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東漢始設使匈奴中郎將，這既是護衛，又是監控，南匈奴從而成為東漢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較之西漢對南匈奴的政策，更進一步發展。
匈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北方遊牧民族，公元前209年，冒頓單于殺父自立，統一蒙古高原，與中原發生頻繁接觸。經歷了一段輝煌後，遭到漢武帝大舉征 伐，至 宣帝時匈奴實力大減，加之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導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呼韓邪單于主動附漢，在漢大力扶持下，力量壯大並重新統一各部。
東漢初年，匈奴在漢匈力量對比中再次呈現優勢。然而到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地區發生嚴重天災，「人畜飢疫，死耗太半」，統治集團內部又因爭奪權力，發生分裂。南匈奴單于右日逐王比以其祖父曾附漢為由，搶先附漢，得到東漢政府的扶植，入居塞內。
而北匈奴向東漢提出修好的請求，未得到東漢的認同，只能繼續留在漠北。後來在東漢、南匈奴及烏桓、鮮卑等聯合攻伐下，除十萬餘落留在原地與鮮卑融合外，主力只好向西遷徙。南、北匈奴各自向不同方面發展，再未統一，直至衰亡。
一、東漢對南匈奴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南匈奴右日逐王比在南邊八部大人推舉下立為單于，請求附漢，願為漢藩屏。東漢對南匈奴採取了如下政策:第一，幫助南匈奴設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部將加以護衛，賜南單于冠帶印璽，允其部眾入居緣邊八部。史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八部大人共議比為呼韓邪單于，……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
同年「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綬、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南單于每年「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元正朝賀，拜祠陵廟」，「兼祠漢帝」。上述舉措是西漢宣帝對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政策的繼續，這既承認了南單于是匈奴最高首領，又表示漢天子對南單于的冊封，在法律(不成文法)形式上確立了君臣名分，確定了南匈奴隸屬於漢政權的藩屬政治地位。
東漢始設使匈奴中郎將，這既是護衛，又是監控，南匈奴從而成為東漢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較之西漢對南匈奴的政策，更進一步發展。南匈奴在東漢政權的庇護下，入居緣邊八郡塞內，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應該說這裡既有東漢政權的歷史貢獻，又有北方匈奴民族的卓越歷史貢獻。內蒙古今天成為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追本溯源，在某種意義上，這主要是我國北方對祖國的一項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貢獻。
第二，對南匈奴等歸附的部眾，採取因其故俗，以資安置的民族政策。匈奴是一個以遊牧為生的北方民族，「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與農耕民族生產、生活方式迥然不同。漢針對匈奴族的民族特點，「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即允許其保留原有生產、生活方式，將五原、雲中、定襄、朔方、雁門、上谷、代、北地緣邊八郡劃為南匈奴部眾駐牧地區。南匈奴因此得以在今鄂爾多斯、巴彥淖爾、烏蘭察布及河北、山西、陝西北部、甘肅東北一帶廣大地區，與漢人交錯雜居，其主力主要集中在鄂爾多斯地區，單于庭設在西河美稷(今內蒙古准格爾納林)。
東漢後期，南匈奴單于庭遷到西河(治離石)，後又遷汾陽(今山西臨汾)，其部眾南遷至汾河流域，與漢人雜居，更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此外，東漢還繼承發展西漢時的屬國制。屬國制始於秦，秦安置歸附少數民族的制度稱屬邦制。西漢為避劉邦諱改為屬國。屬國制在漢武帝時真正明確下來，屬國主要設在邊地對付匈奴，以招徠大批降者，從內部分化瓦解匈奴的力量，「系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以此與單于爭其民。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為安置附漢的渾邪王四萬餘眾，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置五屬國。西漢自武帝至昭、宣時，對不斷來附的匈奴十餘萬人，共置七個屬國(據《漢書、地理志》及《漢書·宣帝紀》載，除上述五屬國外又增設了張掖屬國、金城屬國)。屬國「置都尉、丞、侯、千人。屬官，九譯令」，標誌著屬國制機構的擴展。西漢屬國的主要職能是將歸附的匈奴等少數民族編為屬國騎(或曰屬國胡騎)，平時駐牧，戰時打仗。
