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殯葬博物館，收藏著一輛價值二百四十六萬元左右的克里斯轎車殯葬車。

這輛上世紀三十年代引進的車作為高規格、高待遇的象徵，接送了不少名人的遺體。例如著名作家魯迅、前空軍司令劉亞樓。

而在魯迅之後，劉亞樓之前，這輛車還送過一個突然病逝的女人前往天國，那是年僅37歲的金嗓子周璇。

與死後哀榮相比，周旋死前的時光卻顯得淒涼、癲狂。

從香港拍戲回上海後，她突然就瘋了，在精神病院呆了五年。

正當精神恢復常態對外宣告復出時又突然死了。

這五年里發生了什麼？周璇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女人？她遭遇了什麼？為何走上了瘋癲的迷路？

周璇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最耀眼的明星，她的電影和歌聲給當時生活在孤島上的人民帶來安慰和愉悅，描摹出或迷惘或享樂香醇濃郁的海派風情。

當時有華人生活的地方就有周璇的歌聲，但是周璇的影響遠遠超越上海，超越了時代的限制。

直到她死去三十多年後，還對現在的港台演藝圈有著影響。

香港導演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從周璇的歌曲《花樣的年華》和《夜上海》中找到靈感。

影片中營造的六十年代的香港的氛圍也是一派舊上海風情。

在後世以周璇為首的一代明星成了那個年代舊上海最有代表性的象徵性的符號。同時，對於歌壇，周璇也有影響。

有人說，三四十年代的舊上海國語老歌是七八十年代以至整個華語流行樂壇的營養源泉，是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以周璇為代表的一批藝人給後來台灣的鄧麗君、鳳飛飛、蔡琴以及香港的溫兆倫、梅艷芳、王菲等後輩藝人以營養滋潤。

現在見到的台灣七零到八零年代的歌手都是從翻唱這些國語老歌走上創作之路。

對近現代的港台演藝圈產生影響，不只是因為周璇舉國聞名，其實也得益於她在1947年後有機會到香港拍戲表演，在這塊土地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在周璇人生中最後的十一部電影，有九部是在香港拍攝。只不過作為上海長大被上海人民捧紅的周旋，抗戰勝利擺脫日偽控制後，為何會遷移表演陣地來到不熟悉的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重慶國民政府接管日偽上海市政。

接管大員們對各行各業進行整改。但在此期間，有人進行恫嚇，以接管之名行敲詐勒索之實，整個上海電影界死氣沉沉。

而此時，香港電影界卻呈現出與之相反的景象。從四十年代後半葉開始，上海商人與電影人轉戰香港，給香港電影圈輸入資金與人才。香港電影公司如雨後春筍冒出。

1947年香港大中華電影公司來函，​邀請周璇前往香港拍片，離開上海魚龍混雜大環境的機會來了，周璇接受邀請奔赴香港。

其實，周璇不只由於這種大環境的壓力才會前往香港拍片的，這其中也有她的南洋情節。

早在1938年，她就來到過香港。當時是在赴菲律賓進行抗日救亡演出時，在香港做過停留。那時她處在與前夫嚴華的熱戀中，演出又受到華僑熱烈歡迎，對南洋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也是因為如此，後來周璇一旦遇到事業上的不順，便想下南洋。

話又說回來，周璇1947年春天到香港拍片，受到的歡迎不亞於下南洋的時分。在她拍戲的攝影廠門口，幾乎每天都有人在等著想一睹芳容。

周璇來香港拍的第一部影片是《長相思》，片中出了一首至今人們都熟悉的歌。

《夜上海》風靡了港島，也風靡了全中國，成為描摹舊上海風情的最佳寫照。

在《長相思》之後，周旋接著主演了《各有千秋》，也受到熱捧。

第一次來香港拍片就受到香港觀眾的歡迎，甚至連南洋各地片商也紛紛購買拷貝。周璇第一次來香港拍片就獲得了不錯的反響，於是很快便又得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來香港的機會。

1947年底，周璇來港拍了四部電影。1949年第三次來港又拍攝了兩部電影。

而在第二次來港時拍攝的歷史劇《清宮秘史》，更是成為周璇電影生涯當中非常具有戲劇性的一部。

這部香港影片載入史冊，不是由於演員演技或影片思想突出，而是因為陷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

1950年7月20日周璇結束拍戲，從香港回到上海，25日在她與密友，香港作曲家李厚襄的通信中，她還高興地寫道，

「上海的確很安靜呢，一切都沒變，仍有很好的西樂唱片廳。都是最新的，衣服也隨便穿，很是自由，為什麼那些人喜歡瞎說呢？什麼東西都很便宜，生活低。這次回來真是高興，到底在家舒服。」

