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四川岷江江口沉銀的考古發掘，曾吸引了無數人目光，被列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2016年12月26日，「江口沉銀遺址」進行了首次考古發掘。十天後的2017年1月5日，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工作正式啟動。
2017年5月12日，考古工作告一段落。發掘面積達2萬多平方米，出水文物3萬多件，其中「西王賞功幣」數以百計，金器數以千計，銀器數以萬計。初步發現直接與張獻忠大西國相關的文物上千件。正式證明了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的真實存在。
2017年10到11月，新一輪發掘展開，至2018年4月，考古發掘再次出水各類文物1萬2千餘件。
2018年6月26日，江口沉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江口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在國家博物館開幕。
手掌般大的元寶型銀錠，保存完好的大順通寶銅幣，以及刻有「大順」銘文的古老城磚等物品，足以讓人在腦海中浮現出明末烽煙四起的歷史畫面，窺見大西王張獻忠曾經不可一世的短暫政權、以及他被清兵圍剿的亡命旅途。
張獻忠是陝西延安人，崇禎三年（1630年）在米脂接竿起義，號稱八大王，是與李自成齊名的明末農民起義軍頭領。
李自成稱霸北方，張獻忠則率部攻破成都，建立大西國政權，以成都為西京，稱帝建宮。一年後的1645年，張獻忠政權被入關的大清八旗軍兵定為剿滅對象。
清朝廷原本打算誘降張獻忠，讓他歸順，但張獻忠並不理會，堅決抗清。於是，四川境內戰火燃起。
清朝攝政王多爾袞鐵了心要清剿張獻忠，派出肅親王豪格和吳三桂統率大軍進剿。張獻忠抵擋不住，敗退成都，最後連成都也無法保住，只好棄城出逃。
1646年，張獻忠沿岷江乘船南下。他將掠奪的「大西國」的金銀財寶全都隨軍轉移。根據當地的傳說，張獻忠有一千船的金銀財寶，但遭到了明將楊展的伏擊，戰敗船沉。
明末清初所留的史料中，都有關於張獻忠千船沉銀的記載。
但對於張獻忠沉銀經過和沉銀地點，各類記載和民間傳聞眾說紛紜。
《客滇述》里說，張獻忠派人把他的財寶運到彭山，丟到江里；《蜀難敘略》中記載，張獻忠的軍兵攔斷錦江某處，將億萬財富埋入後，放水淹埋；《明史》也堅持張獻忠藏寶錦江的說法。
但上世紀三十年代，有人對錦江的一次挖掘行動持續數月，最終只挖到三簍銅錢。專家分析，歌謠很可能是張獻忠使的「障眼法」，想用錦江藏寶的傳說迷惑敵人。
四川岷江一直有「江口沉銀」的傳說：稱帝後的張獻忠，遭到滿清和南明軍隊南北夾攻，在乘船撤離成都、攜財寶沿岷江南下時遭遇伏擊，寶物隨之沉入江中。
記載中有說1千艘船的，也有說1百艘船的，總之有很多的金銀財寶沉於江底。當地更有「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的歌謠。
在本次考古實施前的調查中，專家們收集了二十餘種文獻資料，最後認為清人彭遵泗的著作《蜀碧》記載較為可靠。
其中有：「獻（忠）聞展（楊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數十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
《蜀難紀實》中，對沉銀有更多細節的記載：「張獻忠部隊從水路出川時，由於銀兩太多，木船載不下，於是張獻忠命令工匠做了許多木頭夾槽，把銀錠放在裡面，讓其漂流而下，打算在江流狹窄的地段再打撈上來。但後來遭到阻擊，江船阻塞江道，所以大部分銀兩沉入江中。」
彭山江口鎮境內水域到底有多少張獻忠的沉銀，《蜀難紀實》記載說：「累億萬，載盈百艘」。
幾百年來，一直都有人在尋找這批下沉的金銀財寶。
早在清朝時期就有人開始打撈沉銀。根據史料記載，「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漁者於江口河中獲刀鞘一具，轉報總督孫士毅，派員赴江口打撈數日，獲銀萬兩並珠玉器等物。」其他多次的打撈都因為江水湍急而無功而返。
