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詞的興起比西蜀稍晚。主要詞人是元老馮延巳（903—960），中主李璟（916961），後主李煜（937—978）《花間集》結集時，馮延巳38歲，李璟25歲，李煜4歲三人中李煜生年遠在「花間」詞人之後。其餘兩人，馮延已活到近60歲《十國春秋》本傳說他「工詩，雖貴老且不廢……尤喜為樂府詞」。
其詞從表現的孤淒抑鬱心情看，多半應是中年後個人處境孤危時的作品。李璟傳詞4首，均愁怨傷感，代表作《浣溪沙》（「菡萏香消」），王國維說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人間詞話》），也不可能是25歲以前的作品。可見，南唐詞的興盛期晚於蜀詞。較之「花間」詞，南唐詞對歌舞場面，女子容貌服飾，以及鳳屏鴛枕、閨房陳設的描寫，有所減少和淡化不像「花間」詞那樣脂香粉膩。與此相應，對心境意緒的表現增強用筆較為虛靈概括，語言格調趨於自然優雅。總之，文人士大夫的氣息增長，歌容舞態，酒色情慾的成分下降。
這些不同，與南唐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有密切關係。南唐不同於西蜀西蜀有巴山險阻做屏障，偏安一隅，君臣縱情逸樂，溺於聲色而不知返。南唐在地域上與中原為鄰，長期處於周、宋的威脅之下。李璟943年即位，958年遣使上表於周，去帝號，稱南唐國主。李煜961年即位，國勢更弱，臣事於宋，年年納貢。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南唐，統治者雖淫奢而又不可能沒有一點憂患意識，就使他們在吟風月醉花柳的時候，沒有「花間」詞人那麼沉迷，且常常生出迷惘惆悵的情緒，有某種節制和反省。在文化生活上，西蜀錦城的奢麗向來有名，割據以後，文化較晚唐時期更加偏離雅正，朝向以娛樂消遣為中心的世俗化方向發展。
這從前蜀後主王衍「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醉妝詞》）一類詞中，可以充分感受到那種緊緊貼靠「遊戲」「宴樂」的艷情與世俗氣味。南唐則不同，首都金陵為六朝古都，文化中雅正傳統的影響較西蜀為深。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大臣徐鉉、韓熙載、馮延已等都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詞到他們手裡，脂香粉膩趨淡，情調趨向優雅，乃是很自然的事。
馮延巳、李璟、李煜三人，李璟詞風格介於馮延巳和李煜之間，可算兩人中間的過渡，從詞史發展進程看，李煜超越了馮延已與李璟，後來居上。但北宋前期，晏殊晏幾道歐陽修等人主要是繼承馮延已的作風，幾乎直到蘇軾從事創作，才能看到類似李煜的抒寫方式。領先發展的，不一定為緊接而來的時代所接受，倒是慢走一步的引導下一時期，從而構成五代到北宋一段詞史演進中曲折迴旋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