從信中不難看出，對於新政權，周璇聽到了一些令人恐慌的說法，但她親眼一看，一切擔心的都沒有發生，上海還是照舊甚至看似更好，她由衷地感到愉悅。

然而，這種愉悅沒有持續太久。

1951年2月12日，周璇給香港的李厚襄寄去了第三封信，這次她的生活遇到了從未遇到過的難題。

「近因播音唱了歌，不知道得罪了人，報上挨罵，在任何環境中都有派別，將來拍戲不知道怎麼樣來應付，太難了。」

周璇的歌常被人當作是靡靡之音，而她又無政治上精明的頭腦，唱了歌，於是被批判。但她無法理解這其中的原因以及思想改造，只能感嘆太難了。

她對未來感到茫然，或者也有些恐懼，於是便想到了離開上海。但她能夠如願以償嗎？

當時周璇的兒子尚不足周歲，她無法立刻離開。她說，「香港暫時不能來，我預想是一年後等孩子大一點可以放心。就是來香港不希望拍戲還是去南洋走一趟。」

隨後，與李厚襄的幾封信中也連續表達了從香港轉到南洋的願望。周旋此段時間感到身心俱疲，不希望拍戲並非虛詞。

1951年2月18日，她寫信說，「很多家公司要我開心，我真怕自己情緒不好，怎麼能工作呢？最大的原因還是厭倦了這工作。我真想休息一個時期，能不拍戲最好。」

為舞台而生的演員居然說出厭倦的話，為什麼？

不想拍戲，一來出於對環境的牴觸，二來周璇真的到了精神肉體健康消耗殆盡的時刻。

周璇出名時期，因為電影公司追求最大利益，她停不下拍戲的腳步。

1938年先是因為工作流產，後來又因為拚命趕片落下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情況糟糕到了演完林黛玉晚上睡覺，能看到林黛玉站在床頭。

而在香港期間，拍片量也很大，就拿1947年來說，奔波於香港和上海，她足足拍了八部電影。這些戲還常常不能突破古裝美女和歌女的窠臼。

對工作感到厭倦，而環境壓力卻日益加大，過去唱過的歌演過的戲都可能是罪證。這時候周璇需要身邊有一個人能支持她。

周璇的生活，似乎已經跌到了谷底，感情不順，對新形勢不適應，她的精神狀態越來糟糕。

在1951年3月14日給李厚襄的第五封信中，她說，「最近我的情緒仍舊很壞，心境不能舒暢，總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場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傷心。」

緊接著說「暫時不會工作，不過他們總不會放過你。」周璇所說的不會放過，是指電影公司邀請她拍電影。

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周旋在海內外華人當中的影響力，政府對她是極力爭取的，希望通過她展示出新政權新國家的良好形象，但顯然周旋並沒有這份政治覺悟。

對於新中國成立後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她在信中是如此對李厚襄抱怨，「這次也是給他們逼上粱山，酬勞極少，不能同香港相比，當然也是幫忙性質。」

她雖然自我安慰的說，「希望的是戲要好，其他的也就不管」，但信的最後不禁又寫道，「拍了戲恐怕會很忙了。這次我也真不知道怎樣來準備它，真是害怕的。」

這部讓周旋不情願拍感到害怕的戲就是一九五一年拍的《和平鴿》。她的最後一部電影。

她扮演的一個護士的角色在拍一場給傷員輸血驗血型的戲中，周旋，突然發瘋了。

據傳說刺激她發瘋的是一句台詞，「你的血乾淨嗎？」

在周旋次子周偉寫的《周旋傳》中有這樣的描述，「這句話強烈的刺激了周旋，她一下子從角色里回到現實生活中。朱懷德不是也提出過要她驗血型嗎？不是有人懷疑她愛國嗎？甚至由於她的富裕以及過去與朱懷德這樣一個負面人物的情愛關係等等。有人還指責她的生活態度有問題，要她做深刻的思想檢討。」

周旋，終於被激怒了。

她吶喊道：「都解放了呀，這樣公平嗎？我生孩子又礙別人什麼事了，再說她是有爸爸的，你們都走開，讓我孤獨吧。」

周旋情緒崩潰了，住進了上海虹橋療養院。

1952年10月周旋再次被送進了療養院，從此長達五年的時間裡，外界失去了周旋的信息，對她的療養情況也一無所知。直到1957年5月周旋對外公布精神恢復正常。

周旋親自對公眾宣布自己即將病癒復出，「親愛的聽眾們，親愛的好朋友們，你們都好啊，謝謝你們的關心，我現在病好了，就快出院了。以後我還要好好地拍電影，還要唱歌給你們聽，請各位多多指教，再見吧，諸位好朋友。」

這是周旋最後一段公開的錄音，也就在她宣布要復出後突發腦炎猝然去世。

周璇的次子聲稱，母親沒有精神病，是被嫉妒他的人迫害關在精神病院出不來，是被迫害致死，猝死疑點重重。

而周旋長子則表示，政府對周旋照顧有加，沒有人加害他。由於周旋療養過程中並無親人陪伴，去世也突然，這五年里的情況終究成了一個謎。

如今回顧這金嗓子令人唏噓的人生，梳理她對香港的影響與香港絲絲縷縷的聯繫、接觸，以及試圖分析她最終情緒崩潰的前因。

斯人已逝，有些不了解、不清楚的東西永遠成為了歷史謎團，但她悲劇的人生多少折射出當時的環境。

她的性格，她的情感遭遇，她的工作壓力，她遭遇動盪變幻的環境……一切的一切讓她成為所在時代的標誌，這又加劇了她走向癲狂的速度。

那個時代是她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