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卜喜逢
《紅樓夢》的悲劇較之於其他中國文學作品的悲劇尤為震撼呢？那是與《紅樓夢》的寫法以及曹雪芹的思考深度均有著莫大的關係。以思考深度來論，當從《紅樓夢》中悲劇的廣泛性與必然性來看。《紅樓夢》中的悲劇是很廣泛的，有家族之悲劇，有個人之悲劇，有愛情之悲劇，還有理想之悲劇。種種悲劇之間相互融合，共同描繪出一幅世態眾生相。而從必然性來說，《紅樓夢》中的悲劇又是不可逆轉的，是必然會發生的。
關於家族之悲劇，常被讀者以四大家族的滅亡來概括，此種悲劇也被很多學者闡釋為曹雪芹反封建之體現。然而筆者並不這麼認為。曹雪芹有補天之思，而這種補天之思中卻未免沒有補家族之天的想法。在《紅樓夢》中也有著濃厚的懺悔意識，而這種懺悔也有著對家族覆滅的悔與痛。如此情景之下，又如何會是為了反封建而描寫家族的覆敗呢？
在《紅樓夢》中覆敗的家族有許多，如我們經常提到的四大家族，另有甄家、甄士隱家，這些家族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祖宗家業耗盡，而耗盡的根由卻又不盡相同。如甄家，是因獲罪，而作為賈府的影子，甄家的獲罪也就預示著賈府的獲罪，兩者之間互為映照。在《紅樓夢》中，甄家獲罪之由並未明寫，大略也僅在探春口中透出一二，在小說第七十四回中寫道：
「……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在第七十五回中又借尤氏之口點了一下：「昨日聽見你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由這些文本中的端倪，我們可以大致進行一下猜測：甄家是因內亂而致外禍，終歸是被抄家，同時又被調取進京治罪。這與曹家家族之事有著雷同的地方。在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的《內務府奏請將曹頫給曹寅之妻為嗣並補江寧織造折》中有這樣一段話：
李煦現在此地，著內務府總管去問李煦，務必在曹荃之諸子中，找到能奉養曹顳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他們弟兄原也不和。倘若使不和者去做其子，反而不好。汝等對此，應詳細考察選擇。欽此。[1]
通過這段脂批我們可以知道，在曹家的兄弟之中是有矛盾的。
在第二回中有這樣一段脂批：
以自古未聞之奇語，故寫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書中大調侃寓意處。蓋作者實因鶺鴒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
其中有「鶺鴒之悲」、「棠棣之威」等語。我們知道這二典均是來自於《詩經》的《棠棣》，鶺鴒、棠棣均是兄弟的代稱，並被後世詩文廣泛運用。而無論是「悲」，還是「威」，卻也點出了兄弟之間的不和睦。
從以上所引的資料合併來進行思考，曹家也有著兄弟不睦之事。但這種不睦是否導致了「自殺自滅」，以現有資料是難以進行判斷的，且也不能以賈來證曹，但既然寫到了《紅樓夢》之中，從素材的角度來分析，這種經過也不無可能。我們固然無法得知在曹家家事中是否有內亂，但是結局卻與此相類，均是被抄家，同時也被押解進京治罪。想來這或是曹雪芹對自己家族事的反饋。在後四十回中，續作者也給予了賈府一個抄家的結局，或者就是因為甄家結局的影響。而甄家之事雖未明寫，卻也可以從賈家事中來讀取一二。
書中明寫，在故事開端之時賈府已是末世，這種末世之感是自內而外的。從人員來說是安富尊榮者多而謀劃者少；從家族子弟的教育來說又紈絝者多勤奮者少；從經濟來說是入項少而事項多。如此種種情由之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坐吃山空之局，也就應了「富不過五代」之讖語。
而元春成為妃子，給這個沒落的家族注入了一支強心針，使這個富貴已將百載的垂垂老矣之家煥發了活力。於是就形成了元妃省親時候鮮花著錦的場面，在此基礎上也產生了大觀園中富貴無憂的生活。然而正如垂老之人的迴光返照，這是榨乾了潛能的表現。於是就有了賈珍與烏莊主對話中的內容。這種富貴無憂畢竟不是建立在健康發展的基礎之上的。隨著元妃的逝去，失去了最後一道屏障的賈府的沒落，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這個大趨勢之下，賈府中的人們大多數是沒有危機意識的，享樂的享樂，荒淫的荒淫，貪婪的更是變得愈發貪婪。爭鬥之事遍布全府，上到掌家之權，下到廚房蠅頭小利，都是如此。頹敗已不可免。而賈府的沒落可以說是一個世家大族的典型。曹寅經常感嘆的「樹倒猢猻散」，是他的所見所思，世間自無永久富貴之家，循環往復之間的起起落落造成了一幕幕的悲喜劇，筆者曾作「石與玉」之辨析，在那個文章中我們也曾作了一個小的探佚，將甄寶玉與賈雨村相對比，也可為此循環往復作一佐證。而放置到一個家族來說，沒落則成了必然，而悲劇自是恆久的。
