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口述史
有人曾說深圳是文化沙漠，但從來沒人敢說深圳是攝影沙漠。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深圳的攝影已經非常有名，有全國唯一的攝影大廈。
深圳是移民城市，原生文化和現代文化在這碰撞、連接，這片熱土上的人們充滿熱情、嚮往美好；深圳處改革開放前沿，經濟發展為攝影繁榮提供了必要前提；這裡誕生了許多攝影家，他們用鏡頭記錄城市的發展……
攝影在深圳就像呼吸，無處不在。
深圳是一個尊重創造力與個性的城市，這和我喜歡的航拍一樣。在空中，飛機每分鐘都在動，就算在同一個航線，同一個攝影師，也幾乎不可能重複一樣的角度，所表現的東西永遠充滿變化，具有獨一獨二的魅力。 ——王琛
壹
以前劉曉慶的掛曆、老電影的掛曆，很多影星拍完照片做印刷品，都要先通過修版，去皺紋、消痘、調唇色什麼的，就是我們做的
30年前，深圳已有「PS」修圖
我是與深圳一起成長起來的攝影家，來深圳32年，見證了深圳的發展。不過老實說，初來深圳時心裡五味雜陳。
1983年12月，通過用工考試，我從廣州到了深圳石油化學工業總公司，並根據安排進入石化占股的旭日印刷廠。那時候我是個18歲的小伙子，不太情願離開省會來經濟特區，因為改革開放剛剛開啟，深圳遍地都是黃土，但又不得不去，當時在全國範圍內找工作不像現在這樣隨意，找一份好工作很難，而旭日印刷廠在印刷出版界響噹噹，它是中港合資，算內地的中大型企業，承接全世界大型出版社的印刷業務。
到深圳的第一晚就沒睡好覺，老深圳人在上世紀80年代有個說法：「深圳的蚊子，南頭的蒼蠅。」旭日印刷廠在上步工業區，上步工業區算深圳比較早的工業區，三十年前到處都是黃土，蚊子特別多，我們睡覺有蚊子咬，就拿報紙蓋住頭，天熱喘氣報紙就響，這個畫面印象特別深。當然現在都已經繁榮起來了，如今華強北周邊寸土寸金。
在印刷廠，我被分到製版車間影房部，做工業攝影這一塊。說來很巧，我從小就喜歡攝影，十五歲時拿著從父親單位宣傳科借來的海鷗雙鏡頭單眼相機給同學們拍攝，也不知道誰教我的，就自己沖洗放大，十七八歲又在廣州上下九路老字號「琳琅照相館」租珠江牌相機給朋友們照相。
但影房部的工作和之前「玩票」有很大不同，我當時經常和人開玩笑，說我的工業照相機有24米長。那時候印刷是通過照相來做的，先是膠捲、暗房工作，再電子分色、編輯、製版、修版。所以現在很多人問我數碼時代了還非要拍膠片，是不是心理牴觸PS（電腦修圖）？我都是答「當然不是」，三十幾年前我已經在深圳玩PS了，這沒什麼新鮮。以前劉曉慶的掛曆、老電影的掛曆，很多影星拍完照片做印刷品，都要先通過修版，去皺紋、消痘、調唇色什麼的，就是我們做的。
來深圳第一個月的工資是98元，三個月以後漲到165元，但18歲的我拿著工資沒處花，附近沒有大商場，吃飯的飯店都難找到。我們能消費的地方寥寥無幾，一個最豪華的飯店叫「銀園」，也就是現在的「銀湖」，另一個是西麗的遊樂場。1985年後，我們又愛去蛇口轉轉，但那時從上步工業區去蛇口非常折騰，坐兩塊錢的中巴，從上海賓館到蛇口必須要一天時間。同樣的距離，現在開車四十分鐘就能搞定，深圳的發展令我們感到自豪。
1981年，16歲的王琛在湖南冷水江拍攝作品《同窗》。
貳
這個時期，我的影像創作主要還是出於工作目的，……不是我個人的東西，和後期純粹的攝影藝術創作有很大不同
下海從商，攝影成潮流
上世紀80年代末期，「下海」待遇比國企要好，很多人開始經商。過了1989年，我也成了下海一族。實際上，我下海也沒有離開原來行業，我在編輯、出版、印刷掛曆檯曆，還是和文化產業打交道。
