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湖南考古人來說，最為翹首企盼的就是一年一度召開的 " 湖南考古匯報會 "。這是對一年來考古發掘成果的展示和總結。對於關心和熱愛考古的大眾而言，最關心的是 " 過去的一年裡，他們挖到了什麼 "？2020 年 1 月 8 日，在湖南省博物館學術報告廳召開的 " 湖南考古匯報會 " 揭曉了這個答案。過去一年中考古勘探、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科技考古等一系列工作與收穫。其實，對於考古人而言，不僅僅是 " 挖到了什麼 "，更重要的是 " 發現了什麼 "，此次，許多精彩而富有價值的發掘項目和文保成果都是首次與公眾見面。
此次匯報會，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省考古所）特邀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高星博士，作了題為《遠古人類的生存之火》的主旨演講，主要闡述用火對人類演化的作用與意義，通過中外史前考古的具體案例加以介紹，帶給聽眾一場學術的盛宴和知識的享受。
澧陽平原史前考古繼續向更深處突進
2019 年的湖南考古工作項目眾多、成果卓著。
對於湖南民眾來說，探索湖南地區最早的人類和文明是大家津津樂道、樂此不疲的話題，也是湖南考古同仁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課題。2019 年，湖南舊石器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進展。傘頂蓋遺址出土大量以優質燧石為原料製作的石器，考古隊對燧石原料進行了調查，結果證明遺址附近存在大量優質燧石原料。通過對這批石器標本的分析，能夠為解決原料與石器技術之間的關係提供重要證據。同時，根據初步地層對比結果，傘頂蓋遺址年代可能處於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階段，從舊石器技術發展軌跡來看，剛好處於舊石器時代中期。這一時期是早期現代人在歐亞大陸出現和擴散的關鍵時期，傘頂蓋遺址的發現和研究能夠為我們了解早期現代人在中國南方地區的演化歷史提供重要材料。本次考古工作採用了精細化發掘和多學科合作研究，集中體現了當今考古工作的科技化水準。
從 2017 年國家文物局設立 " 考古中國 " 重大研究項目以來，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圍繞 " 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 " 這個子課題，在華容七星墩、澧縣孫家崗、澧縣雞叫城、石門寶塔等遺址連續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七星墩遺址從 2018 年開始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作為湖南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其內外兩圈的雙重城壕結構在湖南地區尚屬首次發現，對研究史前城址的發展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其城牆始建年代約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使用時間延續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2019 年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闡明了以下幾點：一、2018 年鑽探顯示七星墩遺址內圈城垣的西段和北段共有四處缺口，今年補充鑽探後，認為這四處缺口並不存在，內圈城垣的西段和北段是連為一體的；二、七星墩內外兩圈城垣的始建年代相當，均為屈家嶺文化早期；三、外城在屈家嶺文化晚期早段有一次擴建行為，到屈家嶺文化晚期晚段即廢棄；四、石家河文化早期，外城仍有人居住，但城垣已廢棄。石家河文化晚期和肖家屋脊文化時期，外城已無人居住；五、發掘區北部探方發現該時期的疑似水稻田遺蹟，外城可能成為稻田種植區。
雞叫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時隔多年後再次重啟。2018 年秋至 2019 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四川大學考古系，對雞叫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古鑽探，基本弄清了雞叫城城牆、護城河、早期環壕的位置，並對整個遺址的堆積狀況有了一個概括性的認識，並在此基礎上開展了雞叫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此次發掘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北城牆和早期環壕的解剖，全面了解遺址的文化面貌，在 1998 年和 2006 年發掘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起遺址的文化序列，為以後雞叫城聚落結構的探索構建時間框架。同時通過城牆內坡和早期環壕內包含的豐富遺物，了解當時的環境和生業狀況。通過發掘，已揭露出屈家嶺至石家河文化時期包括城牆、灰坑、溝、房址、墓葬等的遺蹟 70 余處，出土一批豐富的遺物，包括有陶器、玉器、石器等。該發掘還在繼續進行當中。
2019 年，省考古所對南縣盧保山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盧保山遺址位於一處比周圍高出約 1～4 米的台地上，經鑽探，四周均發現城牆遺蹟，城牆外側往北還見有壕溝。根據調查勘探情況，可初步斷定盧保山遺址是面積約 10 萬平方米的不晚於石家河時期的史前城址，其主體時代是石家河文化時期。已有考古成果表明，長江中游地區在屈家嶺文化 - 石家河文化時期共發現有 17 座城址，史前文明達到頂峰，文化影響輔射一度北進中原。這一時期整個長江中游地區文明的中心是湖北天門山面積超過百萬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雖然盧保山遺址的城址面積僅 10 萬平方米左右，相對而言，其面積和規模均較小，但該城址是目前為止長江中游史前城址群中位置最南的一座。盧保山遺址的發現將為長江中游史前城址群的研究增添新的材料。
