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早已從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學崗位上退休，但用「退而不休」來形容謝飛導演，可謂恰如其分。
有報導稱導演謝飛，「或許是2019年全國各大電影節和影展最常出現的嘉賓面孔之一」。文章列舉僅2019年在國內，「他參加過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FIRST青年影展、平遙國際影展、海南島國際電影節、民族電影廣州展映等多個電影節展。而在國外，他也參加了許多可能並不太知名的國際電影節展。」
謝飛導演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是在2019歲末，民族電影廣州展映活動期間。至於教職，他告訴記者，自己還有一位匈牙利學生，在讀博士的論文沒有過，其他已沒有掛礙。
展映閉幕當天放映了由謝飛執導，根據張承志同名小說改編的劇情片《黑駿馬》。而在放映前，一段38分鐘的紀錄片《我們的鋼嘎哈拉～<黑駿馬>：二十三年後～》先就把眾人的回憶帶到了蒙古國遼闊蒼茫的草原上……在現場交流環節，謝飛回顧了彼時找到這筆電影投資的不易，「後來我問香港寰亞的老闆（投資人），你怎麼會投錢給這麼一個很沒有戲劇性的蒙古族題材的電影？他說他把《黑駿馬》這個小說拿回去以後，找到了許鞍華，讓許鞍華看看，這小說怎麼樣。第二天，許鞍華就回覆說，這個小說太好了，她看完哭了一夜，『謝飛導演只要那麼點錢（一百萬人民幣），你們為什麼不投？』」
《黑駿馬》海報
彼時的中國電影正處於發展低谷，現而今已然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2019年，中國總票房收入高達642.66億元人民幣，創歷史新高，但拍文藝片和文藝片導演的境遇依舊是個話題。對於那些有志向當導演的年輕影人，謝飛給出的建議是，「未來的電影，特別是文藝片，編導合一是一個大的趨勢，如果你想拍有價值的有文化的影片，你自己要有寫劇本的能力。」
長者諄諄，但謝飛對於具體的電影作品則並非都是一味肯定——不同於現而今不少國產電影首映禮上，影片放映後往往要請上一眾同行背書，而大家也往往齊齊表達驚喜，稍後還要在各自的社交平台上延續這份祝福。謝飛事後在豆瓣上給出的影片評論，往往才會真正讓影迷和觀眾覺得「驚喜」。比如在展映交流會上，他就對畢贛的電影《路邊夜餐》表達了不以為然，「長鏡頭40分鐘，可是那個故事說的什麼呀？然後思想是什麼呀？這樣的作品可能會出現短時期的轟動，大家也承認它形式上的創新，有價值，但是它不是一個能夠留得下去的作品。」
如果說電影節上走紅毯，當評委和嘉賓，是對導演謝飛業界地位認可的延續，亦是中國社會「崇老文化」的一個表征。年屆77歲，「玩抖音的豆瓣影評紅人」謝飛，和同輩乃至後輩比他年輕得多的電影人，年紀輕輕就顯出「耳順」之相著實不同。2020年，謝飛第一次補追網劇，在豆瓣上給了《慶餘年》四顆星，並稱「流媒體時代到來了！」而就在發稿前，筆者又接到了一則採訪邀請，情人節檔上映的電影《抵達之謎》，「有沒有興趣採訪影片監製謝飛老師？」
導演謝飛
【對話】
「金雞獎改為一年一評是好事兒」
澎湃新聞：2019年年底，你參加了印度克拉拉邦電影節，能否先談談見聞？
謝飛：我參加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克拉拉國際電影節，這個電影節已經辦了24屆，是印度國內幾個較大的電影節之一，也是辦得最好的一個。克拉拉邦受教育程度在全印度是最高的，識字率達到了90%，印度很多地方識字率也就百分之二三十。我在2014年時去當過一次電影節評委，這是第二次去，很驚訝於電影節的觀眾之多，還有他們對於藝術電影的理解度之高。今次電影節放了200多部電影，2019年全球的佳片幾乎都包羅在內，而且票價很便宜，通票票價相當於100塊人民幣左右。奉俊昊的《寄生蟲》放映前，場外排起了長隊，甚至有人因為搶不到票而大打出手。