早先市面上沒有檯曆，只有掛曆。上世紀90年代，我領先國內同行從日本引進三角檯曆，又從日本引進膠片掛曆，印各種美女頭像、名勝風光、影星藝術照，風靡一時，光三角檯曆一年就能印50萬本，在個體戶裡面規模算是比較大的，掙的錢已經遠遠過萬元了。市場上對檯曆、掛曆的需求很大，逢年過節家家都要掛，企業也送，當時一份檯曆一般兩三塊，掛曆七八塊，最貴的有單價二十多塊的，供不應求。
過去我經常調侃自己是個「掛曆販」，回過頭來看，實際上我對這個說法是很自豪的，當時掛曆檯曆算檔次很高的禮物，送出去，對方很尊重你。上世紀90年代，我從廣州回到湖南老家，老鄉們都覺得家裡能有一本時新的掛曆很榮光。那時人們對錢的概念不太重，都很淳樸親切，大家喜歡送掛曆，覺得送的印刷品是影像，有文化氣息在裡面。
下海以後，很多時間可以自己掌握、自己調配，賣掛曆也掙了錢，我就買了兩部萊卡相機到處去拍照片，那會兒內地人已經可以經香港到新馬泰。1995年到1998年，我陸續拍了香港、澳門回歸的專題，其中一些作品也初獲專業認可。如1997年《攝影歷史瞬間》獲1997香港回歸祖國之日「松文杯」攝影大賽銀獎。不過在這個時期，我的影像創作主要還是出於工作目的，比方說想做一個熱銷的郵票專題，就拎起相機拍黃山去了，有點商業性；拍香港，也是用於香港郵票的編輯使用，不是我個人的東西，和後期純粹的攝影藝術創作有很大不同。
出版業蒸蒸日上，對深圳攝影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上世紀90年代，深圳的一些長輩、老攝影師已經開始個性創作，拍風光、搞人文創作。
1997年，在深圳攝影學會會長何煌友老師的牽線搭橋下，深圳成功承辦了第24屆國際攝聯代表大會。這是國際攝影界首次在亞洲舉行代表大會，為中國攝影事業和深圳攝影人贏得了很好的國際聲譽。上世紀90年代的深圳還湧現出很多攝影人才，和我一起合作開公司的劉偉雄的攝影作品獲得中國青年新星杯獎勵，孫成毅、鍾國華等攝影家也在當時獲得很多國外大獎。這些人都是我的前輩，我內心非常尊重他們。
當時深圳還有一座攝影大廈，就在深南路地王大廈的東南角，這是全國其他城市都不曾出現過的。加上何煌友等老一輩深圳攝影人創立的「全國攝影『十傑』年賽」等高平台，深圳的攝影家跟港澳台、國際攝影家在二三十年前就得到了交流和聚集。
2015年2月22日，王琛航拍安納普爾那群峰。
叄
2004年3月20日，企業家攝影協會第一次開會，就有500人的規模。現在這個群體更龐大了，全球會員9000多人，國內近5000人，各地都有代表處
與王石等集結商界攝影力量
從根本上來說，深圳攝影氛圍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迅速興起，離不開改革開放的推進。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使得許多深圳攝影愛好者較早獲得第一桶金，擁有出去攝影的經濟條件。
攝影術和其他的藝術門類有所區別。傳統書法，一支筆一張紙在家裡就能練。國畫、油畫成本也不算太高，但攝影不能整天呆在一個地方，要出去創作，攝影需要相機、膠捲，需要衝洗、放大，這些沒有一定經濟條件是不可能完成的。攝影早期叫攝影術，近幾年才叫攝影藝術，當攝影術飛躍到藝術領域的時候，也是需要經過技術、器材、經驗、拍攝對象上量的積累，才能實現質的飛躍。
