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些年來，伴隨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加強，對中國文化進行復興和弘揚的呼聲也愈來愈強烈，中國本土文化的轉型及其未來的前景如何，正在受到多方面的關注。然而，對於當前中國文化演進的具體實踐者而言，卻意味著一種沉重的壓力，究其原因，一是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的衰弱，造成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夠自信和自覺；二是西方文化的強大體系迫使中國近現代文化對其無意識的參照，從而使國人對自己的文化發展空間進行了自我壓縮，形成一種被動的局面。為此，自20世紀以來，諸多的文化學者都在為中國文化的出路進行著積極地思考，然而當前「全球化」的熱議對於中國文化而言，似乎又提出了新的挑戰。
作為文化子系統的藝術的重要門類——美術，由於其與社會總體文化的密切聯繫而受到關注。在中國，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誌，展開了一場全民性的反思和啟蒙性運動，美術作為社會變革的一部分同時被納入到現代中國文化的視野之中，從那時起，中國美術家和美術理論家就在中西文化的不斷衝突與交融之下，引領中國美術進行了艱難、曲折的探索和思考。這期間，湧現出諸多的優秀藝術家，他們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和理論成果對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融進行了不同的回應。然而，就當前的形勢看來，對於中國當代美術而言，這種衝突並未因前賢的努力而得到消解，其實質則是與上文所提的中國文化有著相同的境況，面臨著以西方文化為標準的「全球化」的挑戰，最為突出的表現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以美國為主導的關於「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強大文化輿論攻勢下，一些中國美術家和美術理論家便主張將中國美術納入到西方文化標準下的「全球化」之中，由此，一些所謂的美術家和美術理論家開始鼓吹「國際化」、「全球化」，大有以西方文化標準來掩蓋中國當代美術之勢。這些以獲取經濟利益和傳媒效應為目的，帶有明顯的文化「自我殖民」和「自我異化」的美術家和美術理論家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雖然有限，但對於身處相對弱勢文化地位的中國美術而言卻危害不小，由此看來，這確實是個極其嚴肅而迫切的問題。
其實，介於藝術與文化的緊密聯繫，對於一些藝術問題的研究，最終還要回到對文化問題的研究之中。近十幾年來，中國文化介面對文化全球化的不斷擴張，提出了相當多的見解和論斷，其中，費孝通先生在1997年於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屆社會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提出的「文化自覺」的概念為應對文化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依據費孝通先生的闡釋，「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並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文化自覺」是費孝通針對全球化趨勢而提出的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態度問題，費孝通認為：「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發展的，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結底只是一個問題，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①為此，費孝通以典型的中國哲學智慧回答「和而不同」。不難理解，在面對文化差異的時候，既要承認「不同」，又要注重「和」，這就為多元文化的建立提供了一條最為合理而可行的道路，為各種文化的共同生存提供了最為基礎的理論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自覺」就成為在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觀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是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互相容納的文化生態的先決條件。