如果說賈府之敗是因為賈府之惡所造成的，沒有惡是否就不會敗落呢？曹雪芹也在小說中給予了思考。在這裡我們需要著重提一下甄士隱家。甄士隱是一個樂善好施又秉性恬淡的人物，書中稱之為神仙一流人品，自可見曹雪芹對這類人的推崇。俗語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甄士隱家自然是標準的積善之家了，然而他的家裡又經歷了什麼呢？天災、人禍！而這個天災與人禍卻是冠之以風俗之名，可見並非罕見，而是常態。積善之家未必有餘慶，這就是曹雪芹的認知了。家族的敗落不必是子孫的不孝與荒淫，小氣候並不能左右大環境，在當時的時代之下敗落是不可避免的。這正是曹雪芹對家族敗亡的認知，也是曹雪芹對社會對歷史的總結。
如果說家族的悲劇是一個大的悲劇，而這個悲劇是不可避免的，而這個大悲劇之下還籠罩著許許多多的小悲劇。
在《紅樓夢》中，無悲劇之人物似乎很少。我們曾對「金陵十二釵」的人生之思中曾將這些美麗女子們劃分了類別，分別去考察了她們的人生之路，然而終歸都是悲劇。在曹雪芹的探索之中，這些人物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人在社會規律面前都是被動的，無力的。《紅樓夢》中不僅僅只有這些悲劇，而筆者在這裡卻也是不用贅述的，熟讀《紅樓夢》的人自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在《紅樓夢》的六十三回之後，讀來總有淒涼之感，正如烏雲壓頂，又如大廈將傾，隨著宗祠中傳來的那一聲嘆息，悲劇也即將上演。而隨之被毀滅的，是無數的美好：美好的理想，美好的青春，美好的人。
在《紅樓夢》中尤為震撼的是愛情的悲劇。我們在這裡姑且不談關於「真情」的問題，僅就悲劇之形成加以分析。
曹雪芹對寶黛的愛情悲劇是加以了精心設計的。曹雪芹在這裡設置了「金玉良緣」與「木石前盟」的衝突。金玉之說指向了寶玉與寶釵，而木石之說指向了寶玉與黛玉。二者之間的矛盾衝突在書中第三十六回中加以的集中體現：
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
然而這並不是說寶釵就是一個小人，一個陰謀者。雖然在許多人的解讀中都將寶釵的金鎖理解成薛姨媽的偽造，借和尚道士之說來籠絡寶玉，此種解讀陰謀論的成分太大，如果《紅樓夢》的悲劇是陰謀之結果，那麼《紅樓夢》的偉大自然是大打折扣的。
在《紅樓夢》中給予寶釵的定位是「高士」，出現在小說第五回中的《終身誤》里：「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在第六十三回中，群芳開業宴占花簽時，寶釵抽到的是牡丹，題著「艷冠群芳」字樣。這些地方都給予了寶釵高度的評價。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讀者對於寶釵的閱讀接受大多是以小人為主，且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解釋：如在清代認為寶釵是偽君子、是禮教的叛逆者，在民國時期則成為思想上的落後者，在現代大多的認知中薛寶釵又成了禮教的追隨者。在任何的主流價值評價中，薛寶釵都是站在對立面上的。究其原因卻是因為薛寶釵是林黛玉的敵體，是金玉的代表者。然而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說的如果薛寶釵是一個黃毛丫頭，那麼林黛玉自然也高不起來。小說里也每每釵黛並提，如第五回的判詞中的同處一個判詞之中，又如在大觀園的詩社之中的輪番奪冠，這些都是曹雪芹的故意，使二者之間形成強烈的對比。
然而在「金玉」與「木石」之間並非是沒有主次的。「木石前盟」的存在是神話的先驗，在木石前盟的神話中是突出了絳珠仙子的還淚，而將薛寶釵的前身歸之於「多少風流冤家」之中了，實際上在神話之中是主次分明的。脂批作者也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餘不及一人者，蓋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
