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劍經商」就是指軍事力量對商業和商人的支持，不僅表現為用軍事力量獲取商業利益，而且也表現為用軍事力量維護商業利益。雖然軍事力量的提供者可能是商人自己，也可能是國家、政府等公權力，但「仗劍經商」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重要貿易方式。
鄭氏集團是明末清初的閩南海商集團，其開創者為鄭芝龍，後又歷鄭成功、鄭經和鄭克塽四代。鄭氏集團的建立開始於1625年鄭芝龍對李旦和顏思齊海商集團事業的繼承，結束於1683年鄭克塽向清政府投降。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招撫，政治上的合法性賦予其部分公權力，從而可以為自己管轄下的商人提供更多的資金和軍事支持;另一方面，隨著鄭芝龍經濟軍事實力的增強，福建省幾乎成為鄭芝龍的「獨立王國」。《靖海志》稱鄭氏家族「一門聲勢、赫奕東南」，而鄭芝龍「位益尊，權益重，全閩兵馬錢糧皆領於芝龍兄弟，是芝龍以虛名奉召，而君則以全閩予芝龍也。」而到了鄭成功時期「明鄭政權在名義上是桂王政府屬下的一支抗清力量，而實際上兵銅自籌、官吏自置，戰略規劃自定，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割據勢力。」正如有的學者所稱「鄭氏集團的政權特徵，並不是一個獨立於中央政權之外的政治實體，而是一個堅持自己所認同的中央政權的剩餘力量。」
早期的全球化貿易方式
15世紀葡萄牙開始了一系列沿著非洲海岸線的探險活動，這些活動使葡萄牙獲得了巨額的財富。斯塔夫里阿諾斯說:「僅僅奴隸貿易就供養了里斯本六、七十個商人。」海外探險所獲得的財富逐漸吸引了更多國家的參與。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之後在這個大陸發生的屠殺和搶掠為西班牙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而正是這些財富和後來發現的美洲白銀使歐洲人成功的加入了已有的貿易體系，並不斷提升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1498年，當達·伽馬到達印度時，他發現印度洋存在著繁榮的貿易，有大量在歐洲非常緊俏的商品如胡椒和肉桂，因而他認為這條航線蘊含著巨大的財富。於是葡萄牙人決定壟斷這一新航路上的貿易，並對該航路上和想要進入這一航路的商人採取了「無情的恐怖主義」。達·伽馬在後來的一次航行中捕獲了幾條無武裝的船隻，把貨物搶掠一空後，將船和人一起燒掉了。此後葡萄牙人除了用這種方式繼續劫掠外，葡萄牙的印度總督亞伯奎開始控制亞洲海上貿易的重要通道。紅海的咽喉索科特拉島和波斯灣的咽喉荷姆茲島相繼被亞伯奎攻占。隨後又攻占了印度的果阿，印度洋和遠東水域的必經之地馬六甲，並獲得了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對外貿易港口澳門。通過這些據點，葡萄牙建立了巨大的歐亞貿易網絡，並通過壟斷貿易流通獲得了對貿易的主導權。
葡萄牙人要求經過其基地的商人購買通行許可證，並對其貨物徵收關稅。因而與印度洋上那些既沒有武裝船隻護航，也沒有受到政府的支持的商人相比，葡萄牙人構建的貿易網「由一系列構築堅強的防禦工事的基地組成，並受其武裝艦隊的保護，因此，市場力量因武力恫嚇而被調整。」
後起的荷蘭和英國面對著已經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完的世界，採用了「海盜」這樣一種方式來挑戰葡萄牙和西班牙壟斷地位。雖然這種方式對葡萄牙和西班牙來說並不陌生，但在他們那裡「葡萄牙人作為海洋的主人，沒收任何未經許可便航行於海上的人的貨物，是完全有道理的。」因而「海盜」或「海盜行為」的定義是由霸權者確定的，並且霸權者眼裡「海盜」是阻止其他西方國家擴張勢力的藉口，在挑戰者眼裡「海盜」是擴大自己勢力的方法和手段。
荷蘭人進入遠東水域，面對已經建立穩定貿易網絡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首先採取的策略就是劫掠前往馬尼拉的商船。劫奪策略削弱了馬尼拉的貿易收入，使商船感到威脅從而轉駛巴達維亞，也使荷蘭因劫奪的財貨而受益。而英國則利用海盜在大西洋上劫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隻。英國女王也投資於這項事業，並成為強力的支持者，她授予海盜爵位，給予海盜政治和軍事支持。就在這些海盜的基礎上，發展了英國的海軍力量，而領導這隻海軍的是兩個著名的海盜霍金斯和德雷克。1588年，正是這支以海盜、商人和政府組成的聯合艦隊，擊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力量一一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無論是西歐國家對其他貿易體系的加入，還是西歐國家之間的貿易競爭，軍事為商業護航、軍事為商業開拓市場的「仗劍經商」方式都是西歐國家的首選。鄭氏集團作為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遠東重要的貿易參與者，他的軍事力量如何，他又是如何利用軍事力量實現自己的商業目的呢?