抗戰時期，有個叫幸蜀峰的川軍將領，為了打撈挖掘張獻忠的寶藏，專門成立了一家錦江淘寶公司，他選擇的挖掘地點在今天成都的九眼橋附近，但最後除了挖到一些大順通寶銅錢，其它一無所獲。
2005年，彭山江口進行修建工程，於河道中挖出7枚銀錠，經過鑑定，是明代的銀子，而且還是崇禎時期徵收的稅銀。於是，此地被專家確認為張獻忠沉銀的地點，2010年，被正式確認定為「江口沉銀遺址」。
四川岷江的彭山江口水道長度約2公里，寬度500米。傳說張獻忠把搜刮所得金銀沉入江底後，為了方便日後尋找，在江兩岸的山上一邊放一個石龍，對岸放了尊石虎，沉寶之處就在石龍石虎和岷江的交匯點上。
於是才有了「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的歌謠。
岷江的枯水期是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水深約2--3米。汛期是每年5月到10月，水深約在5到6米。考古挖掘，必須在枯水期展開，趕在下一年的汛期來之前結束。
2012至2014年，不法分子瘋狂盜挖江口古戰場遺址區範圍內的各類文物。2015 年 4 月，警方採取行動，抓獲 6六個盜掘團伙，收繳大批珍貴文物；
2017年2月5日，經科學發掘，出水了第一枚 50 兩銀錠。錠面上鐫刻著：「銀五十兩，匠張道」七個字。挖出來的文物里，多枚西王賞功幣上，都鑄有「西王」二字，這正是張獻忠對自己的封號，而這個銀錠上面刻的「大順」二年，則是他在成都建立大西國後所用的年號。
當年窮塗末路的張獻忠，最終在今天四川南充的鳳凰山與清兵遭遇，被射殺身亡，時年40歲。
江口遺址挖掘找到的銀錠、金冊上刻印「大西」、「大順」、「西王」這些字樣，遺址出水大量的耳環、發簪、戒指及碎銀等文物，都與史料中張獻忠在其征戰途中以及在成都搜繳金銀的記載相契合。充分證實，這裡就是1646年發生江口之戰的古戰場。
進而挖掘出水的大批兵器，不但有鐵刀、鐵槍、鐵劍、箭鏃等冷兵器，還有一件三眼火銃，這些兵器更是確認遺址戰場性質的有力證據。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首次發現了用以藏銀的木鞘，證實了張獻忠「木鞘藏銀」的傳說。
江口考古，不僅是獲得了4萬2千餘件珍貴文物，最重要的是，確切驗證了歷史記載和傳說中「張獻忠江口沉銀」的真實存在。
考古專家嘗試用文物去解釋張獻忠的經歷和大西政權的更多細節，諸如他的後宮制度，他的稅收政策還有他的行軍路線等。
四川大學教授、四川民俗學會會長江玉祥，2015年底在彭山實地查看時表示：相比於文物價值，彭山江口搶救性發掘，對於四川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同樣不言而喻。
還有專家認為，發現「沉銀」遠不止財富意義。從現有出水的實物來看，涉及了明末清初廣闊的社會歷史。
被切割過的蜀王金寶，是二期挖掘最重要的發現之一。金寶與金冊不同，金冊是明王朝冊封子孫所用，每代藩王均有一冊，等級不同，材質有別，藩王用金冊，郡王用銀冊。
金寶則是世代相傳，僅此一枚。西王賞功金幣、銀幣，張獻忠嘉獎有功將士的錢幣，皆非流通使用。史料對此雖有記載，但從未有考古發現。收藏領域內雖有出現，但鑑定專家和博物館研究者，懷疑其多為根據文獻偽造。此次出土的實物，為專家研究其製造工藝、鑄造時間等提供了憑據。
張獻忠稱帝後，史料中記載他封了很多嬪妃，但對這些女人的名字和職位均無體現。從這次挖掘出水的金冊中，則可看到冊封的信息，這對研究張獻忠大西政權的冊封制度很有價值。
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被認定是國家一級文物，是張獻忠沉銀遺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這件文物曾被盜寶者以八百萬元的價格出賣，據說金印在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分成了兩半，上部分為虎鈕，下部分為印章，刻著「永昌大元帥印」，
