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主辦古籍編輯培訓班，多次蒙邀講課，內容又多與版本校勘有關，卻沒有很正式的講稿。今年接到邀請，遂把校書的體會趕寫成稿。供同道參考。論述校勘的書和文章已經很多，因時間關係，來不及一一學習，或許有的看法已先有發表，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信無掠美之意也。
一、古籍校勘的基本內容是對校
古籍校勘最基本或者說最核心的內容是不同文本之間的對校。陳垣先生總結的「校法四例」，是「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後三種都是「對校法」的輔助手段。這裡只講對校法。
用於對校的不同文本，有的是印刷的本子，宋朝人叫「版本」，因為印刷總要先製版，製版有雕刻木版，也有活字排版、清中期以來的石印版、玻璃版（珂羅版）等。套印本的版，有雕木版的，也有活字版、石印版、珂羅版。石刻書籍主要是歷代石經。如儒家經典有東漢熹平石經、魏正始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五代蜀石經等。佛教典籍以北京房山石經最了不起，從隋朝刻至清代康熙年間，有計劃地刻了一千多種佛經，可以說是一部刻在石頭上的《大藏經》，與開成石經——刻在石頭上的《十二經》一樣，影響巨大，價值很高。人們從石刻上拓印紙本，稱為「拓本」，也是版本的一種類型，可叫「石本」。
非印刷的本子，主要是寫本。例如簡帛寫本，主要有戰國楚簡，漢代的銀雀山竹簡、武威《儀禮》簡、馬王堆帛書等，其中的書籍較多。至於居延漢簡、敦煌漢簡、長沙三國吳簡，則以非書籍的文書為主，校勘學上用途不大。簡帛之後是影響巨大的敦煌寫本，北朝、唐代至五代、北宋的產物，以唐代為主，內容以佛經為主，也有經、史、子、集及道教典籍，這些四部典籍的寫本，校勘學上意義較大。宋、元、明、清都留下了不少抄本，傅增湘收藏的《洪範政鑒》就是宋代宮廷寫本。但傳世較多的還是明清至民國間的抄本。明代天一閣舊藏的抄本、山陰祁氏淡生堂、常熟趙琦美脈望館抄本以及明內府抄本《永樂大典》都很有名。清代抄本尤其豐富，明末清初毛晉汲古閣抄本很名貴，其中影抄宋本特別重要。其他如錢曾述古堂、朱彝尊曝書亭、趙氏小山堂、汪氏振綺堂、鮑氏知不足齋、孔繼涵微波榭、劉喜海味經書屋、劉承干嘉業堂抄本，都有一定數量傳世，並且很受重視。而龐大的《四庫全書》，也是抄寫了七份，在校勘上不可輕視。
近人把印刷的版本與非印刷的寫本都叫「版本」，這個概念就變大了。不同文本的對校也就可以叫「版本校」。
校勘的基本內容是不同版本之間的對校，那麼調查確認版本就成了校勘工作的第一步。
二、版本調查與研究
了解一部書的不同版本，主要手段是查書目和題跋。
要校勘一部書，總是要看過這部書，並初步認定其價值，也就是說至少見過一個本子。那麼了解該書的版本，就從你手頭的這個本子開始。一般說來，一本書有序言或者後記，你把序、後記看一遍，確定這部書的作者、寫作成書的年代。所謂版本，就不會早於寫作年代。從寫成的年代算起，最早的版本當然是稿本。稿本可以是作者親筆的手稿本，也可以是作者請人謄清的本子，就是說，稿本不一定是作者親筆。這其中的關鍵是，稿本必須是一部書的原始文本，必須與作者有直接關係。如果作者的原稿是夾注在別的書上的，在作者去世之後，有人進行了過錄整理，這個整理本就不算是稿本，而只能是整理者的整理稿本。如果說它具有原始性的話，也只能是整理者的原始文本。如果有人得到稿本，過錄了一份，那這個過錄本也不是稿本，只能是一個抄稿本。原因很簡單，這些文本的產生已與作者無關了。民國七、八年間，李之鼎根據《慈雲樓藏書志》的稿本過錄了一部，有幾十冊，這個過錄本後歸劉承干嘉業堂，屬於抄稿本。原稿本歸葉景葵，現在上圖。今天處於電子計算機時代，作者自己錄入電腦的文本當然也是稿本，只是不能稱為手稿本而已。之所以稱為稿本，也是因為它是與作者直接相關的原始文本。
如果有正式的印本，那麼稿本有時候是印本的前身。當然有的印本是根據傳抄本印行的，有的則是根據更早的印本印行的。根據稿本印行的本子，如果印行於作者生前，由作者經辦，或作者指導他人經辦，那麼這個最早的印本屬於「初刻本」，是彌足珍貴的。鑒於在印行過程中，要根據稿本重新寫樣，刊刻並刷印清樣，進行校對。寫樣以及校清樣過程中，對形式或格式要調整，甚至對內容有修改。而出版過程中產生的這些寫樣和校樣大都沒有留存下來，因此，即使是初刻本，也與存世的稿本往往存在距離。我們無論影印古書，還是標點校勘古書，都應考慮用初刻本，而不用稿本，因為作者生前經辦的初刻本，才可以認定為定本，其內容的最終錘鍊、字句的斟酌、文字的校正，往往產生於正式刊印這一關。這一點，如果你發表過文章、出版過著作，看過自己的清樣，應該不難體會。《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刻本，就是經過紀昀一再改訂，版面反覆改刻，最後印行的，留存於世的《四庫提要》稿本有若干種，恐怕都不能取代武英殿刻印的《四庫全書總目》作為定本的位置。
初刻本還有初印本和後印本之別。後印本有時經過作者的進一步改訂，成為最終的定本。從著作權法角度說，這是作者個人意願的最終表達，具有權威性。但也有的是迫於形勢而不得已改訂的，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在文革中改訂的本子，學術界就不認為具有定本的性質。這要具體分析。初印本由於保存較原始的面貌，流傳不廣，而具有特殊的價值，受到收藏者和研究者的特別重視。
