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課本中有這樣一篇佳作《岳陽樓記》，作者是北宋名臣范仲淹，而主持修建岳陽樓、並邀請范仲淹作文的，正是范仲淹的同年好友滕子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這句話成了多少中學生的怨念，同時也成為網絡小說大神貓膩的靈感源泉，在貓膩的小說《慶餘年》中，滕子京成為一位非常有存在感的忠誠屬下，與男主角范閒結下深厚情誼。

當然，歷史上的滕子京並非如此，但他仍是一位任俠好義、肯干實事的好官，不過，因為一樁「公用錢」事件，他的官譽卻蒙上一層陰影。

他到底是位清廉無餘財的清官？還是濫用公款的貪官？一時眾說紛紜。

想要探明真相，須得從頭說起。

01 立功過後還有嚴查

公元1042年，北宋與西夏再次爆發大規模戰爭，西夏軍突襲北宋涇原路，兩軍於定川寨交鋒，宋軍被斷糧道和歸路，大敗而走，西夏李元昊趁勢揮軍南下，縱橫數百里，邊境州郡陷入困境。

此時，一位叫作滕子京的官員，恰被派到涇州當知州。

滕子京，大名叫作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如果說對他的名字只隱約熟悉，那他的一位好基友，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則是如雷貫耳。

這位好基友叫作范仲淹。

滕子京與范仲淹是同年考中進士，因此交情頗深，范仲淹多次在仕途上提拔這位老同學。

而這一次，范仲淹幫的不是老同學的前程，而是救下他的命。

定川寨大敗後，西夏元昊來襲，騰子京召集數千農民全副武裝守城，卻始終忐忑難安：大軍已敗，區區涇州城池，怎擋得住西夏鐵騎？

彷徨時刻，范仲淹如天兵神將，率軍前來救援，滕子京鬆了一口氣：涇州有救了。

當然，除了范仲淹，滕子京本身反身也不慢，及時有效地組織力量抗擊，其中便有不少任俠之士、豪傑之輩。

事後，滕子京在城內大擺酒宴，犒賞守城之人，給老朋友們送送禮、吃吃喝喝，以及祭奠那些陣亡的烈士、撫恤亡者家屬，花費了不少錢財。

於公，激勵士氣、撫恤遺屬，這都是地方官應該做的事情；於私，這些農戶也好、豪俠也罷，甚至包括前來解救圍城的范仲淹所轄部下，對涇州軍民有救命之恩。

滕子京對這些人有所表示，似乎合情合理，問題只有一個：錢的來源、用途合法嗎？

當時，大家都忙於戰事，並未過多關注這個問題，而當戰事結束之後，滕子京的麻煩來了。

御史梁堅告發他在涇州耗費16萬貫公用錢，朝廷派人去調查時，滕子京唯恐牽連到其他人，索性燒毀了帳簿。

這下捅了馬蜂窩了，御史中丞王拱辰緊咬不放，撒潑打滾、以辭官作要脅，要求仁宗重懲「貪官」滕子京。

在他的不斷彈劾之下，滕子京先是被降官貶到虢州，後來又調往岳州。

《宋史》記載：「拱辰言：『（夏）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懼邊臣則效，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台。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己，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

而這場貶謫，便是《岳陽樓記》的開篇緣起，一代名樓竟是因為「濫用公款「而得以修建。

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02 北宋官員到底有多少公用錢

既然說到公用錢，滕子京被懷疑挪用辦公經費，那麼，正常情況下，朝廷發放給各級官員的辦公經費，也就是公用錢，到底是多少呢？

《宋史》記載：「自節度使兼使相，有給二萬貫者。其次萬貫至七千貫，凡四等。節度使，萬貫至三千貫，凡四等。節度觀察留後，五千貫至二千貫，凡四等。觀察使，三千貫至二千五百貫，凡二等。防禦使，三千貫至千五百貫，凡四等。團練使，二千貫至千貫，凡三等。刺史，千五百貫至五百貫，凡三等。亦有不給者。觀察使以下在禁軍校者，皆不給。」