中國美術界對「文化自覺」這一理念的提出是有響應的。著名美術理論家邵大箴在《當代中國藝術與文化自覺性》②一文中指出了問題所在：「藝術創作要不要具有地方特色，本來是沒有爭議的問題。但隨著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興起，尤其是近十多年來『全球化』思潮泛濫，有人鼓吹藝術風格的所謂『國際化』似乎當今的藝術創作都要向『國際潮流』看齊，地方特色已無關緊要，更不需要什麼地方畫派了。甚至還有人認為，提倡藝術的地方特色或地方畫派就是維護狹隘的、保守的地域性。」
對此，邵大箴在同一文章中回答：「藝術中的『地域性』不是『落後』的代名詞，它意味著藝術的地方特色，是可以和『當代性』同時存在、相互兼容的……在東西方的歷史上都有過重要的、影響很大的藝術思潮，但從來沒有過統一的『國際潮流』……世界上的藝術歷來是多樣的，各民族、各地區富有特色的藝術創造使世界藝壇百花齊放、異彩紛呈。」這與「和而不同」的文化觀恰好不謀而合，也是當前中國美術家「文化自覺」的體現，其不單單表明了當代中國美術在應對「文化全球化」過程中應有的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裡如何看待不同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以及美術的地域性民族性對於當代中國美術的意義等問題。
二
在中國，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由來已久，並在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以北方草原為例，在古代以表現民族生活為主題，並形成畫派的畫家群體鮮而有之，形成於遼代的北方草原畫派就是重要的代表。儘管直到現在，這一畫派還未得到詳盡的論述和研究，但其作為中國美術史上的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其中畫家胡瓌及其子胡虔，及李贊華（耶律倍）、耶律題子、肖瀜等人就是該畫派的代表畫家，他們在繪畫題材上表現草原生活的狩獵騎射，在技法上使用勁健的線條表現民族風物，對後來的中國繪畫產生了影響。
古代表現民族題材的美術遺存還集中地體現在大量的墓室壁畫和召廟壁畫中。從遼代始，草原民族開始建造墓室，壁畫也隨之出現，遼墓壁畫多描繪遊牧生活和草原風光，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在內蒙古地區多有遺蹟。金代的壁畫主要有墓室壁畫和寺廟壁畫為主，儘管目前的發現不如遼代壁畫那樣多，但也反映了當時的藝術特色。元代是中國壁畫藝術非常重要的時期，在表現草原生活方面，有內蒙古赤峰市元寶山元代壁畫墓、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畫墓、遼寧凌源縣富家屯元代壁畫墓等，反映墓主人的起居、出行、狩獵等場面，具有時代特色和民族生活情趣。此外，元代諸多的皇室成員和貴族參與美術創作活動，客觀上推動了當時的美術發展，使元朝成為中國美術史上成就較高的朝代。明清以後，藏傳佛教藝術成為北方草原的主要藝術形式，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藏傳佛教文化藝術體系。
另外，在全部的中國的美術史中，民族地區藝術家的創造對中國美術的整體格局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並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例如對中國藝術史影響廣泛的佛教藝術，無論從時間上看，還是從地域上看，都是從西北地區各民族開始的，以新疆克孜爾石窟為代表的造像藝術是中國石窟藝術的先驅；河西走廊的佛教藝術也是由漢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創造的；敦煌石窟藝術的產生和發展更與北方各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此外，民族地區畫家的藝術實踐也對中國傳統繪畫構成了重要影響，例如古代畫論中「曹衣出水」、「曹家樣」的提法，就是指以北齊少數民族畫家曹仲達為代表的民族繪畫風格對中國傳統繪畫的重大影響，以致後人將曹仲達與唐代吳道子的技法相提並論，即「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又如唐代西域畫家尉遲乙僧、尉遲跋質那對當時繪畫藝術所起到的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以後在遼、金、元、明、清各代，中國美術史都湧現出大量傑出的少數民族畫家，諸如上文提到的遼代北方草原畫派的代表畫家；元代回族畫家高克恭對後來山水畫的推動作用，蒙古族畫家張彥輔和維吾爾族畫家邊魯的花鳥畫在元代繪畫中占有的地位；明清以來的少數民族畫家就相對更多了，如滿族畫家唐岱、允禧，蒙古族畫家松年、莽鵠立、尹湛納希，回族畫家改琦等都在古代繪畫史上史載有實，其中不少人還有繪畫論著存世③。