澎湃新聞：近些年來全國各地西寧、平遙、西安、三亞，湧現了很多影展、電影節，我注意到你近些年也多有出席，請談談見聞和感受。
謝飛：國際上看，電影節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到六七十年代達到高潮，就是作為對商業院線的一個補充，那時候只有拷貝一種反映形式，藝術電影、小眾的實驗電影可能進不了院線，就拿著拷貝到電影節上放，這樣那些在文化藝術上有價值的影片才得以嶄露頭角。電影節就是要放文藝片和民族特色的影片，商業片用不著在電影節上放。在我成長的時期，經常有一些各個國家的電影周來華放映，讓我得以接觸到印度電影、阿爾及利亞電影、埃及電影等。
電影節的本質是一種文化交流，它是非盈利的，是為了真正的電影愛好者而辦的。我們現在把電影節當成一件新鮮事兒，以前不讓搞，現在哪兒都想搞，但一定要明白，電影節不是為了給官員創造政績，搞自我宣傳的。就我這些年的所見所聞，國外多數電影節都是民辦的，有些電影節辦得特別好，對所在城市的旅遊業帶來非常好的影響，政府就會撥一些文化資金來支持，但沒有全部由國家出資去辦電影節的。中國現在幾大電影節，省市政府都花了大錢，這個錢花得值不值？是不是把電影節作為一個面子工程去搞了？這些都是要反思的。我以為，電影節還是要以民辦為主，靠舉辦質量贏得社會聲譽和業界影響力。另一個，我注意到國際上幾大知名電影節的藝術總監都是相當穩定的，他們熱愛電影更了解電影，選片經驗也十分豐富，這都是我們要學習的。
我擔任過一屆西安絲綢之路電影節的評委，非常不高興，放了幾百部影片的電影院基本都是空著的，我覺得這是在花冤枉錢，很多人做了那麼多準備工作，到頭來沒人看電影。海南島國際電影節第一屆也有這個現象，2019年稍好一點。第一屆因為安排了9部京劇電影，當時觀眾也是寥寥無幾，有年輕觀眾進場看《霸王別姬》（2014年，滕俊傑執導，尚長榮等主演），沒一會兒跑出來要求退票，說不是張國榮演的。其實海南有很多北京和東北來的退休老人，如果能把這些人能夠召集起來看京劇電影，怎麼能說沒有觀眾呢？所以放電影一定要認真去組織觀眾，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錢做一些表面功夫。
澎湃新聞：作為曾經的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對於2019年第28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宣布之後中國電影最高獎、金雞獎將每年一評有何看法？
謝飛：我當副主席的時候，不知道哪個領導覺得評獎太多，把金雞獎評獎改成兩年一次，由此百花獎也要跟著改。影協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舉辦金雞百花電影節，採取到各個城市輪流辦的形式。後來我們就想了個主意，一年金雞，一年百花交替，這樣年年都有電影節。但這樣一來，評的電影便是兩年間的，評獎本身就成了炒冷飯，所以兩個節都越來越不成功。
就這個事兒，我打報告給中宣部，說明並沒有具體文件，說必須要兩年一辦。如果不改變，變成一年一評，金雞百花電影節的權威性就沒法保證，正是因為這十幾年金雞百花獎改成了兩年一次，內地很多優秀影片都被香港的金像獎和台灣的金馬獎搶了先，這樣等於說我們主動把話語權讓給了人家。現在改為一年一評是好事兒，是科學的。
第28屆金雞百花電影節海報
「未來網絡營銷方式會更深刻地影響到電影行業」
澎湃新聞：在講到電影節的時候，你總會提出商業院線作為參照，對於當下主流院線的放映影片，比如馬丁·斯科塞斯不久前炮轟漫威，你有何看法？