鄭氏集團的海上力量
鄭氏集團的兵力情況散見於各種史料，且相互矛盾。很多研究都集中在對鄭成功時期兵力的估計，但這些估計之間也有較大的差距，多則40萬，少則10萬。雖然鄭氏集團的軍事力量以陸師為主，但正如鄭成功所說「我師所致力者全系水師。」國外的觀察者更是認為，「國姓握有大量船舶，由他指揮的強大海軍所樹立的威名，足使臨近海岸一帶為之震動」。
鄭軍的水師由大熕船、水艍船、犁繒船、沙船、鳥尾船、烏尾船、銃船、快哨等8種組成。大熕船和水艍船寬約5.3米，高約21-24米，吃水約4米，船身用鐵葉包裹，並裝有火炮，各能容500士兵；犁繒船和沙船吃水2.6米，各能容納100名士兵，上述各船都裝有遠射程的火炮，具有較強的續航能力和攻擊性，是鄭軍水師的主力戰艦。鳥尾船、烏尾船、銃船，吃水2.2米，可容50-60名士兵，主要用於近海作戰。快哨機動性強，主要用於偵察和通信。船上除了配備有火炮外，還有神機銃、千花銃，連珠火箭、噴筒、火罐、倭刀等輕武器。為了維持一支強大的水師和海外貿易，從鄭芝龍開始，鄭氏集團便非常重視船舶的製造。1651年，鄭成功在廈門發展軍火工業，並派鄭泰和洪旭「造大艦」。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的多個地方都有鄭氏集團的造船活動，甚至暹羅也有。
鄭軍的水師戰船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要優於清朝的。鄭成功曾經自豪的說「虜無大船，我只用中號船破之」;而清朝的官員也認為「我船較之賊船，大小懸殊」。與當時的荷蘭船相比，鄭軍的戰船則要小的多，而且武器裝備也相對落後。荷蘭船長100米，寬20米，高20米，有5根桅杆，船的兩側放置小銅炮，甲板上有巨鐵炮，每船配置各種火炮20-30門。而鄭軍水師的艦船上只有兩門大炮。雖然如此，在與荷蘭艦隊的兩次較量中，憑藉著數量的優勢鄭軍水師都取得了勝利。1633年料羅灣海戰荷鄭雙方交戰的艦船之比為8:150，而1661年的復台之戰是4:600。
鄭軍水師除了常備艦船外，一旦有戰事，活躍在遠東水域的鄭氏集團商船可以作為戰船參戰。鄭成功與清軍的交戰，收復台灣，鄭經西征廈門都曾調撥各地的商船投入。另一方面，水師的艦船也可以出外販洋。姚啟聖在其奏疏中稱「去年(1682年)賊知臣等奉旨進剿，將洋船改為炮船，安架大炮以拒我師。今聞賊因缺銅，復欲將炮船改回洋船，出外販洋矣」。以至於有的學者稱，鄭氏集團商人就是士兵，士兵就是商人。
鄭氏集團仗劍經商
鄭氏集團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除了與清軍作戰之外，還擔負著保護商船海上安全和戰略威懾作用。
當西方商人在遠東水域仗劍經商時，無論是荷蘭人初入遠東時的劫掠策略還是後來的戰爭策略，「如果我們想享受優惠和自由，對中國人要用暴力和武力制服，這對於減輕公司無法承受的沉重負擔，增加口本貿易，是極為必要的」，鄭氏集團商人都深受其害。僅1658年，鄭成功來往於南洋而被荷蘭人劫奪的商船就有4隻。當然遠東水域的仗劍者不只西方商人，還有真的正中國海盜集團。面對仗劍者的不斷挑戰，除了靈活的貿易策略外，還要有軍事力量的加入。
鄭氏集團的水師在沿海的島嶼設立據點，以警戒外敵入侵，而且在各個主要港口和重要的貿易航道派艦隻巡邏，以保護鄭氏集團的商船。1655年6月5日《熱蘭遮城日誌》記載:
有一個中國人海盜，也是海南島(Ainam)的官吏，名叫Soulack(蘇利)的，是韃靼人的朋友，他已有一段時間，親自率領很多作戰用的戎克船來這方面的中國沿海搶劫，最近在南澳下方被上述國姓爺(為此專程派去)的海軍將官遇到，經過一場激烈戰鬥，被打得喪失40艘他的戎克船之後，就逃走了，徹底被從海上清剿出去，此事令海上特感興奮，因為海盜以前使來此地的航道失去安全，使那些海商遭受損失。
1661年鄭成功收復台灣的行動，主要是出於政治上尋找新的立業之地的考慮，但在客觀上對整個遠東水域形成了巨大的軍事威懾作用。攜此餘威，1662年4月25口，鄭成功宣諭馬尼拉，要求馬尼拉向其朝貢:
大明總統使國姓爺寄馬尼拉總督曼利克·特·喇喇之宣諭:
承天命而立之君，萬歲宜勁順朝貢，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惡荷夷不知天則，竟敢虐我百姓，劫奪商船形同盜賊，本當早勒水師討伐。然仰體天朝柔遠之仁，故屢寄諭示以期彼悔罪退過，而彼等遇玩成性，執迷不悟，邀予震怒，遂於辛丑四月率水師親討，兵抵台灣捕殺不計其數。荷夷奔逃無路脫衣乞降，頃刻之間，城池庫藏盡歸我有，倘彼等早知負罪屈服，豈有如此之禍哉。
連橫在《台灣通史》中認為:「是時華人之在南洋者已數百萬，多遭異族苛待，而清政府不能保之，且以為叛民，任其殺虐，破家蕩產，莫可吁訴。故延平有征伐呂宋之舉，……，鎮撫華僑，用張國力。」雖然馬尼拉的西班牙當局嚴詞拒絕了鄭成功的要求，並以外通鄭氏為名再次屠殺華商，但也表達了了雙方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因而後來西班牙還是向鄭經納貢桅舵。由此可見，在競逐海上的時代，傳統的儒家思想並不是仗劍經商的障礙。
鄭氏集團建立了一整套包括稅收、組織和金融制度來管理和支持商人，面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靈活使用不同的貿易策略以保護和爭取商業利益，其強大水師為這一切的實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參與商業利益的爭取和保護。正是這一切造就了鄭氏集團在遠東水域的貿易主導權和制海權，並使一直銳不可當的西方國家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遭遇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