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後周皇帝柴榮的寵將，殿前禁軍統帥趙匡胤於陳橋驛黃袍加身，代周建宋，北宋統治政權由此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北宋王朝在立國之初，就秉承了周世宗柴榮勵精圖治，餘剩未盡的威力，經過先南後北、"緩進急戰"的戰略部署而統一了半壁江山。
可是，趙宋王朝在和東北地區由契丹人建立的遼朝政權，至崛起於西北之地的大夏國政權，彼此長期周旋對立中，北宋卻是一直敗在下風，處於劣勢，而敗多勝少。
趙宋與契丹的之爭，首先是源於疆域所屬的問題，也就是"幽雲十六州"統治權的紛爭。
眾所周知，"幽雲十六州"的軍事價值，唐朝時期就一直是極其重要的邊陲重地，原隸屬於中原王朝所有。
公元936年（清泰三年）間，五代十國時期，開闢後晉政權的後唐政權大將沙陀族人石敬瑭起兵反唐，後唐興兵討伐，大軍兵臨城下。
石敬瑭則受困於太原城，在內憂外困之際，向遼國皇帝耶律德稱臣納貢，為了能得到契丹人的幫助，而把雁北地區與華北平原上的十六座軍事重鎮，大手一揮，拱手獻給了契丹政權。
公元979年（北宋太平興國四年）間，北宋太宗趙光義統帥三軍御駕親征北漢政權。
北漢末主劉繼元獻城而降，立國二十八年的北漢政權自此亡國。北宋在消滅北漢之後，乘勢北上，欲借殲滅北漢之餘威就勢攻陷幽州之地。
但是，公元979年和986年間，宋遼政權在幽州地域先後爆發了兩次大規模的軍團鏖戰，最終皆以北宋大軍全面敗北而告一段落。
從此，趙宋王朝由主動攻擊變為戰略防禦，至宋亡，也未在主動擊之。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間，遼國太后蕭燕燕和遼聖宗耶律隆緒親率契丹鐵騎再次縱深踏入到了中原腹地，大軍兵臨澶州城下。
北宋王朝迫於形勢所迫與遼國簽署了城下之盟，採取向遼國進貢歲幣的形式來交換暫時性的政局安定。
（宋朝每年送給遼國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宋真宗趙恆與遼聖宗耶律隆緒結為異性兄弟，並尊稱遼國的蕭太后為嬸母。此次事件發生於澶州，因而稱之為"澶淵之盟"）
可是，伴隨著西北地區党項拓跋氏的崛起，宋朝和西夏政權之間"戰與和"一直是北宋王朝外交政策的中心焦點。
公元1038年，党項族魁首李元昊建國稱帝，立國號為大夏，宋夏之間的諸多矛盾也日益激化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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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40年，西夏的党項大軍屢次發動攻宋戰爭，先後在三川口之戰、好水川等一系列戰爭中連續戰勝北宋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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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48年，元昊之子，西夏太子寧令哥在沒藏皇后之兄，國相沒藏訛龐的唆使下持刀弒父，西夏政權過渡到李諒祚，李秉常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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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1年，由於西夏內部政變不休，北宋統治者決定部署五路大軍伐夏，但依舊是被西夏所擊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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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北宋因為戰敗所迫，為換取西夏王朝能息兵休戰，再次復用進貢歲幣的方式向西夏妥協。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間，北宋王朝戰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一個階段，金國的大軍一舉攻陷北宋京城，劫持了宋徽、欽二帝等眾多大臣與百姓，北宋政權自此淪亡。
不得不說，北宋王朝自建國到滅亡，一個存在了大約一個半世紀，期間頻頻與遼朝、西夏、金國等政權爆發了諸多的大小兵戈爭鋒。
但是，北宋卻是敗多勝少，究其原因是為什麼呢？
首先，站在客觀規律而言，宋朝軍隊的戰鬥力量遠遠遜色於一直遊牧於北部地區的騎兵。
因為，活躍於西北地區的党項羌、崛起於東北地區的契丹、女真等皆是遊牧民族，其具有機動靈活、善於騎射的特點。
再有，站在軍事角度上來看，這種特徵屬於是集團化的騎兵作戰體系，所以在曠野地帶開展大規模的奔襲作戰中擁有絕對性的優勢。
鑒於北宋王朝沒有足夠的馬匹，北宋軍隊僅能以步兵為主，部隊在跋山涉水後征戰於地勢險要卻又非常不熟悉的地域環境中，自然也就難以施展出自身的優勢。
另外，由於"幽雲十六州"等軍事要地均隸屬於遼朝，以至於北部地區的天然邊防屏障盡失。