隨著經濟文化突飛猛進，攝影愛好者和攝影協會隨之誕生，目前在全國都比較矚目的「企業家攝影協會（深圳）」便是其一。2003年左右，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王石、我，以及時任深圳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副總裁的曾石泉等六位愛好攝影的企業家，偶然聚會交流，一致認為該有一個企業家攝影的平台。
那時深圳各個國企、合資企業、上市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攝影組織，企業的攝影愛好者非常多，我們希望把各種來自商界的攝影力量聯結。2004年3月20日，企業家攝影協會第一次開會，就有500人的規模。現在這個群體更龐大了，全球會員9000多人，國內近5000人，各地都有代表處。
企業家攝影協會也變成了一個無邊界的符號，不論你是不是企業家，是否在深圳，只要愛好攝影，我們都歡迎。按照國家的有關政策，要將中國的一些社團走出國門，推向世界。企業家協會的英文名同樣是將「深圳」放在後面的括號里，意思是來自商界的攝影家，只是總部在深圳。因為我們是以公益為目的來做這個協會，幫扶殘疾人攝影事業，發動會員給弱勢群體的家庭拍全家福，裝裱好送到他們家裡去。記得有次到下沙村一個保安隊長家，夫妻結婚七八年，小孩都五歲多了，從來沒拍過全家福，後來這家人特別高興，流著眼淚和我們合影。
和同仁們一起集結力量做企業家攝影協會，我最大的心愿當然還是推動攝影事業。攝影技術誕生至今已經176年，放在全球視野來看，我們的攝影技術和整個攝影發展氛圍並非最好。在美國，影像的消費講究原作，歐洲的一些商場也買了很多攝影的原作掛，攝影在西方歐美國家是引領藝術潮流的。而在中國，大家都習慣認為攝影家是一個職業，就是從事新聞、藝術、商業等的職業攝影家。 十多年過去，得償所願，如今企業家攝影協會的作品，已經有超過400幅作品獲得國內外獎項。僅中國攝影藝術最高獎金像獎，我本人已獲了三次，企業家攝影協會團隊里則有十幾人都獲過獎。
企業家攝影協會能夠在深圳這片熱土上發展得這麼好，和它處在改革開放前沿的特殊優勢分不開，也說明這裡的人內心嚮往美好、富有激情，甚至不惜以生命換取美麗。2003年我和幾位攝影家朋友為拍攝祖國的大好山川，記下哈薩克的「轉場」民俗與歷史，竟遇上翻車，三經重大車禍，險些喪命。
2010年5月22日，萬科王石（左）、華大基因汪建（右），將企業家攝影協會會旗帶上珠峰，為人類史上第一次將攝影主題元素帶上世界之巔。
肆
選擇航拍實際上就是選擇創作的唯一性，這也是藝術創作比較強的新的理念，我就想創作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航拍促成深圳首個藍天提案
死裡逃生後，我對攝影痴心不改。男兒三十而立，2000年以後，我的創作意識不斷萌發，當時思想逐漸成熟，身體狀態也不錯，我按照自己大腦里靈感到處跑，全國大大小小的地方幾乎都去了。
近十年專注做航拍，又把全球七大洲四大洋走了個遍。2000年之初，航拍還很罕見，非常困難，一個的偶然機會，經朋友介紹，2002年冬天我搭上了從成都至拉薩的軍用運輸機，在這條航線上嘗試了第一次航拍。當時我在運輸機前部的導航艙上拍，後面是兩排的新兵坐著，搶在運輸機飛躍橫斷山脈的途中，我的航拍處女作中留下無數精彩作品，也獲得很多獎項。