自 2015 年起，省考古所對孫家崗遺址進行了連續多年的主動性考古發掘，其中 2019 年的主要收穫是：一是基本完成了對墓地南區現存墓葬的完全揭露，確認該墓區的墓葬分布，可區分為南北兩個墓群；二是辨析出孫家崗遺址墓地各土坑墓中普遍存在一種 " 墊器葬 " 的獨特葬式，即：先在墓底墊放破碎陶器 ( 多為罐、盆類、打碎放入，或放入後敲碎 ) ，之後放入葬具，葬具上或其邊緣再放置盤、杯、壺等日常宴飲用器，玉器則隨屍體置於葬具之內的特殊葬式；三是獲取了一批隨葬品，有陶器和玉器兩類，其中玉器 40 余件，較完整器有笄、鷹首笄、鳥首璜、璜、圓牌等，並見 1 獠牙神面牌飾。考古工作人員通過多年的發掘與研究工作，總結出 " 孫家崗類型遺存 " 概念的提出，並指出它是長江中游地區石家河文化之後新發展起來的肖家屋脊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其絕對年代在公元前 2200～1800 年間，其年代相當於文獻記載中的夏代早期，填補了湖南考古在石家河文化與商時期考古學文化之間 800 年空白期的前半段，同時也為了解洞庭湖區在中國早期國家文明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其與早期國家文明之間的關係打開了一扇窗口。
歷史時期考古不斷有新發現，四方城王堡墓群發掘成果否定了某些猜測
歷史時期的考古工作項目眾多、工作紮實。發掘包括石門寶塔遺址、汨羅螺絲山遺址、益陽潭溪口遺址、漵浦馬田坪墓群、保靖四方城王堡墓群與洞庭墓群、藍山牛承村與劉家古墓葬、平江福壽山大湖坪遺址、老司城遺址等一大批遺址與墓葬。湖南考古人的工作之一就是通過考古來揭示湖南華夏化形成的過程和湖湘文化形成的過程，從而復原湖南的歷史。
汨羅螺絲山遺址性質屬於費家河文化，是商代晚期分布於洞庭湖東岸地區的一支考古學文化，其發掘意義首先是增加了洞庭湖東部地區商時期考古資料的積累，對於推進對洞庭湖東西兩地商周時期文化的比較研究具有較大幫助；第二是螺絲遺址出土的可復原的完整器數量較多，可豐富關於費家河文化陶器群特徵的認識；第三，此次發掘出土數量較多、形制多樣的制陶工具，對於究費家河文化的制陶手工業提供了重要資料。
四方城王堡墓群是四方城從戰國晚期至秦、再到西漢早中期的歷史見證，這一時期正是四方城悠久歷史的精華濃縮，體現了四方城城址經歷了戰國晚期的楚秦戰爭、秦人入境、再到西漢政權建立這段歷史。通過考古發掘，可以看到這段跌宕起伏的歷史畫卷在四方城先民生活上的投影，也是秦人最早進入湖南的歷史見證。省考古所從王堡墓群的墓葬形制變化、隨葬器物時代特徵的變化，觀察到秦人伐楚這段歷史對四方城的影響。而洞庭墓群時代自西漢早期一直延續到東漢，時間上沒有缺環，完整再現了四方城先民在漢代的喪葬習俗和生活狀態，對於了解漢代四方城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此外，龍山里耶秦簡出有 " 遷陵以郵行洞庭 " 簡牘，指將公文或信函從 " 遷陵 " 送到 " 洞庭 "。曾有專家因地名推測，秦洞庭郡郡治或在保靖四方城對岸的洞庭村。此次考古發掘在附近未發現秦代建築基址及同時期人類活動遺蹟，基本否定了該說法。
聯合考古、遺產保護、科技考古、公眾考古，省考古所不斷嘗試 " 新玩法 "
2019 年，湖南考古人在與 " 一帶一路 " 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聯合考古工作、文物保護工程援助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績。
省考古所與孟加拉國聯合考古隊通過對孟加拉國毗訶羅普爾古城納提什瓦佛教遺址的五次大規模發掘，獲得了重大成果，發掘面積 6000 余平方米，揭露出大量紅磚砌築的佛塔、佛殿、寺廟、道路等遺蹟，並發現銅器、陶器、石器、金器等大量遺物，其階段性發掘成果《納提什瓦：孟加拉國毗訶羅普爾古城 2013-2017 年發掘報告》已於 2019 年 3 月正式出版。2019 年，援孟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通過開展系統性的城址考古調查，探明了毗訶羅普爾古城的範圍、城內文化遺存的分布及城市不同功能區的布局等情況，取得了重大的收穫；通過對納提什瓦遺址神殿 2 北牆的發掘，進一步釐清了寺廟早期墊土、建築填土、生活堆積之間的區別及對應關係，對於遺址的地層堆積有了更加精確的認識；本次發掘還發現了北牆與西牆的轉角，證實了神殿 2 為正方形建築的推測。
2019 年，省考古所的文化遺產保護、科技考古以及公眾考古等工作同樣做得有聲有色。考古工作不僅是調查、勘探、發掘和研究，也是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基本建設中的搶救性發掘就是一種文物保護。各類規劃和方案的編制、科技考古工作的實施也都是本著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原則來做的。同時，省考古所不斷將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和行動貫穿於整個工作和學術研究中，公眾考古工作即是一個體現。任何一處遺存的發現必然反映當地的一段歷史和文明，這完全應該也有必要讓當地民眾了解他們的歷史和文化，喚醒他們對自己家鄉文化遺產的保護。基於這個目的，省考古所推出了各類公眾考古活動：聯合長沙博物館推出了 " 發現湖南 " 十場系列講座；在九嶷山首次開展了 " 湖南考古研學游 " 項目；將考古課堂搬進小學的 " 考古進校園 " 活動；" 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 公眾考古活動；考古工地公眾開放日活動等形式眾多、貼近大眾的考古活動，讓普通市民和孩子能夠正確理解考古的意義和懂得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
瀟湘晨報記者 常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