陰山山脈、燕山山脈、恆山山脈，本是中原歷朝統治政權歷防範東北地區各遊牧民族進犯的天險邊防，在其陷落北方政權後，遊牧於東北地區的遼金鐵騎可以隨心所欲地馳騁南侵，所以，北宋軍隊無險阻可據守，自然難以與之對抗。
所以，客觀來講，北宋王朝顯然已是處於極為不利、甚為嚴重的一種環境與形勢下，可是若是站在主觀意識形態上來加以剖析，宋所處於的境況貌似甚是不利。
為何這麼說呢？
首先，拿第一次幽州之戰來說，宋太宗趙光義攻陷北漢太原之後，輕率盲目、恃勇輕敵，沒有顧及將士們的疲勞不堪，倉促北上。
其最終的結果則是停頓困於堅城之下，故未能及時有效地阻擊敵人的增援之兵，以至於宋軍遭受腹背夾擊，導致宋朝大軍全線潰散。
其次，在第二次爆發幽州之戰時，恰逢北方遼國政權勢力正盛，趙光義判斷失誤，自以為遼國主幼小、母弱，趁其之危，興兵伐遼，結果又是大敗虧輸，賠了夫人又折兵，無功而返。
公元1125年，金國大軍首次陳兵開封，圍而攻之，得於諸路北宋勤王之師陸續馳援而迫於形勢所迫北撤。
此時，北宋的執政者非但沒能從中總結以往失敗的教訓，加以強化邊防戰備，反倒下令驅散諸路之增援之兵，卑躬屈膝，一味求和，最終導致金國大軍修生養息之後，重整旗鼓，再度揮師殺來，致使北宋京都城破國亡。
根據以上之剖釋，足以說明北宋王朝在戰略部署指揮上，犯下了極其嚴重的決策性失誤，這也是其頻頻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的首要原因。
同時，北宋政權軍事軌制的弊端亦是失敗的原因之一。
人盡皆知，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及其弟趙光義皆是行伍出身，又是依靠軍事力量而篡取的王朝，所以針對統御英勇善戰，兵多將廣的武將們持有防範戒備之心。
趙匡胤先是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的好戲，勸退了一批身經百戰的沙場老將，其後又創建了樞密院三衙統兵的軍事制度，部署與實施了"發兵之權"與"握兵之重"兵事體制的分離。
"兵符出於樞密，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靖康要錄》
非但如此，北宋政權的統治者為了有效地預防邊防將帥們擁兵割據一方，固守自重，又推行與實施了"更戍法"，致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非自然現象，形成了兵將互不相識的一種嚴重惡果。
又因為，宋朝時期的執政者奉行"重文輕武、用文制武"的國策。
因而自宋真宗趙恆即位以後，採用文臣受命充任地方統兵的最高領導者來監督將領外出征戰亦成常規做法。
另外，宋朝為了能削弱與制約諸武將的領導權，居然奇想天開，不切實際地獨創出了"將從中御"的舉措。
"將從中御"意指就是以陣圖之法約束前線的統兵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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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就是說在與敵交戰之前，先是由帝王與朝廷的臣子們根據自己主觀臆度擬定好的戰略戰術攻防陣圖之略，將其交給前線作戰的統兵武將，按照陣圖之法依次排兵布陣。
因而說，這種荒誕失實的形式徹底地背離了軍事作戰指揮最基本的大綱。
畢竟，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北宋政權這種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行軍布陣之法顯然也是導致戰爭失敗的罪魁禍首其一。
北宋政權推行軍事軌制改革的最終目標無非是為了想鞏固強化皇權對軍隊的掌控，以防禦武將以下犯上，擁兵叛亂。
但是，從某種角度而言，北宋的這項革新舉措，的確是顯現了其厥功至偉的影響。
可是，這種統治者權力的強化怎是以放棄北宋部隊戰鬥力為代價所交換而來的一種後果，其直接導致的惡果就是以北宋大軍在外部戰場上的懦弱無能。
最後，北宋王朝長期形成積貧積弱的現象，也是直接致使其對外戰爭發揮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盡人皆知，北宋政權本是經濟強盛，文化繁榮，按理說，其與遼、金、西夏等政權相比較而言，是一個國力富足強盛王朝，不過，因為歷史因素與實際處境等緣故，財政問題卻一直捉襟見肘。
北宋王朝財政窮困的原因，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所導致。
第一、冗官冗兵的問題，北宋皇權在中央集權制度下，由於主觀意識的日益膨脹，豢養了數量龐大的官員與軍事力量，為此要擔負著數額巨大的俸祿與軍費開支。
雖然北宋軍事數量龐大，但卻源於軍事軌制的諸多弊端而萌生出種種軟弱無力的一種現象。
第二、歲貢的問題，北宋為了向遼國與西夏王朝年復一年地支付數額巨大的"歲幣"，因而，日積月累導致繁重的"歲幣"現象，引發國庫空虛，民窮財盡，以至於國勢再無繁榮富強之機。
婦幼皆知，任何的軍事行為均憑藉國家的財政作為依託，積弱積貧的北宋王朝既然沒有辦法為增強國防軍事力量投入巨資，北宋政權武裝部隊戰鬥力的強化因而也就屬於是無稽之談。
綜合以上各種因素來看，北宋王朝頻頻在對外戰爭中，出現屢戰屢敗的這樣一種現象，自然也就不以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