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設相」，拉開戰國的分裂序幕

戰國史的開端是以三家分晉作為分割，其中「魏文侯卜相」一事則是卿族權力上升的標誌性事情。「卜相」這件事並非偶然發生，在其身後，說明官僚制度在戰國前期的魏國已經相當完善，就魏國的「相邦」設置一事，就此打開了各國分裂，權力斗轉，接連設相的帷幕。

縱觀看戰國時期的將相制是當時普遍存在的制度和政治慣例，一般說來，可將戰國之相分為三類：一是作為君主統治工具的布衣知縣；二是作為舊傳統舊制度遺存的貴族之相；三是銜負外交使命的特殊之相；

顯然在七國之內，均有著適應本國實際政治情況的「設相」標準，於此同時，還跟每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有很強的關係，如秦、楚、齊國等。在同一官職設立相同準則之下，異化出各自的特色，僅從這一切入點，我們又能反觀各國的特點。

比如楚國的官制，就和戰國時期其他國家有著非常顯著的差異，一來是受到地理位置的影響，二來是他原本的官制設立影響，二者造成了「楚相」的獨特。我們研究卻發現，楚國終其一生，皆未出現過「宰輔」、「相位」等指代稱謂，在戰國其餘六國紛紛效仿設相的風口上，唯獨楚國不隨大勢而動，此般操作，到底為何？

楚國的官制的成型與持續性

春秋時期，當周朝逐漸走向衰微，「禮崩樂壞」已成定數，出現了「自大夫出」的卿大夫專權風氣。而偏南一隅的楚國，是雷也打不動的政權穩定局勢，由於區位的封閉性，可以說楚國自周王朝建立到春秋末期，受中原禮制的束縛較少，自成一體的中央集權制就發展到較高程度。內部依附於統治階級的官僚體系，也就隨政權穩定而穩定。

隨著相位設置成為中原五國的官僚體制變化主流是，此時的楚國仍舊在實行一種舊制度——令尹制，一成不變地堅守其特色。

《左傳·莊公四年》記載：「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隨人懼，行成。」

這便是楚國「令尹」最早的出處，到了戰國時期，楚國也沒有改變令尹制的存在。楚國自西周時期（公元前1115年）建國，到戰國時期被秦所滅，享國800餘年，在整個先秦階段享國最久，疆域最廣。自從若敖之亂公室受到威脅後，楚莊王就著重讓王室的公子來執政，比如說後來以公孫敖為令尹，但是公孫敖有前車之鑑，他吸取了若敖一族的教訓，對王權臣服有加，絲毫不敢僭越；後面索性著手對楚國制度開始進行改革，於是楚國原本的官僚形式就演化成為「內姓選與親，外姓選與舊」的政治慣例。

也就是說由此制度開始，楚國內部的執政者要麼是楚王最親信的王子，要麼是自己的兄弟。到春秋末年，楚國之內，可查「令尹」人數十七人，其中十二個都是楚國的公子，顯然組成了一個最強皇室親友團執政模式。

楚國因懼怕「三家分晉」這類的威脅，於是開始學用早都奔潰的禮制，後知後覺地借用中原盛行的宗法制來維護鞏固楚國的中央集權制，從而形成了一套「宗法一體」的官僚政治體系。

所以我們看到，當中原各國隨著卿族僭越君主權力，國家權力逐步下放時，楚國在相對封閉的環境當中，仍舊把君主權力視為最高統治權，其內部的以「令尹制」為主導的官僚系統也在有條不紊地持續著。

令尹制的職責實質類同於中原六國的「相位」

楚國設立「令尹」，作為其國體「宰輔」的稱謂，歷經春秋到戰國，一直都沒有發生變化，而且「令尹」一詞，為楚國獨有。窺探其本質的職責，也類同於「相位」職責。

令尹在楚國百官中的地位，最為顯赫。如《史記·楚世家》中記載：

「楚懷王六年」，昭陽率楚師伐魏，取勝之後，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為齊國使者見昭陽，勸其退兵。即往昭陽軍中，曰：『願為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進令尹，此國冠之上……」

由此可見，令尹已經被楚國視為「國冠之上」，冠讀為官；這裡的「國冠」就是國家官員的意思，令尹的地位，百官之上，自然顯赫。再談及工作範疇，《戰國策·楚策》載：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一國之柄。令尹對內執掌政治、軍事、司法，對外代表國王處理外交事務。可見是集政治、軍事、司法、外交大權於一身，甚至於有些時代，兼具人員升黜任免的。

站在權力高位「令尹」，大大地滋長了其任職人員的氣焰，在襄公一代，就有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在當時這和令尹身份是不相符的。後來楚王為了打壓這種恃寵而驕的風氣，於是殺了令尹子南，以儆效尤。自此後，令尹雖站在百官群首，也絲毫不敢越距，受到楚王的全面監督和嚴格控制，絕對不能仗著君主賦予他的權力和楚王抗衡。

很顯然，令尹的本質也和中原六國的「相職」一樣。楚國這種獨特的官職，鮮明地體現了它的集權政治特點，但是這種集權政治和之後的秦漢時期中央集權相比，還只是一種雛形，但是對於之後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建立和鞏固，有著先河之鑑。特別是後來的漢制，就是傳承了楚制，演化而來。

令尹制與中原六國「相制」的區別

戰國時期，秦國和中原三晉對於「設立相位」一職都經歷了一個由文武兼職到單一划分，獨立文官職責的過程。而楚國的「令尹制」始終都是一種「將相合一」的制度，所以帶有的軍事色彩非常濃厚，即便是到了戰國末期，他國的文官已經占到百官之長的主導地位，楚國內部依舊是以武將為核心。

所以，在戰國前期，中原各國的「相位」和楚國的「令尹」沒有太大層面的區分，只是到了後期，中原相位劇變，楚國還在堅守。與此同時，在人員配比上，楚國也和中原有所差別，從《左傳》、《戰國策》的史料記載看，楚國的令尹官位同一時期未曾出現兩人以上共同執政的情況，當中原開始實行多人為「相」，秦國設置左右丞相時，楚國的令尹依舊是按照單軌發展的趨勢。

楚國令尹人員的選擇，和中原的相位人員選擇也有所不同。眾所周知，戰國時期中原各國的有「游士」的風氣，憑藉著自己能力的士人可以遊走到其他國家擔任官職，其中以秦國為典型。楚國不同，前文曾提及楚國的官僚政治模式是「宗法一體」的，所以基本是從國內選拔，要麼來自於王室公子，或者其宗室下的同姓成員，除了楚懷王時期的吳起是衛國人，其餘全是楚人，這就和中原六國形成鮮明的對比。

可見，戰國時期的楚國在「設相」一事上非常薄弱，其主要原因是對令尹制的延續發展和完善。令尹一職實際上和中原六國的相位職責沒有太大的差異，均為百官之長，輔助君王的第一人物。

當各國都在變著戲法改革發展，廢除周王室流傳下來的世卿世祿時，楚國卻保守地秉承舊制度：讓宗室貴族把持朝政；正是因為這種因循保守的姿態，令尹制的一些顯性職責，也在隨時不斷調整和趨勢完善；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這也就成了楚國後期發展的嚴重障。古代法則不管怎麼變革，都是為了讓制度適應政治需求，這就是令尹制雖不直接改名為「相」，但也能繼續依附楚國生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