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恐慌與法國大革命

經濟觀察報 發佈 2020-01-13T01:51:41+00:00

雷頤/文喬治·勒費弗爾的《1789年大恐慌:法國大革命前夜的謠言、恐慌和反叛》於1932年在法國出版,距今已近90年了。

雷頤/文

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Lefeb-vre)的《1789年大恐慌:法國大革命前夜的謠言、恐慌和反叛》於1932年在法國出版,距今已近90年了。這是一部經典之作,至少在兩個方面都有開創之功。首先,是把法國大革命前的農民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如此重視社會底層的農民,分析農民與法國大革命的關係,前所未有。此前提起法國大革命,人們想到的就是巴黎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第三等級」,法國農民不說被忽視,也是被嚴重輕視。此書出版後,法國革命中的底層、鄉村和農民作用漸為史學界重視,成果甚豐。第二,這又是一部研究社會集體心態的開拓之作,詳細研究了法國大革命前夜和大革命初期謠言的傳播路線、方式以及如何引起各地的「大恐慌」,再進一步研究、分析了「大恐慌」與「大革命」爆發和暴力之間的關係。對集體心態的研究,開啟了後來被稱為「心態史」的史學潮流。

1874年,勒費弗爾出生在法國與比利時交界處工業城市裡爾,祖父是紡織工人,父親是一個小會計。由於家境貧寒,他主要通過助學金維持學業,根本無法到巴黎求學。大學也只能是在「外省」里爾度過。畢業後曾服兵役,在中學教書。無論是在一戰時期還是和平時期,一有機會他就進行自己的歷史研究,終於在1924年完成了博士論文《法國大革命時期諾爾省的農民》並在索邦大學通過答辯。他長大的里爾城就是諾爾省省會,對家鄉情況當然熟悉;家境貧寒、祖父是工人,或許是他重視底層研究的背景。博士論文對法國大革命時期一個省的農民狀況進行研究,幾年後對大革命時期的農民做全國性研究,順理成章。

完成這篇博士論文他年已半百,正是這篇論文使他成為公認的一流歷史學家,擺脫了中學教職,榮任大學教授,雖仍在中部一所小城的大學任教,但不久就受聘為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歷史教授。

年鑑學派的兩位重要創始者馬克·布羅赫(MarcBloch)和呂西安·費弗爾(LucienFebvre)此時也在斯特拉斯堡大學歷史系任教,剛剛創辦了年鑑學派的奠基性刊物《經濟與社會史年鑑》。年鑑學派的觀點是注重社會經濟史的基礎性、結構性研究,注重社會底層研究,這與勒費弗爾的研究路數不謀而合。由於成果甚豐,勒費弗爾在年過花甲的1935年終於在著名的巴黎大學任教,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仍是法國大革命史,於1959年去逝。

這本書是勒費弗爾的成名作。在這部著作中,他按時間順序追溯法國大革命時期謠言、恐慌的傳播路線,確定各種謠言的源頭。他發現,引發鄉村謠言的「源頭」大多非常平常,如一群牛在遠處揚起塵土,一群僧侶突然出現在森林……種種謠言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邪乎可怕,越邪乎可怕傳播速度越快,也就越來越信以為真。出於對災難即將來臨的恐慌,農民開始組織自己的武裝。革命前夕農民開始組織起武裝來,在革命發生時他們自然參與其中,日益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

雖然曾有諸如皇家捲入了糧食投機生意,有關皇后所說的「如果他們沒有麵包吃,何不吃奶油蛋卷?」這類被歪曲甚至完全子虛烏有的傳言,給農民的不滿和憤怒火上澆油,但正如作者所說:「君主制和封建制的老舊建築,挺過了多次這類危機」,「但是,在1789年,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憧憬;路易十六本人,希望農民從長達千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為此下令召開三級會議」。鄉村的謠言、恐慌,漸漸成為大革命的一部分。

謠言引發農村大恐慌,自然有深層原因和背景。大恐慌最早產生於對「盜匪」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又可以由1789年前夜法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得到解釋。在舊制度下,乞討本是鄉村的一大禍害。從1788年開始,國家政策失當再加天災,經濟弊端,失業和生活成本高漲加劇了糧食恐慌,產生了饑荒,而饑荒又引起大大小小許多騷動,使社會秩序更加惡化。乞討者和流浪漢越來越多,開始產生盜匪。真正的盜匪其實不多,許多乞討者和流浪漢也被說成是打家劫舍的「盜匪」。傳說中的盜匪越來越多,並且還傳言這些「盜匪」不僅搶奪富人之家,還要搶收農民的莊稼。許多地區的農民,陷入恐慌之中。

勒費弗爾進一步把謠言的傳播和恐慌的產生分為三個層面作了分析和解釋。第一個是長期因素,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人長期處於赤貧狀態,生活非常不穩定,對現實非常不滿。第二層面是短期因素,1789年法國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流浪漢空前增多,鄉村流傳許多關於盜匪要搶劫、血洗村莊的傳言,於是農民迅速武裝自衛。第三個層面是1789年7月14日革命爆發後,傳言貴族要利用「盜匪」搶奪糧食,於是這些武裝起來的農民立即參加革命,成為「革命群眾」。