初刻本以外的版本，一般認為時代較早的版本更重要。宋刻本勝於元刻本，元刻本勝於明刻本，明刻本勝於清刻本。抄本也是這樣。
同一時代的版本，又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那麼官刻、家刻勝於坊刻。這也是指一般情況下。官刻書籍一般是正經、正史、佛教大藏經、道藏，以及官修書籍、皇上御製詩文集等。家刻則往往是文人詩文別集、學者個人著述，以及學者校刻叢書等。坊刻則往往與科舉有關，所以經書的坊刻本也頗多。至於有一定市場需求的正史、諸子、著名文學家的詩文集、戲曲、小說、日用工具書、醫書等，也有數量很大的坊刻本。官刻、家刻、坊刻的區別，主要在於主持刊刻者和出資者的身份。而正是由於主持刊刻者身份不同，其財力和文化學術水平、品味追求有高下之別，因此坊刻本大都校勘不精，訛誤較多，常用俗字，且開版較小，文字較密，墨色不佳，用紙低廉，印本紙張餘幅狹小，幾乎一展卷即可判斷。官刻、家刻則恰恰不同，大都校勘不苟，刊刻整齊，紙墨精良。有的家刻本展轉修版刷印，紙墨不佳，但是風氣仍與坊刻有雅俗之別。坊刻本也有白紙初印、刀法精熟的，但校勘不精、多用俗字則仍難改變。
《尚書》的早期版本，如宋王朋甫刻本、宋刊纂圖互注本、李盛鐸藏宋刻本、宋魏縣尉宅刻《尚書註疏》、南宋末山西平水刻的《尚書註疏》、元十行本《尚書註疏》、明永樂本《尚書註疏》，都是文物價值很高的「善本」，但全都是坊刻本。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校勘不精、多用俗字。情況不同的則是南宋國子監刻單疏本《尚書正義》、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尚書正義》，都是典型的官刻本，校勘精審，用字規範。明代嘉靖間李元陽刻《尚書註疏》（《十三經註疏》之一），主持人李元陽為福建巡按、江以達為提學僉事，屬於地方官刻，由於刻書地點是坊刻盛行的福建，底本又是坊刻本元刊明修十行本，連刻工都是參與十行本嘉靖修版的一批人馬，因此帶有坊刻本的痕跡。比如俗字較多，有省簡筆畫的傾向，但在改正訛誤方面仍有積極表現，呈現出官刻的特徵。萬曆十七年北京國子監刻《尚書註疏》（《十三經註疏》之一），則是十足的官刻本，用字極為規範，刊刻精工。其底本為李元陽本，但改正了李本的某些訛誤。監本避諱很嚴，從朱元璋的「璋」字，到朱常的「洛」字，都缺筆避諱。朱常洛是萬曆皇帝的兒子，萬曆二十九年立為太子，後來成為泰昌皇帝，在位一個月就死於紅丸案。「洛」字缺筆可能是刊成後修版。總之，這是少有的謹嚴的表現。後來的乾隆武英殿刻本、嘉慶阮元南昌府學刻本，當然都是著名的官刻本。毛氏汲古閣本以北監本為底本，較北監本互有短長，仍不失為較好的家刻本。
前面說一般情況下年代早的版本優於晚的,官刻本、家刻本優於坊刻本。那麼，不是一般情況呢？就有刊刻、抄寫年代晚，卻勝於年代早的版本。例如明嘉靖時期出現覆刻宋本，清代至民國間更有覆刻宋元本的風氣。這些本子比一般明刻本自然要好。例如南宋劉叔剛一經堂刻《附釋音禮記註疏》，也就是宋十行本，是《十三經註疏》這套註疏本中《禮記註疏》的祖本，清代乾隆年間權臣和珅覆刻了這個本子，而宋刻原本不知下落了，那麼這個清代的和珅本就優於更早的元十行本。元十行本我們看到的是明中期修版，有的版面缺字很多，嘉靖李元陽本、萬曆北監本，幾乎都無法補上那些缺字，毛氏汲古閣本補了若干，卻有臆補之處，受到批評。阮元的本子就是據元刊明修十行本刊刻的。因此，和珅覆刻的劉叔剛本自然優於元十行本以下各本。劉叔剛本是南宋福建坊刻本，當然也免不了坊刻本的不良習慣，但相對說，還是較好的本子。今天點校《禮記註疏》，可以考慮用和珅刻本為底本，而以宋刊八行本、宋刊單疏殘本等為校本。
《十三經註疏》是一部叢書，這部叢書大約形成於南宋福建建陽書坊。劉叔剛一經堂刻十行本《附釋音毛詩註疏》（日本足利學校藏，已影印精裝本）、《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日本足利學校藏一部，另一部藏我國國圖[卷一至二十九]、台灣故宮[卷三十至六十]）、《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國圖，已影印）、《附釋音禮記註疏》（僅有和珅覆刻本）以及宋魏縣尉宅刻九行本《附釋音尚書註疏》（台故宮，已影印）都是其殘存部分。
南宋末年廖瑩中曾計劃開雕手節本《十三經註疏》，見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賈廖刊書》：「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註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南宋有刊刻節選本的風氣，傳世的《九經要義》、《十七史詳節》就是大部頭節本，而廖瑩中手節未及刊刻的《十三經註疏》當屬《十七史詳節》同類的節本。廖瑩中據以節略的底本《十三經註疏》應當是當時業已存在的一套叢書，這套叢書應當就是《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說的「建本有音釋註疏」的本子。
