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一個飽受非議的王朝，因其由草原遊牧民族建立，後人對它的印象基本停留在「人分四等」 「主荒臣專」的程度。但這些說法多處於明代，而後世王朝又以靠貶低前朝來證明自身的正統性，因而明代的評價多少有些片面性。那麼真實的元代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

其實元朝是一個被人們極大忽略的朝代，其並非如人們口中描繪的那樣不堪。相較於明代，元代的經濟就十分的繁榮，可以稱之為是商人的天堂，今天筆者就為大家淺談元朝經濟繁榮的根本原因。

眾所周知，古代王朝多以農業經濟為主，農業稅是國家主要的經濟來源。因此能否保障農業的稅收，便成為歷朝歷代興衰的標誌之一。而元代與其他中原王朝的最大不同之處便是對於農業稅的重視程度。

元代發源於蒙古大草原，其前身為大蒙古國，雖然在入主中原之後吸收了不少儒家的治國理念，然而，其封建貴族制並沒有被廢除，因此，元代的貴族仍然享有許多特權。正因為元代貴族特殊的政治地位，從而導致元代的選官制度難以採用面向全體士人的科舉制，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縱觀中國的古代王朝，大多是通過控制士人的方法，進而控制地方行政，最終達到控制經濟的目的。但這一點在並未全面普及科舉制度的元代則很難實現。

因此，在元代，農業稅並不是其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北游路·紀文·上大司農陳素庵》說道：「當元之初，閩廣稍警，旋即安枕，吳浙晏然。以苦宋公田之累，以釋重負；有祝而無詛，則輕徭薄賦，實有以招徠而深結矣。」可見，元代的農業政策是十分寬鬆的，這種寬鬆政策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科舉不興，導致國家對地方把控能力的下降。

元代的商業政策也是十分寬鬆的。「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而「征商之稅，有住稅而無過稅」，即貨物只有交易成功以後才收取說稅費，而在往來運輸的過程之中不需要納稅。這種政策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另一個促進元代商業發展的因素便是其官大的疆域。元代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再加上四大汗國，其疆域基本上覆蓋了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因此帶來的好處便是：從歐洲出發經絲綢之路到達元大都，只需要二百七十天左右，且一路上平安無事。這種便利的條件極大地刺激了元代貿易的發展。

北方的絲綢之路為元朝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在南方，元代的海上貿易同樣發達。「厘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正是描繪的元代海運貿易的繁榮。即便是相比於海上貿易空前繁榮的宋代，元朝無論在貿易對象的數量上，還是貿易貨物的種類上也都超過了宋代。元代商業繁榮的另一個重要標誌便是紙幣的普及。這顯然是受到了宋朝的影響，原政府本打算依靠紙幣的發行來進一步控制經濟，但無奈其國家制度依然保留了大量的遊牧民族特色，分封與集權並存，這種政治制度極大的削弱了皇權，因而導致終元一代，元朝政府始終不能做到對國家各個領域的有效管控。

但也正是因為元朝政府的寬鬆政策，給了商業空前的發展空間。即便是在元朝將「人分四等「的前提之下，依然出現了 「漢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發展，財富之數量日增，潛在之勢力日大」的情況，可見元代政府對於地方管控的無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元代的商業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時期，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從事商業活動的人也越來越多，造就了「工商淫侈，游手眾多，驅壟畝之業，就市井之末」的景象。由於元代缺乏對糧食的有力把控，因而民間糧食貿易盛行。

在元代重商的大環境下，由唐宋時期就已經形成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格局被打破，年輕人不再以讀書做官為唯一目標大多轉而經商，出現了「小民爭相慕效，以牙儈為業，習成奢僭攘奪之風」。而元代這種重視商業，金錢至上的社會風氣，也成為後世對元代「嗤之以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得不承認，元代確實有很多民間士子依靠經商成為巨富的例子。浙江寧波的夏榮達，原本生活困苦，後從事海上貿易，積累了財富。以致最後家財萬貫，「定海之言富室者歸夏氏」。更有揚州張文盛「北出燕齊，南抵閩廣，憊遷絡繹，資用豐沛」。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充分地表現出了當時元朝政策的寬鬆以及商業的繁榮。

總結：

元代是一個不同於歷史上其他時期的特殊時代。它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在於其是由遊牧民族所建立。是建立在落後民族擊敗先進民族的勝利之上的。占據中原的蒙古人由於其自身的局限性，因而不能完全照搬漢族的制度，因此其政策多蒙漢雜糅且「朝令夕改「不能長久。再者元朝疆域廣大，民族眾多，元代一直試圖調節各個民族之間的矛盾，但始終沒能成功。這也是有著時代的局限性。在元朝時期，他們既沒有調節的能力也沒有達到調節的時機，因此許多政策都難以真正貫徹實施，這就造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大打折扣，為社會創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發展時期。元代的商人正是抓住這一時機，建造起了空前繁榮的商業帝國。

參考資料：

《元史》

《北游路·紀文·上大司農陳素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