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覆滅後，曾國藩深自裁抑，自絕手足，將所部湘軍大量裁撤。其弟子李鴻章之淮軍系統取代了其地方實力派代表的地位。我們先按下淮軍不表，跳過去看一看接替李鴻章之淮軍系統代表地位的袁世凱之北洋軍系統。
一、湘軍和北洋軍
1894年的甲午戰爭以大清的徹底失敗而告終，李鴻章之淮軍精銳毀於一旦。清政府開始著手訓練新軍，以承擔起保家衛國之重擔。1895年，袁世凱極盡鑽營之能事，終於攫取了新軍練兵之權力，開始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經過苦心經營，袁世凱之北洋軍最終成為了中國新一代軍隊之代表，全國最強軍事力量。依靠這一支軍隊，袁世凱及其北洋系統也最終登上國家權力之巔峰，做成了曾國藩之湘軍有實力干卻沒有幹的事情。然而，袁世凱之北洋軍和曾國藩之湘軍可謂大相逕庭。
曾國藩之湘軍以「儒生帶鄉奴」作為隊伍的組織方式，高級將領中一半以上都是儒生，體現了與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相一致的社會結構，為其軍隊的性質做了最佳註腳；曾國藩之湘軍仍處在冷熱兵器混用的階段，使用的主要武器仍是冷兵器，如常見於軍事用途的刀跟矛，甚至還有農具出現，比如鋤頭、長叉、短柄小斧，次要武器才是火器，而且最常見的是被稱為鳥銃和抬槍的老式火繩槍。在武器裝備上，湘軍和其對手太平軍其實相差不大。其取勝的核心競爭力在於組織、紀律、後勤、戰略和素質，體現了封建時代地主階層相對於農民階層的競爭優勢；曾國藩之湘軍以封建關係作為凝聚力量的紐帶，部隊以地域和血緣等封建關係結合在一起；曾國藩之湘軍的兵制效法的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而成；曾國藩之湘軍以儒家理學作為指導思想。可以說是一支徹徹底底的傳統舊式軍隊，具有極強的封建性。曾國藩的幕府也是如此，充斥著傳統封建文人地主士紳，其中不乏有功名者，根據學者凌林煌統計，曾國藩幕府中有進士73人、舉人73人、貢監生154人，此外的秀才和童生也是封建舊式讀書人，在曾國藩幕府中為數也是不少。
而袁世凱之北洋軍則是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體現了現代工業化下的專業化分工協作、規模化生產、科學化管理的原則。北洋軍的軍官主體是軍校畢業生、熟悉西法練兵的職業軍人；北洋軍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以西式先進火器裝備，冷兵器已經被摒棄；袁世凱組建北洋軍時量才為用，並不以地域和血緣等封建關係為紐帶，任人唯才不唯親，張一麟評價袁世凱用人「無私人，族戚來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給月廩，不假事權」；北洋軍以德國軍制為藍本，制訂了一套近代陸軍的組織編制、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糧餉制度等為內容的建軍方案；參謀營務處、執法營務處、督操營務處、糧餉局、軍械局、轉運局、隨軍醫院等專業化部門都是第一次出現在中國軍隊中。袁世凱的幕府充斥著各方面的專業化人才，封建傳統文人也以其專業技術能力應用、經世致用為長，比如奏摺等公文的撰寫、政務的處理等，而不以倫理道德為長。
然而，也不能就此認為袁世凱組建的北洋軍已經完全是一支專業化、職業化的近現代軍隊，徹底擺脫了傳統的封建軍隊的模式。事實上袁世凱組建的北洋軍仍然帶有相當的封建性，有些封建性甚至是袁世凱有意造成的。
首先是士兵的主體仍然是不識字的農民，軍官和幕僚中的很多人仍有封建思想殘餘，在使用西式先進裝備、西式軍制、乃至西式專業人才的同時，袁世凱有意無意的用封建思想去引導下屬和士兵，引導大家向他個人效忠。
袁世凱對於所部下屬，不遺餘力地給予他們高官厚祿，作為籠絡和激勵下屬的手段。在組建新軍時，就經常破格提拔各級軍官和教習，給予優厚的俸祿。其後，更是屢加保舉提拔，結以恩遇，最終形成北洋集團。由於走袁世凱的門路升官極快，以至於被時人稱為「北洋捷徑」。「出其門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袁世凱初蒞北洋時，梁敦彥才任天津海關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堡任天津知縣。不過二三年，梁敦彥官至尚書，凌朱二人位列節鎮。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嚴修以編修在籍辦天津學堂，擢升為學部侍郎——這樣的事例不一而足，時人記敘下來頗有酸溜溜之感，怎能不讓人對袁世凱之北洋捷徑趨之若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資望更高的張之洞。張之洞同樣急於招攬人才，但是一是要求較高，提拔較慢，舉薦提拔人才不過道府丞參之類的中級官位；二是自命清高，架子很大，士人登門求見，七八次不得一見；得及見面的，往往在花廳一等就是幾個小時；見了面以後，沒說兩句就端茶送客；稍有失誤，就厲聲呵斥。在北洋系統中，對於下級兵士，這一手段被同樣大量使用。在為了教育不識字的士兵而編寫的《勸兵歌》中寫道：「你若常記此等語，必然就把頭目升。」