《沿革例》是元相台岳氏重刊廖瑩中《九經三傳》時根據廖瑩中舊有的《九經總例》稍加增補而成的。明代內府同時藏有元盱郡重刊廖瑩中《九經總例》和元相台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明代張萱《內閣藏書目錄》卷二說：「《九經沿革》一冊全，又一冊全，宋相台岳珂家塾刊本，與《九經總例》相同。」這一例證是張政烺先生髮現的。我們有理由推測，廖瑩中手節的《十三經註疏》就是《沿革例》所說的「建本有音釋註疏」的本子，也就是劉叔剛等刊刻的宋十行本。這是後來《十三經註疏》的祖本，特徵是「有音釋註疏」。就是說《十三經註疏》作為刊成於南宋末年福建書坊的一套叢書，其基本內容是十三部包含經、注、疏、釋文的註疏。基於這樣的考慮，《十三經註疏》之前的兩大系列，單疏本、兩浙東路茶鹽司的八行本，只能視為《十三經註疏》的前身，而非《十三經註疏》的祖本。在今天整理校刊《十三經註疏》工作中，仍宜選用宋十行本及以下各《十三經註疏》本為宜。其中格式的分歧，釋文的詳略，《十三經註疏》都自成體系，難以與單疏、八行本合流。當然這不妨礙另外整理單疏本、八行本的行為，而整理單疏本、八行本的成果可冠以《諸經單疏本叢刊》、《諸經八行本叢刊》，不見得要冠以《十三經註疏》之名，否則真有張冠李戴之嫌，反不如各行其是，來得科學。
我們從事校勘之前進行版本調查，不僅要了解有哪些版本、藏在何處，還要了解前人對這些版本的認識，這些認識包括版本的類型，各個版本之間的關係，以及校勘的質量。當然不見得都有結論，即使是有，也不見得正確，但參考價值是不容小看的。
調查版本的辦法，主要是查找各家書目的記載。就目前看，可以先查傅增湘的《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藏園群書經眼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總目》、台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台灣《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以及日本靜嘉堂、宮內廳、內閣文庫、東洋文庫、京大人文所、東大東洋所、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藏書目錄，加上網上信息，如古籍普查平台、學苑汲古等，可以獲得十分之九的版本線索。
在獲得版本線索之後，還要進一步查找前人的有關著錄和論述。傳世的版本，尤其善本，往往曾經前人收藏，因此順著收藏印章、題記等線索，查找有關書志、題跋，是有效的途徑。還可以通過《古籍版本題記索引》這樣的工具書查找線索。總之，要把前人的有關記述、評價找出來參考。例如《毛詩註疏》宋刊八行本久已亡佚，日本澁江全善、森立之等《經籍訪古志》著錄：「《毛詩註疏》零本八卷，舊抄本，求古樓藏。原二十卷，今存卷一上、卷四上下、卷五、卷六上下、卷十二上下，凡五冊。有『多福文庫』朱印。此本系影寫宋本，其體裁正與足利學所藏宋本《易》、《書》、《禮記》註疏符。山井鼎作《七經考文》日，未得此種本，故於《詩》、《春秋》唯以南宋附釋音本校之耳。則此本雖曰殘缺，亦最可貴珍也。」求古樓是嘉慶道光時期日本最著名的藏書家狩谷望之的藏書樓，他收藏的這部五冊舊抄殘本，體裁與足利學所藏宋刊八行本《周易註疏》《尚書正義》《禮記正義》同，是宋刊八行本《毛詩註疏》的殘抄本，彌足珍貴。楊守敬《觀海堂書目》（國圖藏抄本）著錄：「《毛詩註疏》五本，一、四、五、六、十二卷，影宋黃唐殘本，日本古抄本。」觀海堂藏書歸故宮，遷往台灣。《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著錄：「《毛詩註疏》存五卷，日本室町末期抄配備江戶中期抄本，五冊，存卷一上、卷四、卷五、卷六、卷十二。」雖著錄稍異，而此五冊日本殘抄《毛詩註疏》一脈相承，蹤跡固清晰可考也。經清華大學劉薔教授、台灣故宮許媛婷女士大力幫助，我們終於獲得校勘的機會，委託門生李寒光、許媛婷女史助理魏宏城分工校勘。台灣故宮考慮到該書已經耐不住翻閱，特別進行了裝裱修復。這種精神值得大陸的同行學習。版本調查就是要順藤摸瓜。校勘學離不開目錄學、版本學的支撐，從這裡可以體會到。
三、確定校勘方案
整理古籍，因為有不同的目標，方案不盡一致。總體上說，有繁、簡二路，姑且叫詳校派、略校派。我們熟悉的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大抵屬於詳校一路，把主要的異文都列出來，有的作了是非判斷，有的也不表態。阮元之前，日本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也算是詳校派，但山井鼎重視的是宋本、古本的異文，至於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陽本、北監本的異文，山井鼎雖然校了，卻很少列舉其異文。阮元吸收山井鼎所校的宋本、古本等異文成果，加上十行本、李元陽本（閩本）、北監本（監）、毛晉本等版本的異文，就比山井鼎更詳細了。俞樾讚揚阮本讀一本如讀數本，就是基於這個考慮。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也屬於詳校派。日本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加藤虎之亮《周禮經註疏音義校勘記》都是十分詳細的校勘記，屬於校記中的詳校派。
