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2日上午，「律政之花、盈風綻放」首屆盈科全國女律師演講比賽總決賽在北京正大中心盛大舉行。

來自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連蕊律師為我們講述了刑辯女律師的酸甜苦辣。她的演講《刑辯虐我千百遍，我待刑辯如初戀》獲得大賽優秀獎。她說，「最難的不是刑辯女律師，而是……」你猜對了嗎？

刑辯虐我千百遍，我待刑辯如初戀

周迅在電影《保持沉默》中有一句話，非常經典，她說——

我為什麼做辯護律師，不是為了幫罪犯脫罪，是通過我們努力的幫嫌疑人辯護，才能促使控方和警方不斷地去挖掘真相。

沒錯，辯護人就是那個在追尋真相、實現公平正義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砝碼。

在盈科做刑辯十年，我體會到了做一個砝碼有多難。

我曾經在一個案件中會見當事人五十多次，會見筆錄摞起來的厚度，夠出一本書了；

我曾經因為爭取律師會見權而百般受阻，像一個翻滾的皮球被辦案機關踢來踢去，但還好，我沒有被踢出局，最終由於我的堅持而得以成功會見；

我曾經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發表一個多小時的辯護意見，當我在竊喜法官居然沒有打斷我的時候，讓我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旁聽席竟然傳來了一陣掌聲，但是掌聲過後讓我更加意外的事情發生了，那些鼓掌的旁聽家屬很快因擾亂法庭秩序被請出了法庭。

其實苦和累都不是最難的，在法庭上的暴擊也不是完全不能承受的，刑辯律師最大的難題還在於如影隨形的風險。

大家都了解的律師偽證罪，我有一次距離它只有一步之遙。2013年我在山西昔陽辦理一起合同詐騙案，我去檢察院閱補偵卷的時候接到了一個陌生來電，電話接通後，對方說：「我是昔陽經偵，你現在在檢察院吧，在那別動，我們馬上就到。」說完就掛了電話。

接完電話的我一度陷入慌亂，但是我很快強迫自己鎮靜下來。捋了一下辦案過程，我辦案全過程完全合法合規，唯一一個可能存在問題的地方是家屬提供給我的紅頭文件，而我將其中有利於當事人的部分附在了我的律師意見之中。

果然，當我被帶到經偵大隊的談話室時，經偵民警對我說：「我們查到你提供的紅頭文件有一個是假的，你現在涉嫌律師偽證罪，你解釋一下吧。」

我說：第一，紅頭文件不是我提供的，是家屬提供的，我有家屬提供材料時的談話筆錄以及接收材料清單。

第二，我收的全部是複印件，原件還在家屬手中。

第三，我沒有作為證據提交，而是作為證據線索提交，我在律師意見中明確寫著，律師沒有核實紅頭文件的能力，希望檢察機關予以核實。

說完之後，經偵跟我說：「連律師，這件事跟你沒關係。」

做刑辯律師難，做刑辯女律師難上加難。

我在懷孕五個月的時候仍然在閱卷、開庭，當時辦理的還是一起故意殺人案，別人的胎教是莫扎特、貝多芬。我的呢？是血腥的案卷和嚴肅的法槌聲。

開完庭之後，和我對庭的女檢察官過來跟我說：「剛才光顧著和你辯論了，都沒發現你懷孕了。」

我回答她：「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所以，其實最難的是刑辯女律師的孩子。

我的女兒今年七歲了，有一天我收到了她寫給我的一封信，寫著：「媽媽，我不喜歡您加班，也不喜歡您在外面吃飯，對身體不好，還不想您出差。」

收到這封信，我百感交集。這封信里雖然有抱怨，但是更多的是女兒對我的關心和心疼。

我是媽媽，同時也是律師，身上的職責讓我經常處於糾結之中，多少個晚上，在哄睡孩子之後，爬起來默默地閱卷、寫辯護詞；多少個凌晨悄悄地親一下孩子安睡的臉，奔赴機場出差。雖然糾結，但是所有的付出都甘之如飴。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像我這樣的刑辯女律師在盈科有很多，刑事辯護雖然很難、很苦，很虐，但是刑辯中的我們真的特別美，特別敢，特別溫柔，也特別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