除了「升官發財」，袁世凱還發展出「順我者昌」的手段。在新建陸軍中，袁世凱發明了所謂的「兼充」制度：凡是順從或巴結袁世凱的將領便拔擢兼充分統或統領。對於獻忠心的「標營排諸長，隨干犯軍紀，而陽撤其職，陰仍給以津貼——如遇出缺，仍得補還」。
同曾國藩一樣，袁世凱也喜歡用嚴格的紀律和封建迷信思想約束士兵；和曾國藩一樣，袁世凱也經常訓話，通過訓話將嚴格的紀律和封建迷信思想灌輸到士兵的頭腦之中。他說：「治軍之道，首重訓兵，其次練兵。」這和曾國藩的「練者其名，訓者其實」幾乎就是一個意思。但是袁世凱的訓詞和曾國藩的訓詞比起來夾雜了更多的私心。在諸多訓詞中，袁世凱要求士兵們向自己效忠，反覆強調「事事以本督辦為心」，甚至讓各兵營供奉他的排位。此外，還通過封建迷信進行威脅：「苟或不忠，甘自暴棄，大義一虧，神明共鑒。憲典或可倖免，天理亦斷難容。」總之，袁世凱使用的方法雖然和曾國藩相一致，但是其目的卻十分不堪，曾國藩使用這些手段是為了維護封建道統和封建生產關係，而袁世凱卻僅僅引導其他人向他個人效忠。
況且，袁世凱建立私軍以及通過幕僚處理事務、控制政務，本身就是對曾國藩及其湘軍系統遺風的繼承，體現了和曾國藩之湘軍系統一樣的封建性。
由此可見，袁世凱之北洋軍和曾國藩之湘軍既有繼承，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不同。
二、體用之辨
在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情況下，作為晚清理學大儒的曾國藩在組建軍隊鎮壓農民起義這個問題上秉持的思想還是以「中體中用」為方針，有著較為明確的價值取向；那麼袁世凱及其北洋團隊所秉持的方針則似乎十分模糊，也看不出其價值取向。
袁世凱的北洋集團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傳統封建士大夫文人；第二部分是傳統舊式軍人；第三部分是專業技術人才。
雖然袁世凱沒有功名，而且崛起於行伍，但是他本身其實也是舊文人集團中的一員。他出身大官宦士紳家族，從小學習《四書五經》，也曾經參加科舉考試，求取功名。可以想見，他從小就受到傳統文化極大的影響。作為袁世凱一生的摯友和謀主，徐世昌也是傳統文人出身，且有進士功名在身。他們二人可以作為北洋集團傳統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代表。
雖然北洋集團的領袖是封建士大夫文人出身，但是北洋集團和曾國藩之湘軍系統的封建保守不可同日而語。這兩個人本身就不保守，更談不上清流，袁世凱從來沒有像曾國藩那樣要謹守倫理道德，效忠朝廷。和曾國藩被迫投筆從戎不同，袁世凱是主動投筆從戎；他訓練北洋軍不但不是被迫，而且是想方設法、搞了很多小動作才獲取了在小站練兵的權力的；而且他獲取軍權也不是為了保衛大清王朝，保衛道統，甚至不是為了什麼政治理想，而是為了獲取權力。從一開始他就抱著掌握軍權的念頭，否則他就不會想方設法掌握這支部隊，讓各營都供奉自己的牌位；日後也是死抱著這支部隊不放手；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前早早就和革命黨取得聯繫，暗通款曲，直視自己所效命的大清王朝如無物。北洋系統的其他封建士大夫文人，多以其專才見長，政治態度其實和袁世凱、徐世昌差不多，實用而已，不復曾國藩當年的理學理想。
那麼袁世凱的政治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綜合他一生的作為，袁世凱的根本政治態度應該是偏向於君主立憲的，其實他和立憲派的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最有共同語言。但是這個根本的政治態度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即使他偏向於君主立憲，也並不妨礙他出賣維新派，背離他本人的政治態度。袁世凱雖然有一些政治態度，實際上卻沒有政治理想。對於他而言，什麼政治形態、模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手中的權力。因此，維新派可以背叛，大清王朝可以背叛，革命黨也可以背叛，只要有利於他掌握更多的權力，則無所不可為。當感到共和制度別彆扭扭、掣肘太多、不能像過去那樣大開大合、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時候，不妨變回帝制。在他眼裡，什麼制度都無所謂，只要好使就行，只要能夠強化他的權力基礎就行。因此，對袁世凱而言，什麼樣的政治態度、政治倫理、政治模式其實都是無所謂的，如果說有什麼標準的話，那就是採用了一種極其實用主義的態度——好使就行。