謝飛：現在全球商業電影市場都被好萊塢領導了，中國院線現在的主流受眾是20歲到30歲的城市青少年，歐美則是14歲上下的青少年。前陣子，馬丁·斯科塞斯炮轟「漫威電影不是電影，是主題公園」，其實也揭示了這一現狀，這些孩子都是看漫畫、玩電腦遊戲的長大的，他們對於這些改編電影本來就不陌生，這些電影也在迎合他們。一些年歲大的導演，老派的導演，拍相對嚴肅的歷史片，傳記電影，史匹柏的《林肯》也沒有什麼票房，斯科塞斯想拍《愛爾蘭人》找不到投資，最後由奈飛（Netflix）投資，並且走線上放映的渠道。在我看來未來網絡營銷方式會更深刻地影響到電影行業。當電視普及後，就分走了一些原先的電影觀眾，通過電視播放或者錄像帶租賃，不一定要到電影節去看了。現在有了網絡，實體經濟包括各種展會，包括電影節也開始走下坡路，電影院也開始走下坡路。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未來電影業發展的趨勢是怎樣的？
謝飛：美國人的娛樂產業之所以如此繁榮，就是人家看到一些新的市場苗頭，馬上就能通過談判、合作，進而發展出來一套完備的商業模式。比如HBO在電視上放新電影，通過協議讓剛上映一周的電影可以出現在電視頻道里，你相應要怎麼付費，這都可以談。再者，奈飛起家時是上世紀90年代一家在線影片租賃商，他們當時的政策是全美任何地方的人可以通過網上預訂電影的DVD，奈飛免費把這些影片寄到府上，30天內看完再免費寄回來。算下來費用很低，起碼低於你購買盜版DVD的費用，更不要說後者還存在法律制裁和道德成本。
中國現在的電影管理者，和我們電影人應該注意到，以網絡營銷為主的流媒體，多元化的電影市場是大勢所趨。你想要建立這樣的市場，就必須禁止掉盜版。過去我們看盜版DVD，現在我們在網上看盜版的影視視頻。政府應該首先要下決心改變這個現象，如此才能建立起相應的收費方法。好萊塢之所以能夠做到70%的盈利，是在影院放映之外。我們現在90%的電影收入就靠影院那幾天、十幾天的放映票房收入。而我們剛把某部電影賣給了某個播放平台，馬上其他網站就都有了，而且大家竟然都見怪不怪？！
澎湃新聞：很多人會說中國觀眾觀看盜版電影，這是有歷史原因的，改觀不在朝夕。
謝飛：我不這麼認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看電影都是買票的，混進電影院抓出來也是要被處罰的。問題出在1990年代國家進入到市場經濟，別的領域私人資本都可以進入，但電影就是不行。90年代初北京很多商廈，比如賽特、燕莎都提出過，想在商廈內蓋多廳影院，結果不被批准，一下子耽誤了十多年。而這個時期禮堂式的電影院又大都經營不善，有的賣了家具，有的乾脆關門大吉，問題的關鍵是人們已經不習慣在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禮堂看電影了。這樣的狀況下，先是放港台片的錄像廳遍地開花，接著又趕上VCD、DVD的普及，盜版叢生才讓中國人染上不花錢看電影的習慣，而且還不受到譴責。現在有一種情懷或者說招徠，比如遇到周星馳、賈樟柯的電影要上映了，網上一片「我欠他一張電影票」（笑）。因為賈樟柯作品直到《三峽好人》才被獲准公映，他之前的片子大家都是看的盜版。
1980年，中國人進影院觀影是 293億人次，等於全國十億人，一人每年買了29次電影票！ 到現在這個數據已經大幅下降，全國一年也就1/10的人進過電影院，說我們是電影大國沒錯，但不是真正的電影強國。十四五億人的票房，還沒有超過三億人的北美，這不是一種勝利。所以一定要研究出我們現在的真實狀況，儘早改革。全世界現在都在重視網絡，除了奈飛，包括蘋果+、迪士尼+等等都在搶占網絡電影的播放市場。
澎湃新聞：2019年，一面是中國電影市場比2018年更早票房總額突破600億人民幣的利好消息，另一面則是網上輿論一片所謂的「影視寒冬」，你怎麼看？
