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篇文章說到了元朝的稅收、貨幣政策、律法、商業政策的寬鬆，今天來講講元朝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沒有文字獄的情況。
（五）元朝的宗教政策寬鬆
元朝的宗教政策非常寬容，沒有排斥打壓任何宗教的政策。而且元朝統治者也很開放，接受了不少的宗教。由於元朝對境內各種宗教基本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甚且優容禮遇之，而且宗教有免稅的特權。這種環境比較有利於宗教的傳播與發展，因此元朝也得到了各個宗教的支持和擁護。
在元朝，藏傳佛教、道教全真派、正一派、白蓮教、薩滿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都得到了元朝朝廷的支持而充分發展。
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籙道教事。真人吳閒閒為宗師留輦下。真人邱長春能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其外又有白蓮教。滿摩教。回回教。頭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道教全真派因為長春真人丘處機西行去見成吉思汗鐵木真，得到了禮遇。當時丘處機也是曾得到金朝和南宋的邀請，但是他認為金朝有「不仁之惡」，南宋有「失政之罪」。沒有去。但是成吉思汗派人去請他，他立馬答應了。
《元史》：仲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
見到成吉思汗後，丘處機和成吉思汗經過一番交談。成吉思汗認同了道教，丘處機在北京建長春宮（今白雲觀），作為全真教大本營，又在各地建立道觀向全國推廣。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時間全真教達到「古往今來未有如此之盛」的興旺局面。
當然了道教也有自己的歷史貢獻，蒙古汗國在建國初期，四處征戰殺伐，屠戮人民，非常殘忍，十分血腥。丘處機借著成吉思汗禮遇他的時候，趁機向他建言獻策。認為打天下當以不殺人為要，要敬天愛民。因此成吉思汗聽從了他的建議，停止了以前蒙古汗國的屠戮政策。
《元史》：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眾。」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為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然而對元代政治影響最大的還是藏傳佛教。1253年八思巴受詔覲見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後，八思巴被冊封為帝師，藏傳佛教取得了類似國教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召見了八思巴，在交談中，八思巴將吐蕃的人歷史說給了忽必烈。而忽必烈對此一無所知，於是查閱文獻，發現八思巴說的都對。
於是忽必烈對八思巴佩服有加，請求他傳授喜金剛灌頂（藏傳佛教重要儀軌之一）。但八思巴提出一個條件：「受灌頂之後，上師坐上座，要以身體禮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愿。」
這種條件有損君王威嚴，忽必烈哪裡肯接受？大臣察必又出來圓場：「人少的時候，上師可以坐上座。但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汗王坐上座。」
就這樣一折中，忽必烈以八思巴為上師，接受了灌頂之禮。藏傳佛教得到了非常大的地位。而且八思巴的弟子都擔任了朝廷重要的官職。
帝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遵信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帝師弟子，司徒，司空，國公者，前後相望。」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緯候。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書。以七音為本。特定一代之文。封為帝師。詔尊之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於京。其墓上天雨寶花。令天下郡國皆立帝師殿。其制一同文廟。嗚呼謬哉。
而且元朝對宗教有免稅免役特權，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機為僧，甚至干預訴訟，橫行鄉里。元朝對宗教管制較為寬鬆，使得民間如白蓮教、明教等藉此建立秘密組織。
《元史·食貨志》：（中統）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余悉征之。
（六）元朝的民族政策寬鬆
元朝的民族政策也非常寬鬆，元朝一統天下後並沒有讓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執行蒙古習俗。比如沒有讓漢人搞蒙古人的髮型和穿蒙古人的衣服。漢人衣冠得到了保留。而且蒙古人也穿漢族衣服。皇帝的服飾都是學習漢人皇帝冠冕制度。
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佩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
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帽子系腰。元服也。方巾圓領。明服也。庶民用之。
官民皆帶帽。其檐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蓋兜鍪之遺制也。其發或辮。或打紗練椎。庶民則椎髻。衣服貴者用渾金線為納失失。或腰線繡通神襴。然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辨也。
至於元朝所謂蒙古人對漢人有初夜權其實就是個謠言。這種言論在元朝明朝並無記載到了清朝卻記載了這件事。
清代筆記《燼餘錄》，「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又不知凡幾。……鼎革後，城鄉遍設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 」。
所謂的四等人制度和十等人制度也是出於清朝末年屠寄的《蒙兀兒史記》。而歷史上真的實行了四等人制度的是金朝。而不是元朝。
金朝將人分為女真人第一等，渤海人第二等，契丹人第三等，漢人第四等。
漢人是承擔義務在先，享受權力在後。當有了受苦受累，吃力不討好的活，漢人先去干，然後是契丹人，然後是渤海人。然後才是女真人。
當有了分錢分糧，掌握兵權等有好處的事，女真人在先，然後是渤海人，然後是契丹人，然後是漢人。
《三朝北盟會編》引《燕行錄》：……有公事在官，先漢兒、次契丹、方到金人。丁未冬，宰相劉彥宗差一人知燕山玉田縣，國裹朝廷亦差一人來交割不得，含怒而歸。無何，國里朝廷遣使命至燕山拘取劉彥宗賜死，續遣一使來評議彥宗，各賂萬緡乃已。有兵權錢穀，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漢兒雖劉彥宗、郭藥師亦無兵權，契丹時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興，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為要職。