也就是說，節度使等級的官員，每年的公用錢有幾千到幾萬貫不等，原則上不高於二萬貫，但事實上，迫於戰事需要，邊鎮的公用錢仍可能超出這個金額。

比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鄯州支公使錢四萬貫，湟州二萬貫，龍支城三千貫」。

但不要認為幾萬貫的公用錢很少，可以隨意突破，事實上，皇帝還是很注意公費支出，多有節制，皇室宗室也經常捐獻自己的公用錢，為皇帝排憂解難。

比如，仁宗時期，周王趙元儼就曾獻出撥給他的五十萬公用錢，用於陝西軍事，仁宗不忍心拒絕，便只收了一半，也就是二十五萬錢。

《宋史•列傳第五》記載：「方陝西用兵，（元儼）上所給公用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不欲拒之，聽入其半。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為。」聞者畏其言。「

那麼，這裡的五十萬、二十五萬，與貫相對等嗎？

古代以一千錢為一貫，不過宋代的錢幣折換率是77錢為百，也就是說，一貫等於770錢。

《宋史•食貨志》記載：「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為百。「

也就是說，周王趙元儼每年的公用錢不過六百餘貫，而他捐獻其中一半，也就是三百餘貫資助邊關，就已經深深打動了仁宗。

可見，每年幾千貫公用錢才是北宋官員的常態，滕子京在較短的時間內花費十六萬貫，難怪會惹人注意。

03 公用錢到底幹些什麼

如果說滕子京十六萬貫的公用錢太過巨大，被朝廷查究是理所當然之事，我們也必須弄清楚一點，他拿這些錢做了什麼？是否有超出公用錢的一般範圍，所以才導致數目有異？

根據《慶元條法事類》的記載，宋太祖設置公使庫的目的，正是「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嘆。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

簡單說，公用錢就是拿來招待來往官員、迎來送往的。

比如，《宋會要》中就記載了渭州公用錢的支出情況：「（官員）共八十餘人，逐日例破常食約計錢共七貫，每月計二百一十貫；逐月五次聚餐、一次張樂，共約錢三十貫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設軍員，約二百貫；每次專使撫問，或教場內軍員吃食、官員射弓及添助造酒糯米並節辰送物，逐季又約一百貫文。每季都許使錢一千貫文。依此約度，每年合用錢四千貫文。」

在這份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四千貫的公用錢，主要用在了日常聚餐、招待來往官員以及年節送禮等活動上，並沒有私分進入個人腰包。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尹洙指出，當時朝廷給渭州的公用錢定額是二千貫，而實際支出卻有四千貫，中間的差額如何填補？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官本回易。

所謂官本回易，就是拿公家的錢出去放債、做生意，利息用作公用，本金也還回公家。

北宋初期，公用錢回易的現象非常普遍，許多戍邊的名將都曾捲入其中，比如狄青、張亢、尹洙等人，就曾因為用公用錢回易，以利息買馬及交鈔，結果遭遇彈劾。

滕子京的十六萬貫，也屬於公用錢回易的問題，而根據宋朝的法律，如果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但不入己，不應該被認定為犯罪。

真正需要處理的，是那些將公用錢收入自己腰包的人。

《長編》記載：「坐盜公使酒醋，法當死。」

《系年要錄》記載：「諸州以公使酒饋送出本州界者以違制論，以公使見錢金帛珍寶遺人，准盜論，知而受之，坐贓論。」

那麼，滕子京將公用錢私吞了嗎？根據《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的記載，范仲淹為好友大力辯解，所謂的16萬貫其實是誇大的數字，滕子京使過的公用錢只有三千貫，所謂的16萬貫，實際是將軍餉（諸軍請受）計算在其中。而且，滕子京將這些公用錢主要用於購買牛驢等物，犒賞軍兵，並沒有挪作私用。

然而，以上只是范仲淹單方陳述，滕子京的公用錢到底用了多少、怎麼用的，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而隨著帳本的銷毀，滕子京緘口不言，這也就成為一樁懸案。

無論滕子京有沒有私吞，北宋初年一系列高級將領涉嫌公用錢回易案件，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公用錢制度缺少監管、制約，很容易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此案之後，慶曆七年，仁宗下令，非沿邊州軍毋得以公使錢回易；嘉祐三年，在包拯的建議，下，仁宗再次詔令，河北、陝西、河東路轉運使應有公使錢州軍並權停回易。

這意味著，北宋的統治者們，已逐漸意識到公用錢的弊端，在加強財政監管。

畢竟，關進籠子裡的權力，才是利國利民之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