謝飛：全中國賣得最好的電影，也只有1/10的中國人花錢去看了，還沒有做到像韓國那樣會有1/5的人去看。《我和我的祖國》有30億票房，大概也就是一億人次進影院看了電影，為什麼只有不到1/14的人去看這樣好的電影？原因就是沒有其他的渠道，其他的渠道裡面全是盜版。我再給你算筆帳，2019年大概通過了800部電影，涉及1000億左右的投資，票房即便過了600億，合30%多也就200多億返回給製片人，也就說整體上1000億投資，結果只回了200億，沒有別的渠道可以讓投資方賺錢。像《哪吒》這樣的電影有幾十億的票房，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網絡買版權的話應該花幾億去買，現在只有5000萬元，就是因為盜版太猖狂收不上錢，如果我們能夠建立起一個法治的，杜絕盜版的環境，國產片能賺更多的錢，同時也能讓更多中國人看到（電影）。
《黑駿馬》劇照
澎湃新聞：民族電影廣州展映期間，你帶來了1995年上映的作品《黑駿馬》。其實改革開放後，你和鄭洞天等聯合執導的《嚮導》（1979），就是一部講述新疆維吾爾族人民捍衛祖國尊嚴的故事，是否可以說你對民族題材電影情有獨鍾？
謝飛：我是第四代電影導演中拍民族題材最多的，原因就是碰上了，不是我刻意為之。《湘女蕭蕭》也是半漢半苗，原著小說作家沈從文也有苗族血統。我對少數民族很有感情，他們的民族色彩很絢麗，民族服裝很漂亮，世代居住所在也很美麗，這些都很適合電影表達。我在西藏拍過一個主旋律電影，叫《世界屋脊的太陽》，講羊八井地熱發電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到西藏，去了以後就覺得太漂亮了，決定要再拍一個「純西藏」電影，也就是後來的《益西卓瑪》。倉央嘉措有60多首歌流傳下來，我從中挑了兩首做過電影的插曲。歌手譚晶通過唱《在那東山頂上》一曲而紅，我也非常高興能通過這首歌讓全國觀眾認識了幾百年前的倉央嘉措，他的一生閃現了人性的光彩。
《益西卓瑪》劇照
澎湃新聞：2019年，你的學生滕叢叢執導《送我上青雲》獲得不錯反響，如何看待國產女性主義電影？
謝飛：女性主題，男女平等是一個社會大話題，西方一直在探討，中國也有過這個思潮和運動，我過往的電影女性主角居多，其實在拍攝的時候，無論是男主人公還是女主人公，都是去解剖一個複雜而真實的人性，提倡真善美的人性。
《本命年》海報
澎湃新聞：2020年是你執導、姜文主演的電影《本命年》公映30周年，是否會有一些紀念活動？
謝飛：電影《本命年》來自作家劉恆的小說《黑的雪》。我把電影故事放在了1988年，龍年，也可以理解為中華民族的本命年。小說本身帶有宿命的觀點，劉恆就認為任何的時代都會有人選擇走惡的道路，有人選擇走善的道路，李慧泉因為打架被勞改，出獄後想走善的道路都很難。電影也帶出了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後，中國人的道德困惑和迷茫，結局其實是開放的。1990年上映後，這麼多年了，很多觀眾還記得這部片子，我也很感動。現在也有編輯在做準備，找到了我的工作檯本、創作回憶和當時的各種評論，包括劉恆的原始劇本，想要在2020年紀念一下《本命年》30年。
澎湃新聞：2019年有哪些電影令你印象深刻？能否稍作回顧點評？
謝飛：大家可以看我在豆瓣上的評論，一般我給到四到五顆星的片子都是我比較認可的。韓國電影《寄生蟲》我給了五顆星，《南方車站的聚會》我打了三顆星，胡歌的角色還是太單薄，觀眾看不出他如何成為黑幫大哥，偶然打死警察還有沒有別的血債？總之給觀眾的人物信息太少了。在我看來電影形式和內容永遠要統一，包括《地久天長》我也不是特別滿意，如果要寫四十年，那麼只強調計劃生育就太單調了，而且有點過於煽情，這和九十年代的《活著》、《藍風箏》等還是不一樣了。
我有一個特別有才華的學生申奧拍了《受益人》，他請我去看，看完以後我壓了兩周，只能在豆瓣上給它打三顆星。主要是從編劇角度，電影故事裡的殺妻騙保在現實中很難出現，劇作合情合理的分寸感不對。滕叢叢的《送我上青雲》，起碼大齡女記者的煩惱和痛苦還是令人信服的。作為一個編劇或者導演，在影片頭10分鐘無法讓觀眾相信這個故事或者人物，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