當然也並不是每一次都這麼順利、幸運，把握得這麼好。最初航拍時，我腦中有創作火花但還沒有明確的主題思想，而現在的創作是有目標的。2007年航拍非洲之後，我找准方向，將鏡頭對準地球、環保、自然生態，並於2008年出版了國內第一本航拍題材的攝影集《地球表情》，獲2009年第八屆中國攝影金像獎紀錄類創作獎。緊接著2011年出版了《地球的溫度》，為了這本書，我走遍南北極，拍攝了喜馬拉雅山脈的高山、南北極的冰川，用影像講述「兩度」的故事。「兩度」是環保界提出的概念，講這些年地球平均氣溫比以前高了兩度。同年7月，《地球溫度》獲得了班尼(Benny Award)金獎，這是美國印製大獎最高榮譽獎，這本書當時由雅昌負責印刷，創作、設計、編輯、作品都是我自己弄，這也再次證明深圳的出版印刷水平保持在全世界前列。
王琛航拍作品《上帝之眼》。2015.10.1 美國黃石公園
我最新的航拍作品《上帝之眼》是2015年航拍美國黃石公園大稜鏡溫泉，飛行過程中，我連按了四次快門，形成一個全景的《上帝之眼》，用的是膠片，最終畫面只有這一個，前所未有且不能複製。選擇航拍實際上就是選擇創作的唯一性，這也是藝術創作比較新的理念，我就想創作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在外面飛多了，也會想把深圳這片熱土認真航拍一下。早在2008年、2009年，我已經飛過幾次，但因為各種原因，航拍時沒有開門窗，效果不是很好。直到後來深圳辦大運會，我才拍到滿意的作品。2011年8月23日下午，大運會即將在當天晚上閉幕，我在空中飛了5小時，拍了很多，包括深圳灣體育中心等大運會會場，航拍畫面非常清晰乾淨，也很漂亮。一個月後，我又飛了一次，鏡頭裡卻滿是灰白，前後對比讓人觸動。
因為這個原因，我用這兩次航拍的作品做了2012年1月的政協提案，並把航拍照片在會議上展示。據我了解，大運會期間，深圳市政府停開100萬輛車，整個珠三角停了2000個鍋爐，我把這一點在政協會議上提出。當時不少媒體跟進報導，社會反響很大。此後，深圳市政府開始每天發布霧霾預警，深圳的藍天天數也多了起來。這當中，不敢說我個人的呼籲起了多大作用，但我相信那個提案是有時代意義的，它是用攝影為深圳藍天遞交的第一份提案。
我這幾年的其他提案也離不開攝影，比如建議深圳恢復自行車道、希望讓深圳老百姓喝上直飲水等。到全世界各地創作，一次次航拍俯瞰地球，讓我更關注環保、關注水、關注自然和人。
這裡已是攝影之都
法國東部一個叫沙隆的城市，非常小，卻有著世界級的尼埃普斯博物館（法國攝影博物館），因為一百多年前攝影術在那發明，攝影也因此被認為是法國的國家藝術。我想今天的深圳也可以成為中國的沙隆，讓來自西方的攝影術在深圳開花結果，真正變成中華民族自己的藝術。
其實在我心裡，深圳「攝影之都」名號已經是名副其實。深圳不僅出了很多人才和優秀攝影社團，具體來說各行業各企事業單位都有攝影學會，女子攝影學會、青年攝影學會等特色組織也不斷湧現；還有很多攝影節，如羅湖攝影節、福田（國際）市民攝影節。按照現在深圳人的生活水平，深圳單反的人均數也在全國遙遙領先。若論攝像專業成就，擁有眾多金像獎得主的深圳無疑是全國地市級城市中最高的。商業攝影領域，深圳從二三十年前起一直走在國內前線。總的來說，無論普及程度、攝影水平還是相關成就來看，深圳已經具備成為全國攝影之都的條件。
深圳還有其他城市難以複製的其他優勢，它既是一個超級大城市，也是一個新生的移民城市，深圳人每年都要回到原生故鄉，回家的過程也是一種創作情緒的積攢，每個人都可以拍下來，充滿各種元素、原因。這片熱土上，一種原生文化和現代文化碰撞、聯結。
感受攝影魅力，追尋七彩時光
來源：王琛影像博物館
責編：盧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