校記比較簡要的，如乾隆武英殿刻《相台五經》的「考證」，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十三經註疏》的「考證」，大都是在涉及是非時才出校記，對一般異文就不出校記了。建國後中華書局點校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的校勘記都是略校一路。王仲犖先生承擔《宋書》點校，單獨撰寫了《宋書校勘記長編》，就是校記較繁的一路，而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的點校本《宋書》，校記也是王仲犖寫的，都是簡要一路，那是中華書局體例使然。我們看王仲犖在《長編》中經常於考證之末加註：「徑改不出校。」讀者可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中華書局計劃修訂《二十四史》點校本時，徐俊等領導曾到王仲犖先生家拜訪。夫人鄭宜秀教授交出《長編》遺稿，中華書局馬上影印出版了，精裝16開三冊，可謂傳世佳作。這個《長編》屬於詳校。
為什麼會出現繁、簡兩路校勘記呢？這是為了不同讀者的需要。一般讀者，閱讀繁瑣的校勘記，沒有興趣，而從事學術研究的讀者，又希望異文信息儘量全，只有信息全了才能下出更正確的結論，這是科學研究的起碼道理。1986至1987年我們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曾經在王紹曾、霍旭東先生指導下點校《清人筆記叢刊》十幾種，齊魯書社計劃出版。後來因出版形勢困難，退了稿，還給了退稿費。陳新先生曾應邀審閱這批稿件。陳先生是古籍整理的名家，他明確反對繁瑣校記，認為羅列異文，不判是非，是沒有用的校勘記。他還明確批評關德棟先生的《賈鳧西木皮詞校注》校記過於繁瑣。在陳先生主持《全宋詩》工作中，也曾對我說，傅增湘、繆荃孫的校本沒有用。近數十年來，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等主導的古籍點校模式，都是「底本不誤而校本誤的不出校記」。照這樣的模式，繁瑣校勘記就應當滅絕了。可事實並非如此。我想，應當是讀者的不同需求使得繁、簡兩路校記都得以生存。持兩種觀點的專家沒有必要相互批評，各行其是可也。
那麼校勘記在什麼情況下宜簡，什麼情況下宜繁，就不能不認真考慮了。我認為經典著作、文化要典，應當允許校勘上的繁、簡二本存在。繁本供研究者參考，簡本供一般讀者閱讀。繁本應採取清朝人說的「死校法」，對異文詳加羅列，只把部分異形異體字排除在外。簡本則對異文嚴加考察，底本不誤而校本誤的不出校記；底本誤而據校本改的出校記；校記儘可能採用較早的祖本的異文，而不是羅列所有版本；明顯的誤字徑改不出校。這樣校記就大大簡化了。
至於特殊文獻，如出土文獻、敦煌文獻，其校記更應不厭其繁，異形異體字完全不能省略，而應細大不捐、一律羅列，必要時要摹寫原樣或複製截圖，力求向讀者傳遞準確信息。
一般文獻，面向一般讀者，就可以考慮首先整理校記簡略的本子，以應讀者需求。
四、選擇底本
無論是校記繁的，還是校記簡的，都有選擇底本的問題。一般主張選擇錯誤少的本子作底本。原因是底本不誤而校本誤的不必出校，底本錯誤少了，校記自然就少。所以選擇錯誤少的本子作底本，可以配合略校派的主張。
至於詳校，選擇底本應考慮該本在傳世版本中的兼容性。什麼是兼容性？舉例說，《尚書註疏》傳世版本以十行本系統最通行，有宋刊九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永樂本、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阮本七個版本。不能兼容的版本則是單疏本、八行本、平水本、武英殿本、《四庫全書》本。這幾個不能兼容的版本主要是內容和結構差異。單疏本只有疏，沒有經、注、釋文。八行本有經、注、疏，沒有釋文。殿本大幅改變了十行本系統的結構，雖然具備經、注、疏、釋文，也無法兼容。庫本是殿本的過錄本。平水本自成系統，與各本不兼容。所以底本應在十行本系統選一個。選什麼本呢？應當是版面清楚、整齊、內容齊全的本子。宋刊九行本年代早，清朗，體例與十行本系統基本一致，但六冊缺少一冊，不適合作底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明版占了大半，明版部分簡化字、俗體字非常多，而且有缺字。永樂本同樣是俗體字、訛誤字稍多。李元陽本以元刊明修十行本為底本，雖有改善，而仍留有元刊明修十行本的缺點：簡筆字、俗體字稍多，且有缺字。符合條件的是北監本、汲古閣本、阮元本。三本之中監本較早，文字規範，適合作底本。當然用阮元本也可以。