第二部分人是傳統的舊式軍人，這一部分人其實才是北洋系統中最為保守的派別。像淮軍舊將龔友元、孟恩遠、王懷慶，以及袁世凱在朝鮮時期的一些舊識，均屬此類。張勳則是其中的代表。張勳（1854年－1923年9月11日），江西省奉新縣人。他於1884年在長沙參加軍隊，曾經參加中法戰爭。晚清時期，初隸廣西提督蘇元春部，為參將。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四川提督宋慶調駐奉天。1895年開始，隸屬袁世凱，任新建陸軍工程營管帶、行營中軍，從此進入袁世凱的北洋系統。張勳是出了名的直腸子，大字不識幾個，但是講情誼、重恩情，正義凜然，「忠君報國」的觀念極其強烈。張勳面見慈禧太后的時候，緊張得雙腿打顫。他跪在地上，腦袋磕得地面「咚咚」響。慈禧評價說：「張勳這孩子心實，厚道，不會耍滑使刁，實在招人疼愛。」大清亡後，他曾經跟徐世昌坦言：「宮保（袁世凱）在，從宮保，宮保不在，從舊朝。」日後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履行了自己的話語、踐行了自己心中的正義。所謂「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大概說的就是張勳和袁世凱吧。
然而，前兩部分在北洋系統中都非主流，北洋系統中最活躍、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第三部分：專業技術人才。段祺瑞、馮國璋等人是軍事方面的專業人才；趙秉鈞、楊士琦、陸嘉穀等人是政務方面的專業人才；周學熙、孫多森、梁士詒等人是工商金融方面的專業人才；胡景桂、嚴修、胡惟魯等人是教育方面的專業人才；此外，像詹天佑於工程，吳仰曾、鄺榮光於礦務，屈永秋於醫學，都是極為專精的專業性人才，都是依託於袁世凱的羽翼而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再加上以唐紹儀、楊度、金邦平為代表的大批留學生，以及以巴森斯、立花小一郎、林德等人為代表的外國專業人才。這些專業人才各展所長，極大強化了袁世凱幕府的綜合技術能力，體現了分工協作的專業化特點。
然而，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術特長只能說明他們具有某一方面的工作能力，並不能揭示他們的政治立場。事實上，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極大，並不具有哪怕相對的一致性。比如楊度，早年為追求真理曾留學日本。1903年，留學歸來後被保薦入京參加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取一等第二名，因受到慈禧的猜忌，被除名，被愛才的袁世凱招入幕府。楊度前半生持君主立憲觀點，早在國外時就常與革命黨爭辯，與革命黨持不同的政治觀點，以至於在1915年成為袁世凱洪憲稱帝的主要推手。與之相應成趣的是唐紹儀。唐紹儀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哥倫比亞大學高材生。他幾乎是北洋系統中最早和袁世凱相識的幾個人之一，早在袁世凱在朝鮮任職之時，二人同舟共濟、肝膽相照，為維護清政府在朝鮮的利益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唐紹儀曾經冒著生命危險掩護袁世凱離開朝鮮，二人可謂患難之交，唐紹儀也可謂袁世凱親信中的親信。1911年武昌起義後，唐紹儀在議和過程中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他成為第一任內閣總理。按理說，有如此淵源的好哥倆應該同心戮力，共創輝煌。可是二人卻漸行漸遠、離心離德，一個想要大權獨攬、如臂指使，一個想要責任內閣、民主共和，最後終於分道揚鑣。唐紹儀於1912年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時任總理不足3個月。1915年，袁世凱復辟，唐紹儀與蔡元培、汪精衛聯名致電，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護國軍興起後，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
