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漢書》之中短短一句話，背後卻是一場悲慘的災難。

東漢從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瘟疫頻發時期。瘟疫持續了196年，災情持續時間長，傳播範圍廣，程度劇烈。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討伐孫權，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曹營爆發了可怕的瘟疫，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關於這場瘟疫，學術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這是由於血吸蟲而引起的傳染病，也有人認為這是鼠疫或者傷寒。在赤壁之戰前，曹軍之中已經出現了少量的患者，後來瘟疫難以控制，曹軍之中死者大半。

建安二十二年，一場瘟疫來勢洶洶，造成了更加慘烈的傷亡。

七子隕落，文壇凋敝

曹植的《說疫氣》之中，對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的慘狀有著詳盡的記載："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對於這次瘟疫，有專家認為是出血熱，深究其原始，還要從西漢時期說起。當年張謇通西域之後，中原人一直和西域人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漢武帝多次征戰匈奴，將這種瘟疫帶入了中原之中，因為東漢末期天氣異常所以出現了大範圍的爆發；但也有專家研究認為，出血熱並不會在夏季爆發，但這場瘟疫並沒有季節性，而是從這一年春季開始一直蔓延到了冬季，不像是季節流行病，而更像是鼠疫。

曹丕在《與吳質書》之中道："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徐幹）、陳（陳琳）、應（應瑒）、劉（劉楨），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根據史料記載，建安七子之中的王粲也死在了這一年，王粲去世之時才41歲，王粲隨曹操征吳，這一年曹營之中發生了疫病，王粲很可能在軍隊之中被感染，在回軍途中突然去世。而建安七子之中的另外兩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殺，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也就是說，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瘟疫，讓"建安七子"成為文壇絕唱，一個都沒有留下來。

這五位隕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壇巨匠都是上流社會的人物，相比於貧民百姓，他們的飲食和衛生條件要好一些，而且與老鼠接觸的機會並不多。他們的離世說明災情已經無法控制，已經波及到了上流階級，老百姓感染者十之八九。

建安詩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為這場災難，文學的發展迅速進入了低谷期。建安七子是鄴下文人的標誌性代表，他們的逝世，代表著鄴下文人集團的徹底消亡。建安七子和曹氏三父子交相輝映的文壇盛況，最終只剩下了曹氏父子，而三者之中，只有曹植一個人是專門從事文藝創作的名家。隨著建安七子時代的結束，大量的"悼亡詩"出現，這些詩文充斥著對生離死別的傷感。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下，文人們大多從關注政治到關注生命之上來，探索人生真諦。

天災人禍，長達八年

曹操面對這樣的災情，終於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頒布了賑災令，作了以下規定：但凡女子七十歲以上、沒有丈夫兒子的，十二歲以下沒有父母兄弟的，以及眼盲、手腳殘疾卻沒有父母妻兒照顧的，都可以"廩食終身"；十二歲以下出身貧寒的幼兒"隨口給貸"。

然而曹操的賑災手段對百姓的幫助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天災造成了大量人口消耗，經濟損失巨大，一方面戰爭依舊在進行，人們不得已在家破人亡的情況之下繼續為軍隊提供軍糧。戰爭和瘟疫，交織成建安二十二年的人間地獄。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司馬懿的兄長司馬朗跟隨夏侯惇和臧霸征吳，半途之中軍中出現了瘟疫，司馬朗體恤部下，親自巡視發藥，後感染瘟疫而亡。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災情已經擴張到荊州地區，光羽大意失荊州，功敗身死，孫權雖然得到了荊州，但是因為這年災情嚴重，只得見面荊州百姓的租稅。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薨逝。禍不單行，瘟疫隨著戰爭快速傳播，已經到達了魏都，漢獻帝遜位，曹丕稱帝，當時因為過重的徭役和連續數年的瘟疫，軍中騷動不安，臣子上諫曹丕密不發喪，唯恐天下大亂。後來在賈逵的堅持之下，才將靈柩送到了鄴城。

疫情一直持續到了公元224年，這一年諸葛恪率軍伐魏。因為災情嚴重，死者大半，諸葛恪最終率軍撤退。戰爭，讓這場瘟疫波及範圍越來越廣，病毒隨著軍隊的遷徙和難民的逃亡四處傳播。常年的戰亂百姓貧窮飢餓，更加經受不了病痛的折磨。這場持續8年的瘟疫之所以帶來了如此大的傷亡，建安年間的瘟疫是人口大銳減的重要原因。

民間暴動，道教萌芽

漢末到魏晉，是道教萌發成長的重要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最為苦難的年代，也是貧苦百姓們最需要精神寄託的年代。

光武帝建武年間，曾經爆發過三次嚴重瘟疫，也就是這短時間，民間爆發了三次規模巨大的"妖巫"事件，史學家們將這三次運動定義為極端民間道教運動。之後，因為瘟疫沒有大肆爆發，"妖巫"運動也偃旗息鼓了一百多年。東漢末年，瘟疫更加嚴重，民間"妖巫"運動再次高漲。漢靈帝時期出現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兩次大規模的民間運動。

曹植對瘟疫的解釋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他認為是氣候異常才導致了這樣的災害。而對於並沒有讀過書的老百姓們來說，這場瘟疫來自於疫鬼的懲罰。對於生死的迷茫和對"疫鬼"的恐懼感，讓百姓們急需要一個控制疫鬼的"神"來幫助他們在這場瘟疫之中活下來。所以，當有人打著"神"的旗號說可以幫助消滅疫鬼妖魔之時，他就會得到眾多的信徒。

道教大肆宣傳降魔除妖，並且以"長生"和"醫道"輔佐，在瘟疫流行的鄉村，這些方士們以符水方術給百姓治病，也推動了道教在民間的傳播。

結語

建安二十二年爆發的瘟疫極有可能是一種傳播性極強的鼠疫，它從軍隊之中開始蔓延，隨著行軍打仗的進程，這種病毒傳播到民間，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由此可見，戰爭是加速瘟疫傳播的元兇，天災和人禍一同降臨，對社會各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建安七子除了已經過世的兩位，剩下的五位都在同一年病亡，一時間鄴下文人集團失去了中堅力量，建安文壇只剩下了曹家父子三人，詩文主流題材便是悼亡之詩。看到這樣的人間慘劇，本來以政治謀士為一生所求的文人階級，慢慢將關注點轉向了哲學層面，他們探索開始探索生命的意義，文學作品種種往往充滿了人生無常的悲涼感。

而在民間，常年的戰亂、徭役和瘟疫，讓疫區家家戶戶家破人亡，百姓將瘟疫的原因歸結於妖魔鬼怪作祟，寄希望於道教的"降魔"、"醫道"和"長身"之術。在這個灰暗的年代，道教得以飛速發展，並且形成了自己的體系。

漢靈帝時期戶籍統計之時，尚且還有一千萬戶，而到了建安中期，全國僅剩下了三百萬戶。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在瘟疫和戰爭之中，史書之中寥寥幾句，卻是沙場萬骨枯，十室九空的地獄景象。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給王朗寫了一封信：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已經奪得王位的曹丕尚且如此悲戚，何況是在底層掙扎的平民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