選擇底本，須親自檢看已知各本，加以比較，挑選內容完整、文字清晰者。不可震於盛名，盲目決定。我們校《十三經註疏》，曾考慮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刊明修本《十三經註疏》。原書北京市文物局收藏，鈐「劉盼遂印」。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所據「宋十行本」實與此本同版，刷印微有早晚而已。及與門生張學謙、李寒光二君逐冊檢視，則大失所望，幾不敢信為阮刻底本，明版抽換過半，俗字訛字甚多，且不乏墨丁缺字，甚至整片缺字。阮元重刊，文字已基本規範化，開版整飭，且附校勘記，已判若兩本。學者能目驗元刊明修十行本的，百不一二，只是就阮元《重刻宋板註疏總目錄》所云「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後來閩、監、毛本「輾轉翻刻，訛謬百出」之語，奉十行本若神明。實則元刊明正德嘉靖重修版之十行本為《十三經註疏》最劣下之本，其本經阮元重刻，真有脫胎換骨之感。因此，元刊明修十行本，作為校本，絕不可少，作為底本，則勢所不能。古籍整理的底本，應以內容完整、文字規範、版面清朗，作為選擇標準。當然，俗文學作品、民間文獻，絕無官本、家刻傳世，則另當別論。
五、確定校本
底本既定，其他版本均可為校本。
對於校記簡略一路，周祖謨先生《洛陽伽藍記校釋敘例》分析最透徹，受到黃永年先生推崇。《敘例》云：「《伽藍記》之傳本雖多，惟如隱堂本及《古今逸史》本為古。後此傳刻《伽藍記》者皆不出此兩本。故二者殆為後日一切刻本之祖本也。校《伽藍記》，自當以此二者為主。如振裘挈領，餘皆怡然理順。苟侈陳眾本，而不得其要，則覽者瞀亂，勞而少功矣。」周祖謨先生的分析，可以說是對略校派主張的最好概括。按周先生的意見，《洛陽伽藍記》的對校本是明代如隱堂本和《古今逸史》本。其餘各本則作為參校本。所謂參校本，就是不需要全部通校的本子，只作為抽校參考而已。周祖謨先生的目的，顯然是整理出一部錯誤較少、校勘記簡明的《洛陽伽藍記》讀本來。周先生的這一目的也達到了，受到學術界的一致好評。
然而《洛陽伽藍記校釋》卻不能認為完成了該書的校勘工作。這個姑且不論。1936年到1937年，周祖謨先生曾完成了一部校勘名著《廣韻校本》，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廣韻校本》的校勘過程中，周先生就沒有採用後來《洛陽伽藍記校釋》的校勘路子。總體上看，《廣韻校本》走的是繁瑣一路。1989年周先生寫了一篇《我和<廣韻>》，回顧了這項工作。該文很有參考價值。周先生選用的底本是清代康熙年間張士俊澤存堂刻本。今天看，這個本子雕鏤精工、印本清朗，可謂光彩照人，而又不難獲得。另一個康熙本曹寅楝亭刻本同樣精雅，而且訛誤較少，但流傳不廣，不易獲得。可見，選擇底本固然要求具備基本條件，但也要考慮是否通行易得。周先生的校本則包括：曹寅楝亭重刊宋本、黎庶昌《古逸叢書》覆刻宋本、《四部叢刊》影印南宋巾箱本、傅增湘舊藏北宋本、日本金澤文庫藏北宋本、王國維臨黃丕烈過錄段玉裁校本、王國維用巾箱本校澤存堂本、涵芬樓藏影寫宋本、元泰定本、明經廠本等十種。周先生還認為，鑒於「《廣韻》是依據由唐代流傳下來的《切韻》、《唐韻》系統的韻書加以纂修的，校勘《廣韻》應當儘量應用所能見到的唐代的《切韻》和《唐韻》的寫本」，周先生掌握的這類寫本有二十種之多。周先生描述其工作程序說：「這十種都要往復一一對校，辨別異同。」他說：「我在進行校勘的時候，先以張氏澤存堂初印本作為底本，與其他宋本和元明兩代的刻本對校，凡有不同，都記在澤存堂本的書眉上。這是一道工夫。然後另取一本澤存堂本與上述的二十種唐五代韻書對校，同樣把不同處記在書眉上，這又是一道工夫。有了這兩個校本作基礎，然後進行一字一行的校定。舉凡文字的形體、反切的注音、注釋的文句都一一審核，刊正謬誤。凡板本上不能解決的，自然要去檢書定其是非……凡是有校改，如誤字、脫文、衍文，都書於澤存堂初印本書眉上，並按《廣韻》卷次、韻部、葉數的次第寫成校勘記。凡有不知，只有闕遺，不敢妄下雌黃。」又說：「經過校訂、摘錄，最後寫定《校本》，並寫出三千四百七十七條校記清本。」其中「共校正訛誤一千九百八十七處」。就是說還有約一千五百條校記是不能斷其是非的。《廣韻校本》出版的模式是：正文影印澤存堂本，而把《校勘記》附在書後。很明顯，周祖謨先生的《廣韻校本》在校勘上走的是詳校一路。在從事《廣韻》校勘工作中，周先生就沒有顧忌「侈陳眾本」、「覽者瞀亂」的問題。
在確定校本的問題上，略校派要求確定版本系統，找出不同系統的祖本，以祖本與祖本詳細對校，其餘後來刻本則只作參校。而詳校派則要把掌握的主要版本全部通校，細大不捐。校勘記則儘量全面，即使不能斷是非的，也要寫進校記。黃焯先生《經典釋文匯校前言》說：「今以宋本校徐本，凡遇宋本有疑似處，雖明知其誤，亦錄存之。」又說：「凡清世諸師校語，其於《釋文》字體音義不甚關切的，也都錄存。因此類校語系經展轉迻錄，別無刻本，與其過而廢之，不若過而存之。」從黃焯先生的《前言》看，也屬於詳校一路。不過詳校也不是什麼都記，不加別擇，對常見的異形字，一般也不入校勘記。
六、分校與分校記
在確定底本和校本之後，先將底本複製成單頁的複印本，拿底本的複印本與一個校本對校。為了儘量把異文都校出來，應當校二至三遍。如果初校、二校、三校換人辦理，更有效。校本有多種，首先校哪個本子呢？不妨選擇與底本關係較近的本子先校，由近及遠，依次對校。我們校《尚書註疏》，以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為底本，北監本的前身是李元陽本，北監本的後身是毛氏汲古閣本，可以考慮先校這兩個本子。
校對時，底本和校本都擺在桌子上，往復對比，一字不遺。凡遇不同，即寫在底本北監本上，天頭、地腳、左右餘幅，空間要精心安排，井井有條。異文要工楷照寫，不可用行書，不可換字體。異文與底本對應字之間用線連接，明明白白，不必用其他符號。