楊度和唐紹儀，再加上對清王朝念念不忘的張勳，北洋系統的精神分裂可謂十分嚴重。
然而，像楊度、唐紹儀和張勳這樣有理想、有堅持的人，在袁世凱的北洋系統中仍然算不上主流，北洋系統中的主流其實和袁世凱一樣，並沒有什麼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張，有的只是實用主義——好使就行；再進一步就是利益至上——有奶就是娘。北洋系統實際上是一個由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團，什麼帝制、立憲、共和，都比不上審時度勢的投機來的更為實際。北洋系統主流個體追求的不是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而是利益的得失，為了利益可以採取一切手段，不會受到任何思想、文化和制度上的約束。像什麼段祺瑞、馮國璋、段芝貴、倪嗣沖等人，一心一意追隨袁世凱是因為利益，但是當他們的利益受損時，當背離袁世凱的獲益大於效忠袁世凱的時候，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拋棄自己這個老上級。他們擁袁是因為袁世凱可以讓他們升官發財，他們倒袁是因為袁世凱阻礙了他們進一步升官發財。無論是擁袁還是倒袁，都是利益的考慮，而非政治的追求。
1915年12月，在國會、高校、民眾請願團、籌安會和各省國民代表的推戴下，袁世凱準備稱帝。袁世凱稱帝成為了一塊試金石，試出了貌似強大的北洋系統各人的態度。像唐紹儀這樣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自然不會與袁世凱同流合污，成為最早出走的一部分人。12月25日，蔡鍔和唐繼堯在雲南宣布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袁世凱先後打算讓北洋軍中的得力骨幹段祺瑞和馮國璋主持征討護國軍工作，然而這兩個人由於個人利益原因，已經和一路拉扯自己上位的老上級離心離德，都找藉口不出任這個總司令，兩大肱骨不再支撐袁世凱的天下，袁世凱只有親自挂帥。然而，就是在討伐護國軍的隊伍中，大家考慮的也不是怎麼為皇帝效力，而是首鼠兩端，考慮私利。時任混成旅長的吳佩孚對剛剛當上第一路軍總司令曹錕說：「我們不能一味的服從命令，應該多留幾手，暗中聯絡各省，將來項城失敗，可免贊成帝制的嫌疑。如果護國軍失敗，則與項城交誼還在，此為一舉兩全之策。」曹錕深以為然。主力第一路軍如此，結果可想而知。此時的北洋系統，既無理想的支撐，又不念及往日舊情，對北洋領袖袁世凱採取了一種陽奉陰違、完全從實用主義考慮的態度。
陳宦則更為典型。帝制運動將起時，袁認為必須先收服四川，再以四川控制雲南和貴州。他在身邊東選西挑，看中了幕僚陳宦。陳宦在當時袁世凱的智囊團中負責西南軍事組，在西南關係頗廣。1915年2月20日，袁世凱下令派陳宦會辦四川軍務，並在北洋軍中抽調李炳之、伍禎祥和馮玉祥三個混成旅隨陳入川。陳宦在前往雲貴之前向袁世凱辭行，在見到袁世凱之時直接行三拜九叩大禮，當時的禮節見到大總統只需要鞠躬就可以了，但是陳宦卻是以皇帝之禮見袁世凱，並且對袁世凱說：「不改帝制，不復入京。」在此之前，陳宦還和袁克定成了拜把子兄弟。這些行為給袁世凱以相當大的錯覺。然而，袁世讓凱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袁世凱剛剛稱帝，在四川的陳宦就因為利益受損而直接宣布獨立。並且有意思的是其他幾個獨立的省份反對的是袁世凱的帝制，對袁世凱個人沒有意見。但是陳宦不一樣，陳發表的通電的大意是說我反對的不是帝制，我反對的是袁世凱個人人品有問題。據說看到陳宦的通告，袁世凱當場就昏了過去。
曾國藩及其湘軍系統可謂「中體中用」，那麼袁世凱和他的北洋系統呢？以利益相結合，既談不上是西體，也不談不上是中體，實際上根本無體；至於所用，肯定不會是中用，但是結合北洋練兵過程中採用的大量傳統封建手段，其實也算不上西用，還是實用主義。
袁世凱及其北洋系統以「無體實用」為根本原則，也自然體現在其施政方針上，在這種施政方針的指引下，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逐步衰落的走勢進入了最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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