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來，時代的審美追求和文學思潮在發生變化，廣大文人的文學選擇也得到了相應的調整。文人詞的走向發展興盛，正是這一審美選擇與文學選擇的結果。一方面，此期文人詞所表現的美學內涵符合時代的審美趣尚因而得到了廣大文人的認同和選擇；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時代的審美趣尚選擇和造就了此期文人詞特定的美學風貌。審美追求和文學思潮的嬗變，往往與巨大的社會變難相伴而行。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時代正處於這樣一個美學趣尚與文學思潮的轉變時期。作為社會審美主體的士大夫文人階級在咀嚼痛苦悲哀之餘，審美熱情日漸消退，審美格調漸趨低回，審美情趣逐步轉向自然山水、身邊瑣事和內心情懷。這種美學與文學的嬗變趨勢在大曆時期（766—779）的詩壇上已有較明顯的表現。
從德宗貞元（785—804）到憲宗元和（806—820）年間史稱唐代的「中興」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思想整頓與文學革新的運動或思潮，如以「二王八司馬」為代表的「永貞革新」，以韓愈、柳宗元為領袖發起和推行的儒學復興和「古文運動」，以白居易、元稹為主體倡導和參與的「新樂府運動」等等，便是最典型的例證。然而隨著政治改革的失敗和「中興」之夢的破滅，廣大文人在喪失政治熱情與人生理想的同時，審美追求也在不知不覺地發生傾斜與轉移，轉向世俗生活和官能享受，表現出一種與儒家傳統美學理想和文學思想相背離的由「雅」入「俗」、以「俗」為美的新風貌。李肇論中唐文壇風氣的轉變云：「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盪，元和之風尚怪也。」
表現在這裡的已不再是初盛唐時代那種自然流暢、清新明朗、昂揚壯大的美，而是「奇詭」、「苦澀」、「流蕩」、「矯激」、「淺切」、「淫靡」之風，帶有了更濃厚的人工矯飾的變異色彩，而其核心則是一個「俗」字：通俗、世俗、流俗、俗靡、俗艷。涌動於中唐時代的這一新的美學趣尚和文學思潮，經晚唐至五代而一線貫穿，有盛無衰。如李商隱公然張揚「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嘆，以通性靈」，他的許多「無題」詩篇正是他吟詠性靈情慾的佳作；與李商隱齊名的溫庭筠也大膽反叛儒家傳統思想，長期出入青樓妓館，大量創作「側艷之詞」曾對貞元以來「纖艷」詩風表示不滿的杜牧，也是一個「美容姿，好歌舞，風情頗張，不能自遏＂的「風流才子＂。
至於五代的西蜀和南唐諸國的君主和文人們，也都表現出了更濃烈的世俗化和享樂化的審美情趣。時代的審美追求和文學思潮的嬗變，必然相應地帶來文學選擇和藝術風貌的一些新變化。如果說傳統詩文乃是以一種變異的方式來重新選擇和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向，以迎合時代審美文化的需要，如詩歌創作題材的趨向俗艷，抒情的趨向細膩，風格的趨向纖婉，體式的趨短趨輕等等，那麼，詞作為一種新興的音樂文學樣式，它本身所具有的長短句、合樂性、娛樂性、抒情性等體式特徵和審美特性，比之詩文來則更適合於滿足此期士大夫文人追求感官享受和俗艷婉媚的美學情趣。
如果說詞的這種審美特性在初盛唐時代沒有得到很好的發現和發展，那麼，經過中晚唐以來許多文人的不斷嘗試、發現和體認，它便最終成為了這一時代新的審美追求的最佳選擇，從而促進了中晚唐五代文人詞的走向發展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