筆者雖不認同此句話，但顯然脂批作者也是認為以「木石」為曹雪芹之堅持的。「木石」的屬性是寶黛的本性與執著，而「金玉」則是世俗的屬性，是世俗之期待。於是就形成了世俗期待與本性和執著之間的衝突。林黛玉是小性的，是柔弱的，有著痴病的，同時也有著強烈的個性——「目下無塵」，這種性格固然是讀者所喜歡的，因為她代表著的是真與純，而放置於賈府眾人的眼中，這無疑不是賈府中的寶貝賈寶玉的良配，這其中當然也有林黛玉家族的原因：父母雙亡，枝葉不茂。而與之相反，薛寶釵在眾人的眼中同樣是美麗的，但又比林黛玉渾厚的多，且從家族一面來看更合適成為賈寶玉的良姻。於是在賈府眾人中就有了選擇。然而在主人公賈寶玉這裡卻又是另一個理解方式：一方面賈寶玉與林黛玉之間的愛情基礎是心靈的契合；一方面賈寶玉與薛寶釵之間又寄託了眾人的世俗期待。在個體堅持與眾人期待之間的矛盾，就使得寶黛的愛情是處於眾人的對立面上，是不被社會所允許的。如此境況之下的愛情得不到家族的支持，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單純的心靈之愛就成為了悲劇。曹雪芹設置的「木石」與「金玉」之對立，就體現了這種矛盾。
在《紅樓夢》開篇即批判了通常的「悲劇」模式，即「旁出一小人撥亂其間」。因「小人」形成的悲劇，自然也是悲劇之一種，然而此種悲劇是可以用道德來進行批判的，尚不具備悲劇的深沉與厚重。畢竟「小人」本身就是壞的，因壞人而形成悲劇就使得悲劇成為理所當然，是難以發人深省的，能讓人反思的或者只是讓大家防範小人。而《紅樓夢》中的「愛情」悲劇則擺脫開了這一點，從價值觀的碰撞入手，從心靈的契合入手，使得《紅樓夢》中的愛情悲劇更加發人深省。
在論述《紅樓夢》的寫法上，魯迅先生的論說一直常被人來引用，其中最著名的兩段為：
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認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2]
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正因寫實，專成新鮮。[3]
在這兩條中，魯迅先生實際說的都是一個問題，就是《紅樓夢》是寫實的。當然這種寫實與寫史是要區分開的：史代表的是真實發生的事件；而寫實是忠實的描摹世態，是對世態的觀察與提煉。兩者之間是有著很大的區別的。小說之中可以有真實的故事，但更多是根據作者的觀感與思考，進而用藝術的方式來進行的創作，故而寫史與寫實是不能等同的。魯迅先生的「如實描寫」一語也並非是「如史描述」。
實際上，在學者的闡釋中《紅樓夢》的「寫實」是共識，當然這要排除紅學索隱家們的論述。
那麼《紅樓夢》中的「實」又在哪裡呢？
從創作來說人物的行為來自於人物的內心認知，這種認知又受限於人物所受教育及生活經歷等等，沒有脫離了環境的人，也不會有脫離了人而存在的事。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是要符合人的內心的。由人而生事，由人的價值觀、思想而生事，這是《紅樓夢》在創作上的一大突破。這就使得《紅樓夢》中的人成了真人，《紅樓夢》中的事成了真事。我們曾提到《紅樓夢》是一個小社會的典型化，也正是由此而來。在前文「無意為悲劇」一節中，我們曾經從人情的描摹與世間規律的描摹兩個方面詳細的闡釋了《紅樓夢》中的寫實。此處不再贅述。
反過頭我們再來考慮《紅樓夢》中的悲劇來源就比較明確了。《紅樓夢》中寫到了許多的悲劇，這些悲劇都是曹雪芹所著力創作出來的，而之所以是悲劇，卻是與曹雪芹對社會的認知有關。在曹雪芹的認知中，沒有長盛不衰的家族，故而家族悲劇是理所當然的；沒有恆久的美麗，青春的逝去也是悲劇；心靈之愛不被世俗所接受，也形成了愛情的悲劇。這種種悲劇的形成，是基於世俗的規律，《紅樓夢》是寫實的，經過了曹雪芹的思考之後，現實是悲劇，所以《紅樓夢》就是悲劇。《紅樓夢》的創作過程也可以視為曹雪芹的思考過程。
[1]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至11頁。
[2]蔡元培、王國維、魯迅著《紅樓四大家》，東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97頁。
[3]上海師範大學編，《魯迅論中國文學遺產》，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