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美國人》月刊網站1月7日刊登題為《「中國威脅」和全球科學的未來》的文章，文章認為，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主要的科研合作者，它們之間的合作比跟其他國家的合作要多。如果美國把中國定位為一個潛在的對手，科學創新的未來可能會受到阻礙。文章內容摘編如下：
美國聯邦政府對所謂的「中國威脅」的擔憂日益增長。尤其在過去一年中，美國的科學團體和組織收到了大量旨在限制美中科研合作的聯邦提案和法規。
除了對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活動加強審查之外，美國還對其他活動實施了管制，從而進一步限制美中科研合作。這些措施包括限制中國人的簽證，並加強對中國科學家的監視。
這種聯邦指令尤其令人擔憂，因為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主要的科研合作者，它們之間的合作比跟其他國家的合作要多。如果把中國定位為一個潛在的對手，科學創新的未來可能會受到阻礙。
我們試圖更好地了解中國在美國科研成果中扮演的角色。為此，我們調查了過去幾年（2014年到2018年）中美合作的趨勢，發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與過於簡單的政治論調——中國從美國「偷竊」並依賴美國的科學生產——相比，我們的調查顯示了截然不同的結果。中國在知識和經濟上為這些合作作出了巨大貢獻，而限制與中國的研究關係對美國來說弊大於利。
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如果兩國不合作，各自的科研成果會發生什麼變化。我們發現，說到增長，美國從合作中獲得的好處多於中國。2014年至2018年，美國的研究成果——不包括與中國學者（隸屬於中國機構的作者）合著的出版物——略有下降。但是，當把與中國學者合著的出版物納入其中時，我們看到了恰恰相反的情況，科研成果略有增加。換句話說，美國出版物的增長要歸功於與中國的合作。
另一方面，同期中國的出版物數據呈現不同的情況。無論中國學者是否與美國學者（隸屬於美國機構的作者）合作，中國的出版物數量都會增加，而與美國學者合作的出版物對這一增長的貢獻微乎其微。
除了共同出版物與增長之間的關係，我們還想知道美國和中國學者在發展新知識方面發揮的作用。中國學者真的在依附於美國項目嗎？還是說他們在創造新知識方面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研究了引用量排在前500名的聯合發表文章，考慮到第一作者的重要性——其在相關研究出版物中所做的工作比其他所有作者都要多，我們還確定了哪些學者擔任了第一作者。數據顯示，中國學者在近一半的中美聯合出版物中擔任第一作者，而美國學者擔任第一作者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最後，我們想了解哪些資助機構支持的美國和中國研究出版物最多。和第一作者一樣，中國在資金方面發揮的作用比人們想像的要大。在10個最常受認可的資助者中，7個是中國的，3個是美國的。事實上，中國資助機構資助的出版物數量是美國資助機構的3.5倍。從2014年到2018年，中國資助的出版物數量增加了近200%，而美國資助的出版物數量只增加了不到50%。
總之，這些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威脅論」把一個複雜的現實過於簡單化了。美國限制與中國研究合作的政策將主要削弱美國的生產力和經濟增長。
為了美國的利益而限制科學生產可能會帶來一些直接的「好處」（例如國家安全、全球競爭等），但保持或加強研究合作將給美國作為全球領先的知識生產國以及推動全球科學發展帶來其他好處，甚至是更大好處。
1月6日，第四屆「拉斯維加斯中國之夜」活動在2020年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CES）開幕前夕舉行。來自網際網路、通信、先進位造業等多個領域的中美兩國企業高管和專家約200人參加了活動，共同探討行業創新發展趨勢，促進中美企業交流與合作。 新華社記者 吳曉凌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