復旦前輩學人
陳允吉
「陳先生是我們中國近現代很少幾個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學術大家，蔣先生完成了陳先生的託付，把《陳寅恪文集》編輯出來。那麼當時他們在清華研究院的老同學當中，姜亮夫先生講過一句話，蔣先生完成《陳寅恪文集》編輯，是我們同學中貢獻最大的。……」
陳允吉先生回憶了向蔣天樞先生問學及交往的點滴故事。「古籍出版社的書出來以後，我沒有錢全買，買的是《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和《寒柳堂集》，《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是蔣天樞先生送給我的。有一次看到《金明館叢稿初編》中有一篇《書魏書蕭衍傳後》引《顏氏家訓》的話，標點有點問題。……蔣先生跑到我宿舍來找我了，我住在4樓，當時他已經七十幾歲的年紀，爬4樓很累的，背著個藍布包。他說，聽說你看到這個書上有錯，你給我看看，我馬上找出來，蔣先生一看發現是錯了。然後跟我說，這樣我把所有校出的錯都給你，你把這些都抄下來，過錄到一個本子上。蔣先生這麼認真，不敢不照他說的做。……我過錄下來以後，蔣先生就嘆了一口氣，他說這樣的書，現在讀的人越來越少……」「大家對蔣先生印象比較深的是上課的吟誦，凡是韻文，蔣先生都是吟誦的。蔣先生平常看他身材很瘦小，但是吟誦起來的聲音綿渺宏長，非常好聽。」陳先生曲終奏雅，模仿蔣天樞先生現場吟誦了一段。
陳寅恪對今日歷史學的意義
姚大力
「已經過去整整50年了，陳寅恪離開這個世界，但是今天重讀他留下的文字，我們仍很容易產生雖已隔世而略無隔世之感的慨嘆。正因為如此，陳寅恪對我們今天的歷史研究就愈加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姚大力教授認為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陳寅恪是一名深深紮根在中國文化傳統土壤之中的現代學術巨人。第二，用陳寅恪自己的話說，他自始的出發點是探求真實，而其指歸則為以供鑒訓。第三點，陳寅恪對今日中國史學的意義在於，他用自己的行動昭示我們，無論外在環境如何，只要你自己還想從事嚴肅認真的史學研究，經過努力，這一點總還是能夠做到的！」
陳寅恪先生詩史互證治學方法
與近四十年唐代文學研究的學風變化
陳尚君
陳尚君教授回顧了自己在學生時代和《陳寅恪文集》及蔣天樞先生結下的特別的因緣。然後提出：「《陳寅恪文集》的出版，對於最近40年中國文史之學轉型所起的作用，我特別願意講唐代文學的部分，尤其是唐詩研究的部分，現在人願意講的就是陳寅恪先生治學的核心是『詩史互證』。我願意更直接地說，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大概是與他的家學以及他早年的讀書習慣分不開的。」圍繞陳寅恪先生所做的唐人別集批點本如韓偓詩、《陳子昂集》之批點，個人撰著如《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初二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的相關部分，分析指出陳寅恪先生善於在常見文獻中讀出一般人讀不到的問題及有別於傳統文史考據的治學方法，在文史互通中推究事情之真相。「陳寅恪的考證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很多問題之追究是打三四個不同的彎，也就是說，反覆地推究史料以後得出新的結論。」最後總結，近四十年唐代文學研究在考訂作品、別集箋證、闡發新史料價值方面的學風轉向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與陳寅恪等先輩的治學方法和學術影響分不開的。
不負國寶，襄進學術
——陳寅恪對敦煌文獻的利用與闡發
榮新江
遠道而來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教授，首先回憶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陳寅恪文集》，「不僅有我們常見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還有把寅恪先生散篇文章匯集在一起的《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以及我們過去沒有見過的《柳如是別傳》，這對於我們當時如饑似渴讀書的中古史、敦煌學的學子來說，是多大的恩惠」！之後榮新江教授從三個方面詳細分析了陳寅恪先生對敦煌學的貢獻，以及他對敦煌文獻的利用及其方法：「第一，明確提出『敦煌學』的概念；第二，利用敦煌文獻研究宗教、歷史、文學並關注民族語言文字；第三，為敦煌學研究指出宏觀的發展方向。」
四、自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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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討論階段也是氣氛熱烈，高潮迭起。陳福康教授回憶當初讀《柳如是別傳》是如何「帶勁」，以及寫文章指出書中幾處錯誤而與《柳如是別傳》責編魏同賢結識。查屏球教授以個人讀書經歷，闡發對「自在之學」「自由之學」的理解。陳建華教授對《柳如是別傳》也是情有獨鍾，並從海外留學、研究的角度，反觀陳寅恪先生學術之「前衛」。傅傑教授說他年輕時曾「打著姜亮夫學生的旗號」而有幸與蔣天樞先生進行了半個小時的「漫談」，並分享了幾個與陳寅恪先生、蔣天樞先生相關的掌故。何佩剛教授深情回憶了在蔣天樞先生生平的最後幾個月，因為之寫作傳記的緣故，曾有七八次深入採訪的機會；敘述陳寅恪先生、蔣天樞先生人生經歷時，感佩其精神而一度哽咽。
陳福康教授
查屏球教授
陳建華教授
傅傑教授
何佩剛教授
《陳寅恪文集》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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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文集》紀念版（精裝）
文集收錄陳寅恪先生作品凡七種，分別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蔣天樞先生撰寫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作為附錄。紀念版均據原版影印、修復。正文部分，《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在1982年重印時根據各方意見進行了修訂，其中《金明館叢稿二編》增補文章五篇。故此四種，據一版二次影印。其餘幾種，均據文集初印本影印。封面、內封、插頁等，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檔案中完整保留了題簽、封面紋樣、圖片等原始素材，美編據此修複製作。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力求奉獻給讀者「原汁原味」的《陳寅恪文集》。同樣，紀念版也分精裝、平裝兩種形式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傳播千年文明 奉獻傳世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