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美國的東部社會學學會（the Eastern Sociological Society）主席、華裔社會學家倪志偉（Victor Nee）列了一份Presidential Panels名單，惹來另一位社會學家Matthey W. Hughey 不滿。Hughey在推特說：
如果你從這份名單里看不出問題，那你就出問題了。
If you don't see a problem here, you might be a part of the problem here.
為什麼呢？
被提名的14名社會學家：從性別構成上看，12位是男性，2名是女性；種族上看，12名是白人，2名是黑人男性
雖然上篇推送，描述了整體上美國社會學界已經「女性化」（連結link)，但並不意味著在諸多角落已經完全實現了種族、性別等各方面的公平正義。
同樣就知識界的女性情況來看，Evans等人2018年就調查發現，在攻讀研究生學位時，43%的女性會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擾，而男性只有34%。具體到焦慮症來看，41%的女性會受此困擾，而只有33%的男同學受到麻煩。顯然，教育部門和高校，也缺乏因性別而設的精神健康的關注。
因此，一項學生調查就表明學生對社會學的失望：課程是過時的，沒有考慮到種族問題，太單一文化主義。學生們也發現，社會學也許諾的多樣性，實際上在課堂上得不到。
這意味著：當社會學向社會世界提出公平正義的觀察與抱負的時候，我們自己的學界，要先怎麼建設起來?
就好比：
——中國有多少個大專？多少開設社會學課程？多少學生會修讀？他們想學到什麼？能得到什麼？非211、985高校或者大專的老師，在社會學組織和刊物上的關懷，如何體現出來？
美國的一位來自社區大學的老師Treitler, Vilna Bashi在 2019年就撰文批評：社會學所謂的公平社會的許諾，只不過是「皇帝的新衣」——他戳破的方式，是從他身為社區大學教員角度提出的：
根據2010年的一項調查，美國的本科生里，有45%是在接受社區大學教育，其中有一半左右是西班牙族裔、印度裔和非洲裔。
但顯然，來自社區大學的社會學學者，在美國社會學學會裡是幾乎失聲的。作者指出，這和美國高校的精英主義所導致的教學和科研分離有關。學生很早就了解到，在社區大學找教職不是要考慮的，也專要注於研究（而不是教學），才能在就業市場上占優勢。於是，那麼熱愛教學但又不想發表，或尋求博士學位想重返社區大學和改善當地的生活的博士生，就沒有市場。也確實，博士生們在教學方面缺乏嚴格的培訓。
但是，很多社區大學的社會學家不僅有進行研究的願望，而且實際上在主流社會學期刊以及該學科以外的期刊發表。部分原因是他們的主題往往實際性較強，交叉性也強，涉及到公共政策。而且社區大學的教授們研究能力有時也會被低估。但遺憾的是，承接全國一半左右的本科生，卻只得到了1/3左右的政府撥款。
因此，社會學界已經把「社區大學」及其教員邊緣化了。反過來，作者提出，要將社區大學問題視為社會正義問題，探索設立獎項，並認可社區大學社會學家的研究技能。
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Eduardo Bonilla-Silva 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在他離職演講時這樣說：
You told me that you dislike the elitist attitude of some members ... I have witnessed this elitism in the past and think it has no place in sociology. It is my hope that all members, regardless of their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or standing, behave in an open and considerate way in the meeting.
Strong, Myron T. 2019. 「The Emperor Has New Clothes: How Outsider Sociology Can Shift the Discipline.」 Sociological Forum34(1):245–52.
Treitler, Vilna Bashi. 2019. 「Outsider Scholars and Outsider Sociologists.」 Sociological Forum34(1):201–12.
但是，將社會學自身建設得更公平，反而會更使得自己的研究「接地氣」，在建立好自身的同時，也就解決了社會問題。不過，這也直接涉及到公共政策學甚至經濟學等領域的地盤。
密西根大學的社會學教授James House就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發文評估數十年來美國社會學的變化。指出，從1970-80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對社會科學的研究經費減少了30%左右，但主要是在社會學等學科（減了一半以上），而非主流的經濟，政治學和心理學。
社會學裡的醫療、人口、健康取向確實能拿到錢做事情，因為有一些專門的國立研究所會撥款資助，但大多數其他領域，資金卻越來越少
不過，真正搞政策取向的社會學家，真的會到社會學界尊重嗎？
2005年，在美國社會學學會成立100周年之際，編輯了紀念文集出版，但主編Craig Calhoun和Andrew Abbott等人，雖然收集了很多分支研究，但實際上忽略了政策社會學的發展。
因為，社會學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專業內部的爭吵，而非向外地去解決。Jame House做過多年的學校行政工作，擔任高層管理人員（如教務長），深知這種情況對社會學自身學科發展的損傷。他引用另一位學者研究中對校方的訪談，大意在說：
社會學總是在沒完沒了的爭吵，以致我們行政管理人員都不知道你們在吵什麼、在幹什麼。要是總是這樣，那我們只能把你們院系給砍了。
I have found over the years that when I meet with administrators, as soon as they find out I am a sociologist, they all have a woeful story to tell about how they just can't understand how their Sociology Department can continue to fight among themselves, and that if that continues, they will in fact write them off. They won't channel resources to a department which is incapable of keeping its own house in order; that does not suppor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faculty or that seems more interested in petty squabbling than the atmosphere and repu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re are, in fact, many worthy competitors for funding.
House, James S. 2019. 「The Culminating Cri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and Its Role in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An Autobiographical, Multimethod, Reflexiv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45(1):1–26.
這些討論，似乎表示：社會學要把自己的工作視為「政治的」而非「科學的」？這招來老一輩學者Jonathan Turner的嚴厲批評，認為這樣並不能真正發揮社會學知識，反而解決不了社會問題。
Turner, Jonathan H. 2019. 「The More American Sociology Seeks to Become a Politically-Relevant Discipline, the More Irrelevant It Becomes to Solving Societal Problem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50(4):456–87.
（sociological理論大缸3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