反映了漢王朝轄制下的少數民族部落特色的軍政體系，有利於邊地軍事政治的需要。東漢繼承發展了西漢時的屬國制，據《後漢書·和帝紀》、《桓帝紀》、《盧芳傳》、《郡國志》及《南匈奴列傳》載，當時的屬國有安定屬國、西河屬國、上郡屬國、張掖屬國、張掖居延屬國，屬國內的少數民族，「因其故俗」)毋賦稅，即保留原來部族組織和生產生活方式，仍以部落為單位，以其首領為首領，保持原有的組織和職官，只在行政上歸屬屬國都尉管理，不交納賦稅。
東漢時的屬國制已由純軍事組織向郡縣化發展，如張掖居延屬國後改為西海郡，屬國已和郡並列為獨立的行政區劃，轉變為地方行政組織，屬國郡尉已有了治民權，即擁有管理地方民政的權力和軍政權力，不再受郡太守的節制，成為屬國內完全意義上的最高長官。標誌著屬國制的完善和發展。屬國制的創設和發展，至東漢時期逐步完善，緩解了同邊境少數民族的緊張關係，成功地創製了非戰爭手段的民族統一方式，對封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屬國制「因其故俗」的政策，促進了邊地少數民族社會組織的發展，也保證了內地的生產恢復和發展，同時有利於促進文化的交融和民族間差別的縮小。屬國製成為以後封建各朝治理邊地制度的一種典範，影響深遠。作為其發展和延伸形的羈縻府州、土司制、盟旗制、將軍都統制等，直到隋唐、元明清時，仍是各朝治理邊地一種有效的管理模式，其歷史淵源即在於此。
第三，對歸附的南匈奴給予物質上的大力支援。建武二十六年，「詔賜南單于冠帶衣裳……安車羽蓋，華藻駕駛，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以贍給之」。每年單于侍子入朝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還，賜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
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南單于比死，漢遣「中郎將段彬將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護衛之」，及比弟左賢王莫立，漢又「遣使者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南單于駐地發生蝗災，大飢，「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由於東漢從政治上、經濟上給予南匈奴有力支持，實行種種撫優政策，連獲納降，使南匈奴人口繁衍很快，至永元二年(公元90年)，「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常備兵)五萬一百七十」。
較之內附時的四、五萬人，竟增四、五倍之多。此外，由於南匈奴得以入居塞內，分布緣邊八郡與漢人雜處，有更多的機會吸收農耕文化，特別是東漢後期(140年)以後，南單于庭遷至西河郡離石(今山西離石)，繼而遷至汾陽(山西臨汾)，更易於兩種文化的交融，隨屬國郡縣化步伐的加快，更促進了民族融合與文化交融，一部分已由牧轉農，至東漢末時，大都從事農耕與編戶同。
二、東漢對北匈奴
北匈奴見南匈奴附漢後十分惶恐，主動歸還新掠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侯輒謝曰:自擊亡虜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夏五月，「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翌年秋八月，「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然而，東漢政府卻對北匈奴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
東漢接到北匈奴提出修好的請求後，商議酬答對策。司徒椽班彪奏曰:
「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
東依班彪議，對北匈奴先羈縻，稍加賞賜，只璽書報答，而不派使者。對其「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的請求，則明確加以拒絕，並以前世呼韓邪單于稱臣受賞，邪支單于背德受誅之事加以警告，使北匈奴斷絕了與漢修好的想法。隨中原政治局勢統一穩定，社會經濟恢復，東漢國力增強，在有南匈奴、烏桓，鮮卑相助的情況下，東漢對北匈奴開始採取大規模的征伐，僅從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至永元二年(90年)18年中，對北匈奴的進攻就有7。
東漢對北匈奴的大規模攻伐，每發塞遠至數千里外，虜北匈奴人口多達二十餘萬。為安置北匈奴降眾，防止北匈奴降者與南匈奴叛逃者勾結，東漢於永平元年(公元58年)，在五原曼柏增設了度遼將軍營，加以監控。度遼將軍營的性質與使匈奴中郡將的性質有些不同，其主要職責是軍事監控，以防止南、北匈奴降者勾結叛逃。由於東漢對北匈奴的強大軍事壓力，加之連年災荒不斷，北匈奴主力不得不向西遷徙，只有十萬餘落留在塞外，與鮮卑融合(號曰鮮卑)，後隨鮮卑入居塞內，與漢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