有專家說，「永昌大元帥」金印，是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的核心文物，對考證遺址年代和性質極為關鍵。
這件罕見的金印，給研究人員出了一道難題：鑄造於1643年的它，到底屬於李自成還是張獻忠？ 1644年，李自成建國大順，年號永昌。張獻忠1643年起便自稱西王，1644年稱帝後，年號為大順。現身江口的「永昌大元帥」到底指誰？此印又有何來歷？是不是張獻忠自封為「永昌大元帥」時所鑄造？引得學術界爭論不休。
「永昌大元帥」令人困惑，長沙府「歲貢王府」五十兩金錠也是焦點。
拳頭一般大小、分量十足的金錠上，有鏨刻銘文「長沙府天啟元年分歲供王府足金伍十兩正吏楊旭匠趙」。由此可知，此金錠原為長沙府上供藩王府的歲供黃金。張獻忠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占領長沙，至同年冬天，幾乎占領湖南全境。此金錠應是占領長沙時所獲。
明末農民起義多因明王朝橫徵暴斂而揭竿而起。明朝末年，貧者無立錐之地，連不少官軍都一貧如洗，而各地藩王府庫之中卻普遍積金銀百萬。有人認為，這枚金錠即是已知明代金錠中的最大錠型，存世稀少。
而這樣的寶物只是當初張獻忠沉銀中的滄海一粟，上千噸的官銀可以摺合成數十億人民幣，放在哪個時代，這都是一批令人瞠目的財富。
大順元年崇州五十兩銀錠，應是張獻忠在四川鑄造的。過去錢幣界普遍認為，張獻忠使用的銀錠都是擄掠所得的，而它的出水則成為張獻忠自鑄銀錠的例證。
還有，大順元年眉州大糧銀五十兩銀錠，也是張獻忠大西政權的自鑄銀錠，該枚銀錠政權名稱、年號、地點、稅種、重量、銀匠等信息俱全。
此次挖掘出的遺物中，近150枚銀錠都是明代稅銀，「糧銀」「餉銀」「祿銀」「行稅銀」，稅銀地域涉及河南、湖廣、四川、江西、兩廣等廣大地域，成為張獻忠行軍路線的佐證和在四川活動範圍的證據。
江口古戰場遺址出水了大批反映明代封藩制度和社會生活的文物，對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和物質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例如，大量銀錠正是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反映，對於了解明代財政史及明代中後期的財政制度變革極為重要。有的銀錠上記載了大西國第一年征糧的實情；有的銀錠還記錄了一枚未見諸歷史文獻的縣令名字；有的銀錠粗糙，外壁有氣泡，這些細節都是研究者解讀張獻忠的重要線索。
專家指出，銀錠外面的氣泡通常會在使用中磨掉，有氣泡存在，可能表明這些銀錠還都沒有來得及進入流通使用。
明朝早期的法定貨幣是寶鈔和銅錢，朱元璋甚至一度下令禁止金銀流通。但是寶鈔貶值很快，商人和百姓不敢再使用。民間私下交易中再次開始使用銀子，甚至出現了用緞匹、米穀以物易物的情況。明朝早期為何如此排斥銀子？因為當時的中國白銀產量實在稀少。
西班牙開啟了大航海貿易以及殖民時代以後，賺了大量的白銀，整個國家的銀子儲備大大超量。
西班牙人得知銀子在明王朝的價值後，從上到下用盡手段說服國王，把銀子搞到中國去。那時候的朱家皇帝也很高興，畢竟來了這麼多銀子，洋人的瘋狂採購也帶動了明朝的經濟發展。
據估算，整個明朝從海外流入的白銀大約有3億兩。但是時間一長，明朝皇家發現問題了，銀子大量湧入，但全國的生產力沒有提高，產量沒有增長。東西都被外國買走了，相當於把國家給掏空了。於是白銀開始貶值，購買力迅速下降。
在中外變革的歷史大背景下，明代國家白銀貨幣成為一把雙刃劍，無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敗，使土地集中和賦稅加派愈演愈烈，更激化了社會矛盾衝突升級。
白銀貨幣成為社會財富的集中代表，無形中使貪污更為便利，
明朝皇帝下令封關、禁海，洋人的銀子進不來了。但已經湧進來的白銀基本都流進了皇族、官宦和大商人的口袋。而朝廷的財政收入並沒有因此提高，甚至在後期演變成國庫幾乎無銀的囧局。
明朝中後期朝野的巨貪官吏，幾乎都囤積大量白銀。宦官王振死後被抄家，搜出「金銀六十餘庫」；大太監劉瑾，僅是白銀就抄出「五千萬餘兩」；嚴嵩被抄家時，官府調派了十艘大船來運他囤積的白銀，結果「載以十巨艘，猶弗勝」。