初次校書，立即被異形異體字困擾。如眞、真，峰、峯，隨處可見。又有「真」字內三橫兩橫之別，「富」字上有點無點之異，以及異字同形，如己、巳、已之難分，不勝其繁。大型校書活動，需集體開會，逐步匯集《異形異體字表》，凡入表者，不再出校。我為《十三經註疏匯校》制訂了確定兩個字為異形異體字的四項原則：第一，在原字基礎上的繁化、簡化或重構；第二，音義全同；第三，不構成新字；第四，在一定範圍內通用。就是說，兩個字之間，無論字形、字音、字義都不會與別的字產生糾葛，並且要通用。偶爾出現的異體異形字，即使符合前三條，也不鼓勵不出校記。因為每少出一條校記，就喪失一條信息。從事敦煌文獻、出土文獻整理的專家，不會同意排斥異形異體字。那是特殊文獻，完全可以理解。而對傳世文獻，大量把異形異體字寫入校勘記就極難操作了。我們把阮元本《尚書註疏》與它的底本元刊明修十行本對校，請非專業的大學生對校，告訴他們，凡有不同即劃出來，結果滿紙都是，難以想像。所以務實的辦法，還是要剔除那些反覆出現的異形異體字。
初校完成一卷，並且排除了那些常見的異形異體字，剩下的異文就要嚴格根據約定，寫入《校勘記》。
一校之後交付二校。二校重複一校的工作,逐字逐句重複對校，發現初校漏校、誤校的文字，用另一種顏色的筆勾畫出來，寫在北監本複印件的上下左右空白處。同時還要檢查一校的校勘記，有沒有摘句錯誤，卷、頁、行錯誤，記錄異文錯誤。如果有，予以改正。至於新發現的異文，則寫成《二校記》。二校之後，用同樣的方式付三校，形成《三校記》。
北監本與李元陽本所有的內容都校完三遍，每卷都寫成了三份校記，那麼對李元陽本的對校工作就結束了。
用同樣的方法校毛氏汲古閣本、元刊明修十行本、宋魏縣尉宅本、阮元本、武英殿本、庫本、蒙古平水本、八行本、單疏本，把註疏系統的本子全部校完。再擴大到白文本唐開成石經本、經注本李盛鐸舊藏宋本、經注釋文本纂圖互注本、宋王朋甫本、元相台岳氏本等。都以同樣的方式形成一對一的單本分校記，每個分校記同樣包括一校記、二校記、三校記。
版本校完了，還要把前人已有的校記收集來，如日本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清人浦鏜《十三經註疏正字》、盧文弨《群書拾補•尚書註疏考正》、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孫詒讓《十三經註疏校記》等等。把這些校記分頭按北監本的卷幾第幾頁第幾行拆分成條目，格式與分版本的校勘記相同。
以上這些成果會有數十份，我們叫「分校記」。
七、匯校與匯校記
上面的分校記雖然份數很多，但有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按萬曆北監本第幾卷第幾頁第幾行哪句話哪個字分成了條目。
我們把所有的分校記複印下來，進行以下工作：
第一步，對所有的對校本按版本的年代排出順序，給出序號。例如唐石經本序號1，單疏本序號2，八行本序號3。對前人的成果，也按形成的年代排出順序，接著版本排出順序號。
第二步，為所有的版本確定簡稱。如唐石經本簡稱「石」，單疏本簡稱「單」，八行本簡稱「八」等。
第三步，在複印的分校記上，每一條分校記的下方，寫上版本的序號。例如唐石經本分校記，每條下方都寫上「1」。單疏本校記，每條下方都寫上「2」。
第四步，用剪刀把分校記逐條剪開。按每條所記北監本卷、頁、行、句重新分編。同一句話的分校記聚在一起，按版本序號排順。例如卷二《堯典》第三頁第十六行疏文「載孚在亳」，共有版本異文校勘記五條，為八行本、魏縣尉宅本、十行本、永樂本、阮元本，均是「亳」作「毫」。另有前人校記二條，一條為盧文弨《拾補》，一條為張鈞衡《校記》。這樣在「載孚在亳」句下共匯集了七條分校記。我們根據編號的先後，匯為這樣一條校勘記：
《堯典》卷二第三頁十六行疏：載孚在亳。亳，八、魏、十、永、阮作毫。○盧文弨《拾補》：載俘在亳。毛本俘作孚。孚當作俘。○張鈞衡《校記》：伊訓云：載孚在亳。阮本亳誤毫。
從這條匯校校勘記，我們可以發現，「亳」字宋八行本、魏縣尉宅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永樂刊本、阮元刊本作「毫」，而宋刊單疏本、平水本、明李元陽本、明北監本、毛氏汲古閣本、武英殿本作「亳」。張鈞衡《校記》指出「阮本亳誤毫」。
我們再看今人整理的本子。北大出版社《十三經註疏》本，用阮元本作底本，徑改「毫」為「亳」，不出校勘記。上海古籍出版社黃懷信先生點校本，用八行本作底本，改「毫」為「亳」，其校勘記云：「『亳』原誤『毫』，阮本同。李本作『豪』。今據宋單疏本改正。今《伊訓》有『朕哉自亳』。」總體上很好。不過存在兩個小問題：一、李本（李元陽閩本）並不作「豪」，而是作「亳」。這是李元陽根據元刊明修十行本重刻時，改「毫」為「亳」，可見李元陽本在校勘方面的努力。二、張鈞衡《校記》指出「亳阮本誤毫」，是一種可採納的成果，可考慮引用。北大《儒藏》本改「毫」為「亳」，校記云：「『亳』，原作『毫』，據宋單疏本、阮刻本改。」根據《點校說明》，《儒藏》的底本是《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刊八行本，阮元本為校本，用的是中華書局重印世界書局本。我們核校中華書局的阮本，作「毫」，正如張鈞衡指出的那樣。那麼校勘記所云「據宋單疏本、阮刻本改」就不符合實際了，因為阮刻本不作「亳」。校記應改為：「據宋單疏本改。」