在現代美術的範疇之內，民族題材及民族地區美術家的創作更為重要。以草原題材為例，將「草原」這一地域性、民族性都特彆強烈的題材最早寄於現當代美術創作的，當數上世紀30年代便活躍於中國美術界的沈逸千等人。後來，由於草原地區和非草原地區美術家的共同努力，中國的美術家對「草原題材」的認知也不斷加深。至今，草原題材美術創作在中國現代美術中占有的地位不斷加強，已然是中國現當代美術的重要構成部分，期間，在眾多中國美術家近80餘年的藝術探索中，湧現出像劉大為、妥木斯、朝戈、胡勃、龍力游、周榮生等一些成就突出的藝術家。在其他民族聚居地區，也出現過與「草原題材」極其相似的狀況，比如以西藏和新疆為題的美術創作，數十年來中國美術依託兩地不斷在藝術上取得新的高度，無論是吳作人的西部之行，葉淺予的《中華民族大團結》，董希文的中國油畫語言以及陳丹青藉助《西藏組畫》對藝術真實的回歸，還是黃胄的逸筆速寫，羅工柳對油畫色彩的研究，抑或全山石的走遍全疆，地域和民族都給予了美術家以豐富的母題支援。
三
民族題材美術的實質是美術的地域性與民族性，而我們如何看待民族題材對於中國美術的意義，即是我們如何以「文化自覺」的理念對待當代中國美術格局，以及中國美術在「文化全球化」趨勢下的價值取向的問題。當前，建立「多元一體」的文化藝術生態已是諸多學人的共識，而要激活藝術家的創造力，增進不同民族藝術的凝聚力，促進中國美術以理想的狀態發展演進，就必須把實現中國美術的「文化自覺」和實現不同民族題材美術創作的「文化自覺」進行有機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最應當明確的一點是，中國美術的「文化自覺」必然離不開美術創作的地域性和多元的民族特色，同時，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也應思考藝術的時代背景，正如邵大箴所言，「正是當代藝術具有地域性和地方特色，藝術的當代性才有豐富的內容；也正是有當代性的追求，各地區的藝術才表現出時代的風采」。④
因此，既要汲取外國文化的有益營養，更要挖掘和弘揚自己的傳統，表現自己的民族和時代精神就成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多數中國美術家的共識，這其中必然涉及對民族題材的表現和彰顯。當然，這種共識並非近來才在中國美術家的意識中產生，而是由來已久，在此問題上，一些美術家和美術理論家已有過深入討論，並在藝術實踐上獨辟新徑，有所創舉。筆者無意再對先賢的探討和實踐一一贅述，但綜合當前民族題材美術創作在中國美術整體格局中的種種表現，尤其是民族地區美術家的成績和不足，卻引發了筆者以下幾點思考：
一是，美術界要打破「中心與邊緣」的陳舊而不合理的觀念，為建立多元一體的文化藝術生態作出觀念上的轉變。
不可否認，由於歷史的原因，在中國美術界確實存在著「中心與邊緣」的陳舊認識，例如在現有的各種版本的「中國美術史」中，對有著強烈地域特色的眾多民族題材美術的敘述遠遠不能體現其完整的形態，而使民族地區的美術創造在人們的印象中顯得孤立而單薄，從而產生一種片面的認識。儘管有學者早已關注此一問題並有論著問世，但相對而言，在美術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等方面的研究上，尚缺乏深刻而系統的闡釋。另外，在美術家個體和群體形成的過程中，即使在民族地區，也不能對所在地區的美術創作做到全面系統的傳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題材美術的形象。這種狀況對中國美術形成了重要影響，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美術界似乎形成了一種「中心與邊緣」的無意識的心理定勢，顯然這並不利於藝術多元化的發展與形成。
二是，中國美術地域性與民族性的豐富與崛起，不單單是對中國本土美術的強化，其實質上是對西方文化霸權背景下的全球藝術「一體化」的有力反擊。
這裡，如何認識西方文化霸權背景下的全球藝術「一體化」與中國美術的關係是一個核心問題。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所謂全球化是一個充滿爭論、悖論，甚至是謬論的過程，而其帶給中國美術的影響，則需從正反兩個方面剖析。首先要肯定，中國美術在這個過程中迎來了發展的機遇，也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後，越來越多的中國美術家主動參與國際交流，汲取世界其他國家的藝術營養，在藝術形式和藝術技巧方面都大大地豐富了中國美術的內容，從這方面看，其確實給中國美術帶來一些不可否認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應當清楚地認識到，由於一些國家藉助經濟實力對其認可的當代藝術的強力推行，以及一部分中國藝術家對西方當代文化藝術的誤讀和藝術創作目的的變異，致使其喪失了作為當代中國藝術家的基本文化立場和判斷力，在藝術理想和藝術觀念上唯「國際」、「當代」是論，出現一種文化自我殖民的傾向，對中國當代的文化藝術造成惡劣的影響。
