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是黃帝以後比較著名的部落聯盟首領，堯去世前，堯把部落聯盟首領位置讓於舜，推舜為帝... ...這種讓位，歷史上稱為「禪讓」。但自堯舜禹之後，就開始了中國王朝的歷史，此時的王位繼承也開始採用世襲傳承的方式，此制度是與宗法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家天下」的時代也就自此開始了。
公元前221年，秦國從七國中脫穎而出，滅掉其他六國，一統天下。自那時起，秦王朝皇帝嬴政就將自己的稱呼改成了「皇帝」，並自稱為「始皇帝」，以此來表示秦王朝的統治自此開始，並且，還會綿延萬世。
我們不知道的是，跟嬴政的風格完全不搭的「禪讓制」繼承方式曾經被他納入過考慮範圍，並且，召集百官加以討論。
關於此事，在《說苑·至公》中有著明確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就召集群臣商議王位繼承方式問題，並且，在討論的過程中仔細分析了五帝的禪讓制和三王的世襲制各自的優缺點。」而且，從秦始皇的話里可以看出，他覺得自己的德行堪比五帝，所以，想要採取五帝的繼承方式，用禪讓制以傳承大秦帝國。
結果，有個叫白令之的人對他的說法表示不敢苟同，嚴厲地斥責秦始皇乾的是暴君的活兒，卻想自比五帝的功德，這簡直是豈有此理。
當時秦始皇就怒了，質問他：「自己什麼時候幹了暴君的事，如果不說明白就得死。」白令之當即也是面不改色，從容應對，然後，一樁一件地將秦始皇幹的事都列了出來，特別提了他大興土木建造阿房宮和後宮佳麗三千的事。甚至，在後面還不忘加上一句：「就你這樣濫用民力，偏執自私，德行根本不能跟五帝相提並論，所以，禪讓的事更不用說了。」
聽完，秦始皇倒是也沒惱羞成怒，而是再沒提禪讓的事了。
當然，也有一種解讀，秦始皇為什麼召集群臣討論禪讓還是世襲，其實是別有用心。作為一個控制欲極強的皇帝，又統一了中國，如果想實行禪讓制，昭告天下即可，何必要討論呢？
他之所以能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那就說明：「秦始皇不想實行禪讓，只是借這個問題討論並且否定禪讓。」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太敏感，所以，根本沒有人敢回應，只有這個聰明的白令之真正的讀懂了秦始皇的心理，所以，就站出來解釋了。
當然，從這裡也能看出秦始皇的聰明之處。這也就是為什麼，秦始皇最終沒有將其治罪的原因了。但對於這種猜測，我們暫且不做討論。
其實，對於此中記載在我們公認較為準確真實的《史記》中並沒有明確記載，所以，許多史學家都對此保持懷疑的態度。而且，秦始皇是個什麼樣的人大家都很清楚，連自己的稱呼都要改成「始皇帝」以表示自己的統治千秋萬代，如此霸道又專權的皇帝怎麼可能會採用禪讓制，讓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落在別姓人手中呢。
但是，若是將這段材料和《史記》中的相關記載相聯繫分析，我們就會發現：《說苑·至公》中記載的這件事，其實，在正史中也是有跡可循的。
據《史記》中載：秦始皇儘管獨斷專權，但是，他在位時期還是設置了很多的博士，這些人專門針對皇帝提出的一些治國策略提出自己的意見，也就相當於現如今的議員，只不過，相對現代，這些博士更像是一些國家顧問一樣的存在。
每每國家有重要的決策問題，秦始皇就會將這些博士們都叫過來，討論下每一項政策的優缺點，給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由秦始皇做最後的決策，再由下方的官員具體執行。我們所熟知的秦朝郡縣制度，其實，就是在這種程序而確定的，極大地減少了君主決策的「個人性」，最大限度的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過失。
而一個國家的王位繼承方式對一個王朝的意義跟郡縣制是否實行是一樣的，需要慎重再慎重，所以，秦始皇會召集百官集體討論就有理有據了，從這點來說，兩本史書的記載是相互吻合的。
其實，就算秦始皇真的有禪讓的心，當時的社會條件也是不允許的，時代已經發展到了封建時期，禪讓制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人們越來越重的私心反而會導致整個制度變質，皇權混亂，朝政動盪。
不過，就算秦始皇有這種禪讓的心思並不算奇怪，這跟當時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關係。
從戰國時起，社會上一度很是流行禪讓的風氣，當時人們認為先祖堯舜禹是他們的榜樣，自己也想要向他們一樣流芳百世，於是，很多人都會效仿他們那時的繼承方式，加以禪讓。先秦的文獻曾經記載過類似的事件。
說魏國的國主、秦國的國王以及燕王都曾經起過禪讓的心思，並且，雖然前兩個國王或許只是想想，但是，其中燕王禪位給予之的事在歷史上是真實發生了的，這在當時造成了很大的轟動。儘管，商鞅在秦國大肆宣揚法家思想，但是，這種讓賢的說法仍是在秦國很是流行，著名的呂不韋就曾經力證這一繼承方式的可行性。
而秦始皇之所以想要用這種方式繼承國家，也只是單純的頭腦發熱。他自覺自己的功德品行可以跟五帝相提並論，於是，就想著效仿禪讓制，用這種方式將自己的功勞昭告天下，以彰顯自己的美名。這純粹是虛榮心作祟，跟治國扯不上邊，所幸後來被白令之給訓醒了。
而這個事件之所以會被人忽略：
首先，跟秦始皇本人給人的專制獨權的印象有很大的關係，因為，「禪讓」完全就不是他的風格。
再者，就是《史記》的記載對人們來說就是金科玉律，太過於相信了。
其三，很多人會忽視《說苑·至公》這種類型的史料的價值，治史不夠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