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
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寧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
這一時期能夠出現主要歸結於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今天我們所要介紹的儒家統治地位的統治作用的加強。
主要研究人物
這一時期，朱熹成為儒家學說研究的主要人物，朱熹以其豐富的閱歷和知識，在年輕的時候主要研究佛教和道教，但是對於研究成果，朱熹始終不滿意，便轉向了儒學研究領域。因為朱熹的綜合才能突出，在入學研究上取得了成就，可以堪比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
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說服力，阻止了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明朝時期尤其如此，作為一種反對前外來的蒙古人統治的反應，當時存在著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對過去傳統的回顧。在這種氣氛中，朱熹漸漸被認為是「最終的、絕對的權威。」
影響
- 積極影響：
新儒學構成了帝國官方的正統觀念，直至19世紀後期。其結果是用理性的補充和對原理的闡述加強了不斷增長的社會僵化。這十分有利於無可比擬的中國文明的持續性，事實上也證明儒學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的影響，以及儒學在世界各地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地位的穩固，歸根於儒家思想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有貴族統治階級的頑固勢力，在封建社會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在社會結構中儒學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結構論》中記載：
「曾邦哲提出公元前約幾百年幾乎同期發展的希臘（自然）文化、猶太（律法、波斯時期）文化、印度（佛教、精神）文化、華夏（儒家、倫理）文化奠基了人類至今以來的核心文化模式。」
- 消極影響：
但是儒學帶來的不好的影響就是形成了一種與外界所有的獨創性和新觀念相反的、顯得荒謬可笑的循規守舊。
比如火藥的發明，沒有及時的用於軍事事業，反而用在了追求長生不老的用途之上，後來是供給人們欣賞的煙花，火藥的軍事使用還是歐洲的發明。還有指南針的發現，歐洲用於航海事業，用來探險新的大陸，而我們中國人用來研究風水，足以見得封建思想的落後是多麼的可怕。可以說是以新儒學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
我們所知道的日本就是借鑑中國的文字，以及儒家思想，但是日本沒有盲目的借鑑，而是更改了它的道德標準，調整了它的政治學說，以適應他們的社會結構。
參考文獻：
《結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