李自成攻進北京後，大順軍從官員府中搜出來的白銀總數高達七千萬兩。整個明朝，從海外流入白銀3億兩，被貪官和土豪屯藏起來的白銀卻有2億兩之多。
而張獻忠的寶藏只見白銀不見寶鈔銅錢，折射的又恰恰是明朝後期民間只認銀子的貨幣觀。
崇禎十四年二月，張獻忠率兵馬攻下襄陽，襄陽是明朝的軍事重鎮，是朱家襄王的王府所在地，軍需餉銀，都聚集在城內。張獻忠處死了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下令沒收襄王宮中的全部財產，並「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朱家楚王朱華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財富，每年莊田租銀就多達2萬1千3百兩。
大西軍到來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齊集楚王府，向他借銀作為軍餉來守城。楚王卻只是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間分封諸王時的裹金交椅，宣稱：「此可佐軍，他無有！」
張獻忠打入武昌活捉了楚王，「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
見到王宮中如此多金銀財寶，他不禁嘆息道：「有如此金錢不能設守，朱鬍子真庸兒！」下令把楚王扔入河中淹死。
崇禎十七年六月，張獻忠攻克重慶，處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的2萬頃莊田，一直是靠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攤田畝數加派賦稅取得租銀的。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蜀王憑藉政治勢力，霸占大量跨府連縣沃土，積聚了驚人的財富。
史載，第一代蜀王朱椿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個王莊，每天由一個王莊提供「王膳」，一年才輪換一遍，「富無與比」。萬曆年間，蜀王府莊田已經占有都江堰灌溉的11個州縣土地的十之七八。
當大西軍殺進四川時，富有的末代蜀王朱至澍還捨不得出銀子，居然說自己沒有積蓄，僅有承遠殿一座可以賣了充餉。
張獻忠於八月初九日攻下成都，改成都為西京，建立大西政權。朱至澍和王妃投井而死，張獻忠將蜀王府改稱皇宮。
張獻忠一路轉戰，獲取了大量白銀財富，為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權提供了經濟保障。但是定都成都以後，一方面要解決龐大的軍費和小朝廷開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徵」，大西政權也沒時間建立正常的財政稅收制度。
在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到，大西政權幾十萬大軍和各級官員的消費，基本上依靠沒收官庫和打糧獲得。儘管張獻忠嚴控財富，部下若私藏金銀一兩，斬全家，私藏十兩，本人剝皮，斬全家，並鑄造了「大順通寶」。但是大西政權不能建立財政稅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堅實的財政基礎。
此外打糧激化社會矛盾，不利於恢復社會經濟發展，更不可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正是張獻忠徒有大量白銀，最終落得沉銀水下悲劇的原因所在。
過去人們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無外乎說政治腐敗、土地兼并、賦稅沉重、災荒等，但實際上，是白銀貨幣化導致的「錢荒」，才引發了明朝統治崩盤的危機。
衷心感謝各位朋友閱覽《掌心春秋》，如果您喜歡，可點擊欄目右上角的提示「訂閱」或「關注」。我們共同賞析歷史趣聞，回憶歷史往事…（聲明：文中配圖均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