介於此，對於中國當代美術創作而言，要在注重藝術家個體體驗的基礎上堅持藝術創作表現真善美的基本理念，而更為重要的是注重美術創作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其中，民族題材的表現和挖掘是必不可少的途徑。回溯歷史，中國藝術之所以能在人類的文化藝術中占據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方面是因為歷史悠久的人文傳統，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國擁有豐富多樣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藝術資源，以及這種藝術的多元和多樣所帶來的融合與創造能力。如果能夠深入認識到這一點，對於當代的中國美術創作而言，就會帶來很多有益的啟示。而通過上文的簡述，我們也明確了歷史上中國美術的地域風格和民族美術家的創造對於中國文化藝術的重要意義，所以，中國美術的地域風格和民族性的豐富和強化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其實質是中國美術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的具體體現。據此似乎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代中國美術地域性與民族性的不斷強化，是中國當代美術創作不斷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
三是，要重視民族題材美術創作的精英性，使藝術家，尤其是民族地區的藝術家強化自己的「文化自覺」意識。
一個相對地域或一個民族的藝術，如果沒有相對精英化的藝術家或藝術作品，只是簡單地停留在表象的描摹中，勢必會造成該地域或該民族的藝術創造失去精神和價值上的導向而呈現一種簡單化和庸俗化的現象。不久之前，這樣的情況確實存在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意識形態的關係，在藝術觀念上一味強調「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而一概否定藝術家對藝術的理解，迫使很多中國畫藝術家放棄對傳統筆墨的研究，造成中國畫傳統的斷裂。如若沒有潘天壽、李苦禪等老一代藝術家對傳統的拯救，那麼「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畫的發展恐怕將處於後繼無人，不堪設想的境地」。⑤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這也是潘、李等國畫家在藝術上的「文化自覺」的表現，從具體的行動上響應了「和而不同」的文化藝術觀。中國畫與民族題材雖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但這至少給予我們今天的美術創作以很多啟示。作為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首先應當強調其民族性，這是基礎和前提，更為深層的是要站在民族性地域性的基礎上突出藝術的精英型，要有相當數量的精英藝術家突顯其精神價值和精神導向。只有這樣，才能使從事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藝術家樹立自己的「文化自覺」意識，並使其不斷得到強化，民族題材美術創作才能真正發揮自己在社會文化體系中獨有的作用，否則，就會使其流於一種表象的風情和風俗的描述而迅速地遭到歷史的遺忘。
當然，如此強調地域性和民族性，並不是要故弄玄虛，肆意誇大地域與民族的意義，也「絕不意味著要搞文化藝術上的自我保守和自我隔絕，而是在知己知彼和注意廣泛吸收營養的情況下，堅持從現實生活出發，做富有本土特色的創造」 ⑥，以豐富當前的美術創作。而其更為深層的意義在於，美術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事關中國美術的全局，事關中國美術的「文化自覺」性，甚至也是當代中國藝術面臨的抉擇和出路問題。也就是說，民族題材美術的豐富和強化對於中國當代美術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中國美術的不斷成熟和其在文化全球化挑戰下的文化品格問題，這似乎為回答本文開始時提出的對中國文化進行復興和弘揚，以及中國本土文化的轉型等問題，提供了某種有益的思考和具體的操作方式。
注釋：
①費孝通《關於「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群言》2003年第4期。
②④⑥邵大箴《當代中國藝術與文化自覺性》，《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04年第4期。
③唐岱的繪畫論著為《繪事發微》，松年的繪畫論著作為《頤園論畫》。
⑤潘公凱《中國現代美術之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65頁。
（本文原載《草原·文藝論壇》，作者王宏偉系內蒙古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