我們再從這條校記回看阮元《校勘記》。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有甲、乙二本。甲本有文選樓初刻本、《皇清經解》重刻本，內容全，是足本，其底本基本上是毛氏汲古閣本，而以十行、閩、監為校本。毛本作「亳」，十行本作「毫」，閩、監本作「亳」。阮元《校勘記》沒有出校，應當理解為漏校。阮元《校勘記》乙本，即通行的南昌府學刊《十三經註疏》每卷附刻的《校勘記》，當然也沒有這一條。北大出版社的標點本，校勘記主要取自阮元校勘記，沒有作更多的校勘，阮元既沒出校，所以北大出版社本也沒有校記，對這個訛字採取了徑改不出校的處理方式。事實上單疏本、平水本、閩、監、毛、殿本都作「亳」，可以出校記。況且張鈞衡《校記》也已指出阮本誤毫，可以引用。
我們的匯校中還提供了盧文弨的意見，那就是「孚」當作「俘」。盧氏沒說明理由，可以認為是理校，具有參考價值，也是可以引用的。
從以上的分析比較，匯校的優越性是不難看出的。
八、校勘的功用
校勘的主要功用有四條：一、改正錯誤；二、探明版本源流；三、判斷版本優劣；四、保存舊本面貌。對校勘的第一功用是改正錯誤，這是有統一認識的。而對第二、第三、第四功用，則不是人人都重視的。
關於探明版本版本源流，也就是考察版本之間的關係，我曾寫過一篇《明永樂本<尚書註疏>跋》。永樂元年刊《尚書註疏》已知的有三部，一部是天一閣舊藏的，定為宋刻本，張鈞衡獲之，請繆荃孫、陶子麟影宋刊行，附《校勘記》一卷，是繆荃孫代撰的。天一閣的那部原本抗戰中歸了中央圖書館，解放前夕帶到台灣，他們改定為明初刻本。二是陸心源藏本，定為「明覆宋八行大字本」，後歸日本靜嘉堂文庫。一部是盧址抱經樓藏本，傅增湘見過，但現在不知下落了。三部中只有盧址那一部有「永樂元年刊」小字一行，另二部無標誌，所以鑑定困難。陸心源認為是覆宋本，到底可信不可信呢？我拿《君奭》篇的釋文作比對，該篇《經典釋文》共52條，宋魏縣尉宅刊本也是52條，到了元十行本，脫去24條又兩半條。而永樂本同樣脫去24條又兩半條。加上其他例子，充分證明永樂本的前身是元十行本。非但天一閣定為宋刊本不可能，陸心源說它是「覆宋八行大字本」也是懸揣之辭，不可信。不加校勘，我們用什麼辦法能知道永樂本源於元十行本呢？劉師培撰寫的《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王重民收入《敦煌古籍敘錄》，我們看劉氏的跋文，羅列敦煌本與傳世版本的不同，指出「經文多異唐石經」、「或與《釋文》本合」、「或與《釋文》所引或本、一本、俗本合」、「或與《釋文》所引舊本合」（見《<毛詩詁訓傳·國風>殘卷跋》），目的是揭示敦煌寫本與陸德明所見南北朝時期寫本的近緣關係，而不全是討論經典文本的訛誤問題。
關於判斷版本優劣，我也曾寫過一篇與《日知錄》商榷的文章。前人對萬曆北監本評價很低。張爾岐用唐石經本《儀禮》校北監本，發現脫文訛文多條，寫成《儀禮監本正誤》一卷。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參考張爾岐的成果指責北監本是「秦火未亡，亡於監刻」。《四庫全書總目》在《儀禮註疏提要》中引用了顧炎武的《日知錄》，阮元《十三經註疏》當中的《儀禮註疏》又把《四庫提要》冠於前，學術界對於北監本的認識也就一邊倒了。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講「明後期刻本的善本問題」的時候就說：「有的確實未經很好的校勘，如北監本的《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之類。」這是對顧炎武《日知錄》的沿用，因為《日知錄》該條的題目就是《監本二十一史》，而批評的是《十三經》、《二十一史》「校勘不精，訛舛彌甚」。然而顧炎武列舉的北監本《儀禮註疏》的脫文在其前的李元陽本就沒有，更早的陳鳳梧本也沒有，可見脫文由來已久，北監本只是沿誤。至於顧炎武認為所脫經文可以據唐石經補上，而「注、疏遂亡」，更是揣測之說，因為從宋單疏本看，賈公彥的《儀禮疏》中並沒有為這段經文作疏。既然不曾有疏，何談「亡」呢？顧炎武的結論看上去鑿鑿有據，實際上站不住腳。我們訂正顧炎武的偏差，靠的也正是校勘。我們應當把傳世的《儀禮註疏》版本以及相關的白文本、單疏本、經注本都校過，才能弄清楚版本源流，從而弄清楚錯誤是從何而來的，冤有頭，債有主，才不至於得出錯誤結論。根據我們的校勘，北監本改正了不少訛誤，完全可以說，當時是經過慎重校勘的。只是明朝人校勘學水平不高，所以對底本、校本、校勘工作，往往不交待，讀者一頭霧水，不知其來龍去脈。我們不能用清朝人的標準要求明朝人，而應站在明代的水平上去看北監本。可以說在明代，北監本《十三經註疏》已經是最好的了，稱得上是善本。關於這一點，北監本的經手人沒有說明，我們不通過平心靜氣的校勘，不通過與其他版本如十行本、永樂本、李元陽本、毛本的比較，怎麼能知道北監本的優劣善否呢？
