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風云：「涇原兵變」後，為何唐德宗要頒布《罪己大赦詔》？
《罪己詔》是古代帝王用來召示天下，作「自我批評」的公開文告。其起源甚早，大約從夏禹王、商湯王就開始了。最著名的說法是：「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見《左傳》、《新唐書》）其大意為：夏禹王、商湯王敢於向天下檢討自己的過錯，所以他們的國家興盛迅速，勢不可擋；而夏桀王、商紂王只會把自己的過錯諉罪於他人，因此他們的國家滅亡迅速，突如其來。
一般來講，在國家發生危難時，天子發布《罪己詔》，歷數由於自己的種種不是，帶來了天災人禍，進而得罪了天下云云，用以籠絡人心。意為天子要與天下百姓同舟共濟，共克時艱，使國家轉危為安。《罪己詔》從另一個方面也讓人明白，既使貴為天子，也不可為所欲為，上有蒼天監視著。夏禹王、商湯王之後，周成王、秦穆公、漢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帝王，都曾頒布過《罪己詔》。如此多的《罪己詔》，一時無法一一分析，還是先來了解一下中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詔》--唐德宗的《罪己詔》，並從中得到一些可供後世當權者作為借鑑的啟示。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中央政府失去了權威，藩鎮割據的局面己經形成。各地節度使紛紛擁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裡。很多節度使的子弟在父親或兄長死後，就策動手下將領擁戴自己繼承父兄職位。這無異於剝奪了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權」，唐天子在心底里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局面。無奈中央實力不足，不得不姑息遷就。因此，各藩鎮在唐中期以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唐德宗李适，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則天外）。他是唐肅宗的長孫、唐代宗的長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即位後，決心改變這種局面，重建中央權威。建中二年，恆州節度使李寶臣和青州節度使李正已去世。唐德宗拒絕了兩節度使兒子繼承職位的要求，結果導致河朔四鎮（幽州、恆州、魏州、青州）聯合起兵，宣布脫離中央。接著汝南節度使李希烈也趁機宣布獨立，甚至自行稱帝。唐德宗詔調全國兵馬，先行討伐妄自稱帝的李希烈。
從理論上講，唐德宗李适重樹中央權威的做法無可厚非。無奈李适本人有雄心而無大略，詔軍勤王，卻又不肯出錢犒賞士兵。結果引發了建中四年十月的「涇原兵變」（從涇原地區調集的平叛部隊途經長安，見皇帝不肯出錢犒賞，遂絕望生怨，怨恨生怒，怒而發生兵變）。兵變後，李适才下令急運二十車金銀財寶犒勞軍隊。可惜，遲到的恩典無法制止己起的兵變，涇原亂兵占領了長安。唐德宗李适不得不像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一樣，倉惶出逃。國家再次陷入內亂之中。本想打擊藩鎮勢力，重建中央權威，由於處置失當，結果求榮取辱，給天下帶了更大的災難。
在痛苦的現實面前，唐德宗接受了翰林學士陸贄的建議，頒布了《罪己大赦詔》。這篇由陸贄起草的《罪己詔》，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初一發布，「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詔書歷數了李适自己的罪過，稱：「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並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這篇《罪己詔》除了歷數李适自己的罪過之外，還重點關注了各方的利益訴求。也就是說，真正能夠收拾人心的東西從來都不應該是虛的，而必須是對於實實在在的利益的關注。間架稅、墊陌錢，以及各種苛捐雜稅的罷廢，是百姓得以重新擁護李唐的關鍵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詔書又宣布對叛亂諸藩及其所有脅從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顯示了天子的通情達理，寬厚仁慈；這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叛逆者之間原有的利益共同點，瓦解了他們可能締結的聯盟，同時在此基礎上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這篇《罪己詔》，其辭痛切沉鬱、其情摯誠感人。詔書頒布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不少叛亂軍隊歸順了朝廷，內亂局面得以控制，國家得到了暫時的安定。誰說文字沒有力量，唐德宗這篇由陸贄代筆的《罪己詔》，就起到了挽救危局的作用。
《新唐書》是這樣評價唐德宗李适的：「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儘管唐德宗不是一個明君，不得己頒布《罪己詔》換來的安定局面，也沒有維持多久。特別是在他的執政後期，委任宦官為禁軍統帥，重新在全國範圍內增收間架稅、茶葉稅等苛捐雜稅，導致民怨日深。致使李唐王朝不但沒能在唐德宗時期實現「中興」，反而更加走向衰敗。但是，唐德宗《罪己詔》的作用，卻不能因為唐德宗的無能而被抹殺。恰恰相反，它說明：在國家出現危難之際，如果當權者能以公開的方式，認真檢討自己的罪過及帶來的危害，或許能換來廣大士卒黎庶的諒解和同情，也就有可能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於將傾，變覆舟之濤為載舟之水。歷史證明：明君以《罪己詔》為轉折點，可以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昏君不屑於以《罪己詔》為遮羞布，等待他的當然是滅亡；而庸君則可以用《罪己詔》作為擋箭牌，換來國家短暫的安寧；儘管《罪己詔》最後帶來的結果並不可預測，但是，有，總比沒有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