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說實話算是明朝二百七十六年中不錯的皇帝。如果按照能力給明朝十六位皇帝排個名，毫不誇張地說，朱瞻基僅次於朱元璋。然而，這位明朝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好皇帝，只活了三十八歲，他去世之時，皇太子朱祁鎮只有八歲，正處於需要被打磨雕琢之時。缺失了父親的言傳身教，朱祁鎮長期與宦官關係密切，為日後明朝出現專權宦官一代目王振埋下伏筆。
可以說，朱祁鎮成為昏君，朱瞻基英年早逝算得上是比較重要的原因。但這絕非是最重要的原因。清朝的康熙皇帝，繼位之時也只有八歲，但這並不妨礙康熙成為一代聖君，平定三藩之亂，擊敗沙俄，掃清台灣明鄭勢力，締造中國古代最後一個盛世。如果再仔細對比，會發現清聖祖和明英宗繼位之時的相似條件更多。二人繼位之初，都依靠自己的祖母掌控全局，而他們二位的祖母，孝莊皇太后和張太后，都是地位尊崇，能夠識人用人的傑出女性。但這兩位皇帝最終的成就截然不同，必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對於朱祁鎮而言，他的祖母去世的時間太早。張太后在朱祁鎮十五歲時便去世，年輕的朱祁鎮再無可以依靠的親人，對於一個政治上的菜鳥而言，這無疑是令他手足無措的。但如果將張太后去世得早作為朱祁鎮成為昏君的原因，是在是過於牽強。須知，康熙皇帝在十四歲之時，便親自籌劃了清除權傾朝野的鰲拜的計劃，並取得了成功。在扳倒鰲拜後，少年的康熙皇帝並沒有處死這個囂張跋扈的權臣，而是念及他曾經為清朝江山奠基的功勞，放了他一馬。十四歲康熙的膽識，見識和能力，是十五歲的朱祁鎮難以望其項背的。那麼，造成這種差距的根本原因，在於何處？
明朝皇帝對於皇子的培養，向來不重視，或者說體系不健全。對於皇子的培養方式，明朝並沒有形成定製，如何培養的決定權，在於皇帝本人，具有太大的隨意性。以朱祁鎮為例，史書幾乎沒有記載他年幼之時所受到何種教育。當然，這並不是說朱祁鎮沒有受到任何教育，只不過證明他受到的教育並不深刻。教育是一個人智慧的啟蒙，對於皇位繼承者而言，教育更顯得格外重要。身為人主，在年幼之時便要將一些東西，如明辨是非的能力，膽量，氣魄，處理與大臣關係，控制權力等能力熔鑄到自己的血液之中去，使之成為自己的本能。清朝的培養模式便是如此，對於每一位皇子，從三四歲便開始教授滿文，漢文和蒙古文，儒家經典，並學習騎射，強身健體。康熙皇帝曾經回顧自己的童年，幾乎從日出到日落，都在不停學習，有時甚至累到吐血。
清朝的這種培養，是成制度的。皇子應該學什麼，都是有慣例的，皇帝在這個過程中無法做出過多的干涉。因此，在這種制度之下，清朝皇子得到了德智體美全方位的教育，因此清朝皇帝的個人素質普遍較高。
對於宦官的定位，也是將朱祁鎮塑造成昏君的很重要因素。雖然朱元璋在建國後明令宦官不得干政，但另一方面，對於宦官他依舊賦予了一定權力。比如洪武十七年，設立了司禮監，負有掌印，秉筆，掌管禮儀和刑名等職責。這產生了一個矛盾，既禁止宦官干涉政權，但同時又將宦官置於權力體系之內。後來，宦官的地位日益提高，不僅掌握了參與到行政過程，一定程度上對軍權有所控制。在這種怪異的體系下，宦官在制度上便確立了一定高度的地位。再加上宦官的特殊身份，得以與皇帝過多接觸，使得宦官在協助皇帝處理政務之時又獲得了附加的權力——即皇帝「借給」他們的一部分皇權。
與此同時，當皇帝年幼之時，制度地位較高的太監，如掌印太監，可以藉助履行權力之機會，對小皇帝潛移默化地進行影響，使之得到皇帝的信任，進而獲得更多的附加權力。很不幸，明朝的皇帝普遍短命，這便使得所謂「宦官不得干政」成為一句空話。朱祁鎮正是在王振的影響下，交給了王振過多的權力，造成了明朝歷史上第一次宦官之禍。
清朝鑒於明朝的教訓，對宦官進行了重新定位，那邊是雜役。清朝的制度設計中，絲毫不給宦官接觸權力的機會，宦官的職責便是干粗活，做飯，掃地，刷馬桶等。康熙皇帝時期雖然設置了敬事房作為宦官的權力機構，但其職權範圍僅僅在宦官之中有效。在這種定位下，宦官失去了接觸政治權力的一切可能性。即使皇帝信任太監，太監也無法對皇帝的執政理念產生影響，在制度上太監也很難利用皇帝的信任去胡作非為。
因此，清朝皇帝很少有被宦官影響的。
所以，與其說朱瞻基的早逝造就了昏君朱祁鎮，不如說明朝糟糕的制度設計成為了培養昏君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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