但是所謂的四等人制度和十等人制度在文獻中並沒有記載，連推翻元朝的明朝人也沒有詳細的說明。而且四等人制度和十等人制度本身就是衝突的。
就是四等人制度中地位最為低下的漢人南人也曾在朝廷做官，那麼他們就是十等人中的官，也就是第一等人。這不科學啊，這樣一來，他們豈不是比蒙古人地位都要高了。
而第二等人色目人大多數都是商人，卻並不在十等人制度之中。他們地位豈不是最為下賤。元朝有很多漢人和南人，就是所謂的四等人制度中的最為低賤的人。
元朝有很多漢人和南人，就是所謂的四等人制度中的最為低賤的人。在朝廷做官，比如郭守敬，趙孟頫，連大名鼎鼎的明朝開國軍師劉伯溫也是元朝的高官。
近代有研究指出，元代有相當多的漢族人在各級官府擔任高級職務，其中不少是正職。在《元史》、《新元史》、和《蒙兀兒史記》所作傳的864名三品以上的官員中，漢人占了409位，即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七。
此外，漢人在元朝官府里做正職的，除了在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及行中書省擔任高官的漢族大僚外，在六部中任職尚書的，亦俯拾皆是。綜合來看，漢族人在元朝各級政府不僅任職顯要者甚眾，而且擔任正職者也為數不少。
元順帝時期，元朝統治已經出現了許多問題，元朝統治者面臨的形式也非常嚴峻。因此權臣伯顏提出了殺掉漢人姓氏人數最多的幾個姓的漢人，那樣漢人的數量就會下降。但是元順帝並沒有聽從這樣愚蠢的建議。
「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很多人以為元朝沒有漢化，而且科舉考試也斷斷續續。所以元朝的時候中華文化斷層了，這是錯誤的。元朝也有漢化，學習了不少漢人的東西，比如紙幣，官制，稅法，律法等等。
而且元朝也尊崇孔子，將孔子的地位提高，成為了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興建學校，元朝時期書院大興。元朝創建了24400所各級官學，使全國平均每2600人即擁有一所學校的政績。
元朝對中國士人的文化教育組織書院也相對重視，多方扶持，而且蒙古、色目人和漢人、南人一起，加入到書院建設者的行列，創造了「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歷史記錄。
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上。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文亦精雅。
金東陽曾稱讚說：「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內，起鈞築而當鈞衡，棄草萊而談道義者，不知其幾何!」
只是元朝統治者馬上打天下，對讀書人不從事生產勞動，科學研究。對儒家寄生蟲文化的產生了反感。
「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
（七）元朝沒有文字獄
元朝思想文化非常寬鬆，沒有焚書坑儒，也沒有獨尊儒術，更沒有搞文字獄，對臣民進行思想禁錮和實行愚民文化。
對於文字獄，自古有之，西漢宣帝殺楊惲，北魏崔浩國史之獄，到了宋朝文字獄就非常多，大詞人蘇軾就經歷了烏台詩案。除此之外還有同文館之獄、車蓋亭詩案、胡銓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文字獄。
明朝最為著名的就是方孝孺案，至於所謂朱元璋文字獄，大都是清朝人編寫黑明朝的。而到了清朝文字獄大興，順治帝施文字獄7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獄130多次。
但是中國大一統王朝中，唯獨唐朝和元朝沒有文字獄。元朝建立的時候，南宋滅亡後，有大量的南宋文人們。他們常常自稱遺民。時常在詩文中懷念故國，抨擊時政。
元朝雖然是馬上打天下，最後以幾十萬蒙古人統治了當時幾千萬漢人。本來應該會採取高壓措施，對文人士大夫實行殘酷的統治。可元朝偏偏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言論空間相對疏闊的朝代,文人的牢騷在朝廷看來就是不足掛齒之事,比如茅山詩禍。
梁棟是元朝初年人,「平生好吟詠」,有事沒事喜歡遊山玩水。一日到離家江蘇鎮江不遠的茅山遊玩,登上大茅峰,在牆壁上寫下一首長詩,題為《大茅峰》: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嶇嶔。
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
大龍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沈。
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
顛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
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學離騷吟。
我來挽仰一慨慷，山川良昔人民今。
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
結果茅山道士許道杞看到了這首詩，就從「碧雲遮斷天外眼，小龍入海明珠沈」這些詩句誣告梁棟此詩「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告到了茅山所屬的句容縣，句容縣馬上又匯報到了朝廷。
原來梁棟在茅山遊玩的時候，因為租住道觀之類的小事與山上的道士發生了爭吵，和道士許道杞結下了怨恨。為了出氣，許道杞就從梁棟的詩做文章。
許道杞以為梁棟將有大災禍的時候，一封判決書從禮部傳達出來：「詩人吟詠性情，不可誣以謗訕。倘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於是，梁棟被無罪釋放，在江南糾結遊山玩水。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節，江南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創作一副春聯：「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諷刺元朝公文的俗氣，被人告官，但處罰只是免職而已。
因此元朝滅亡後，許多文人都以元朝遺民自居。而且懷念或者稱讚元朝。
劉伯溫也這樣回憶：「士大夫安享富貴而養功名，文人雅士渲染太平，歌舞昇平，極盡侈糜之能事」。
就連明朝的建立者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也交口稱讚。「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
方孝孺：「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而儒多屈為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