周祖謨先生從事《廣韻校本》，他通過全面校勘，得出了寶貴結論，他在《我和<廣韻>》中說：「經過全面對校之後，得知澤存堂本和《古逸叢書》本都是出自南宋監本，刊工姓名全與北宋本不同。其次得知南北監本錯字都不少，張士俊澤存堂本已做了不少校正，是其長處。但是也有原本不誤，而張氏改錯了的，甚至還有非原本所有，而為張氏增加出來的，不經校對，無從知曉。這是澤存堂本的短處。黎刻《古逸叢書》本照監本覆刻，本當存其原貌，但他又偏偏按張本改訂，張本對的，固無論，張本錯的，照搬過來，反成過失。《四部叢刊》本也是出自監本，不過錯誤較少，也許經過校訂。《楝亭五種》本則與《四部叢刊》本相近。」周先生對北宋監本、南宋監本、由宋監本衍生出來的澤存堂本、《古逸叢書》本、《楝亭五種》本、《四部叢刊》本進行的評價，完全出於校勘的結果。按周先生對《洛陽伽藍記》的校勘主張，其實可以只校北宋監本、南宋監本，而澤存堂、《楝亭》、《古逸》、《四部叢刊》本可以不校了。那他的精彩結論自然也沒有。這是科學研究的規律。
關於保存舊本面貌。這一功能主要表現在清人和民國間藏書家的批校本。《四部叢刊》影印了一部《鮑氏集》，是《四部叢刊》中少有的套印本。這部書是影印的毛扆的校宋本。毛扆用紅筆工工整整在明刻本上按宋本校改，包括行款也用橫線標出來了。其目的一清二楚，是為保存宋本的面貌。清代陸貽典、何焯、惠棟、盧文弨、黃丕烈、顧廣圻等留下了大量手校本。楊紹和《楹書隅錄初編》及《續編》，著錄了許多名貴的校本，如《初編》卷三《校宋本說苑》二十卷三冊，黃丕烈校，黃丕烈跋云：「嘉慶元年冬借顧抱沖所藏殘宋本《說苑》校此。顧本缺八至十三，復借周香嚴所藏錢遵王手校宋本補完。」又跋云：「明刻當以程榮《漢魏叢書》本為近古，餘則脫落不可殫述，故傳校宋本於此冊。後之見是篇者，勿輕置之。」當時藏書家之間借校傳校的風氣頗濃。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一派的校勘，旨在存舊本面目。與影刻宋本目的相近。我曾見過丁山教授過錄王國維校《水經注》，朱墨燦然，肅然起敬。古籍善本中，有一種名家校本，大抵屬於這一派。
校勘記是專門學術成果，顧炎武《九經誤字》、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浦鏜《十三經註疏正字》、盧文弨《群書拾補》、阮元文選樓本《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等，都是脫離了原書獨立存在的校勘記。但是今天校書，一般與正文的整理相結合，把校勘的成果體現在對正文的改正，季羨林先生主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其校勘由范祥雍分擔），就是既要整理出《西域記》的定本，又要附撰詳細的校勘記，可以說具有示範意義。至於略校派，校勘記更是對正文校正的一種輔助說明，很少單行。不過，清人覆刻宋本，而附校勘記，早已成為傳統，顧千里為胡克家影刊宋尤袤池陽郡齋本《文選》李善注，就附有《考異》十卷。黃丕烈影刻宋明道本《國語》，也有《札記》一卷。已經成為影刻或影印古本的一種模式。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也明確表示：「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於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不改正文，而在校勘記中記錄異文，表明是非判斷，或一時不能判斷，存而不論，這不失為一種模式。與《大唐西域記》改正正文錯誤，又附校勘記於後的模式，可以並行不悖。周祖謨《爾雅校箋》就是正文影印宋本《爾雅》而附校記於後的做法，與早年的《廣韻校本》模式相同。黃焯《經典釋文匯校》則是正文影印徐乾學通志堂本，而附《匯校》於全書之後。我們從事《十三經註疏匯校》，用的就是正文影印萬曆北監本，而附《匯校》於各卷之後的模式，與阮元刻《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的模式相似，不同的是阮元正文是刊刻的，我們是影印的。我們認為校書的模式可以有繁簡二派，而校勘成果的表達也是多式多樣的。可以改正文，清人稱之為「活校」。也可以不改正文，顧千里雲「以不校校之」者是也。學者可以根據情況及個人的主張作出不同的選擇。
校勘成果除了常見的校勘記之外，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表達，這些方式包括：一、書錄題跋。如劉向校書撰寫的書錄《晏子春秋書錄》，清修《四庫全書》各書書首的提要，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各書的跋文，傅增湘陸續發表後來結集的《藏園群書題記》等，都有不少校勘成果蘊含其中。二、書目書志。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寶禮堂宋本書錄》、《適園藏書志》，提要中含有校勘內容之外，特殊版本的書志後還附有校勘記。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也有大量校勘成果。三、筆記雜著。如王念孫《讀書雜誌》、王引之《經義述聞》、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鈔》、陸心源《群書校補》等。近人發表的論文、札記，也屬此類。
以上關於古籍校勘中「對校法」的討論還不夠條理，歡迎同道諸君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