謠言與謠言穿行其間的「背景」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謠言具有不同的指向。在大革命背景下,謠言自然指向貴族。例如,1789年7月19日,巴士底獄剛被攻占幾天,小城維祖也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慶典結束後,餘興未盡的支持革命的士兵與民眾到一座城堡繼續歡慶。城堡中的僕人熱情款待他們,但午夜時分他們離開經過小花園時,地窖里的一桶火藥突然爆炸,五人身亡。後來查明,這完全是一次意外事故,但當時,「民眾只聽到一聲召喚:有人設計謀害第三等級了!」這個事件在全國引發了軒然大波,在一些地方成為農民起義的信號,造成了東部和東南部的大恐慌。「雖然歷史學家很少討論這一事件,它其實可算是1789年7月最重大的事件。」

農民一旦深信貴族正在密謀反對第三等級,便不再滿足於僅向城市第三等級提供支援,而是也向農村的封建制度發動攻擊,拒絕支付封建貢賦稅,好幾個省的農民紛紛起來要求廢除封建特權,銷毀文契檔案,甚至燒毀城堡,他們認為這是響應國王和國民議會的號召。早有傳言說,國王同意召開第三等級會議其實是想改善他們的處境、並且已經批准了他們的請求。他們確信,國王譴責了那些反對第三等級的密謀者,所以他們摧毀這些密謀者的特權,就是順從國王本人的意願。他們相信,國王已經頒布為自己的子民伸張正義的詔令,而這些詔令據說真實存在,只是沒有被公開,是被別有用心的神甫、貴族藏匿起來了,言之鑿鑿,不由農民不信。甚至有傳說,國王希望他們燒毀城堡,反叛貴族,農民當然更加勇敢、過激。許多鄉村謠傳有盜匪要來搶收莊稼,於是農民組織起來武裝自衛,但最後發現並無盜匪,反過來又傳說這是貴族有意散布的謠言,為了破壞農民收割,作為報復手段。巴黎從來就有大量乞丐和流浪漢,與貴族毫無關係,但在鄉村卻傳說這些「盜匪」已被貴族收買,要到農村來向村民報復。早在1879年7月初,大革命剛剛爆發,農民就相信本國貴族和外國勢力結成聯盟,勾結起來鎮壓革命。

在革命的背景下,所有矛頭都指向平素欺壓他們的貴族。「於是,在7月下旬,無數引起全國動盪的原因,同所謂的『貴族陰謀』突然發生化學反應,這就是大恐慌產生的決定性原因。」

對恐慌傳播者的身份,勒費弗爾也作了細緻研究。傳播謠言的,不僅是農民,還有許多有身份的人士,甚至是政府當局本身。因為情形緊迫,當局也無法查證實情,結果各方聽到謠言都寧信其真,斷然採取種種防範措施。但政府、貴族採取的種種防範措施,使恐慌情緒蔓延更加迅速、更加廣泛、更加嚴重,這反過來使傳信謠言的人又更多。大恐慌之所以能傳播到如此遙遠的地方,恐怕要歸功於沿途的不斷爆發,一再加強了它的擴張勢力,這些恐慌成了大恐慌的接力站,與原發恐慌區別開來,次生恐慌或接力恐慌。謠言與恐慌,形成互動,在這種互動中各自迅速「增量」。

在這種氛圍下,敢於公開對謠言表示懷疑就成為一件冒險之舉。農民認為那些質疑傳言的人是為了麻痹他們的警惕性,是盜匪的同謀,貴族的幫凶,應受嚴懲。謠言而無人質疑,就更具有「真實性」。

大恐慌期間,各地警報頻傳,城市市民自發組織、武裝起來,鄉村農民也自發組織、武裝起來,市民、農民獲得了武器和彈藥,也得到施展拳腳的機會。大恐慌使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使農民有了參與社會劇變的平台。謠言、恐慌,是廣大農民參加大革命的催化劑,正是農民的參與,為1789年8月4日制憲議會徹夜開會制定一系列反封建法令鋪平了道路。這次會上提出的廢除貴族狩獵、鴿舍、兔囿、免稅等特權和教會什一稅等諸多提案,後來陸續通過,形成法令。

作者的研究表明:「大恐慌的主要後果是加深了民眾對貴族的仇恨,鞏固了革命運動。」「大恐慌,由於它引發的激烈反應,對社會衝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三等級的成員之間展現出的階級團結令人驚嘆不已,他們更加意識到自身力量的強大。」「簡單說,大恐慌為大起義做了彩排,可以說是第一次全民總動員,在此期間,民眾常展現出大革命時期的戰鬥精神,特別是那些令人想到1792年和共和二年的標語。在於澤爾克,民兵佩戴的徽章上寫著:『不凱旋,毋寧死』……」「這些民族自豪感和團結精神,已經和大革命的激情形影不離。」

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會有種種謠言,有的無關政治,有的與政治密切相關。政治動盪、社會危機時刻,與政治相關的謠言格外流行。謠言的指向,折射出背景的鏡像,是人心向背、社會導向的風向標。在種種謠言中,人們信此不信彼、傳此不傳彼,使之格外流行,形成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其實也是社會心態的表征。

研究社會心態史,委實不易,尤其容易流於觀念、理論大於或重於史實,過於空泛之弊。但勒費弗爾卻是位心細如髮的歷史學家,一貫提倡綿密的考據,身體力行,同行說他對考據「近乎痴迷」。對考據近乎痴迷的史學家,對社會心態史的分析研究又容易流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其表不見其里,缺乏理論概括、提升和洞見。但這本著作卻是在大量史料和綿密考證的基礎上,對社會底層的謠言與恐慌作了細緻分析與理論概括。

這本書1932年出版後,成為此中經典,謠言與社會、政治、底層的關係成為史學家的研究對象,蔚成流派。美國漢學家孔飛力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就深受其影響,確為此派新近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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