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影視行業都是青春飯？全都在透支生命做節目。」11月27日台灣男藝人高以翔在錄製節目時猝死的消息傳出，節目製作人蘇蒙克首先想到整個行業的氛圍。她說，「這個行業的畸形在於，所有人都把熬夜當敬業。大家被一種虛無的榮耀感籠罩，好像連續多少天沒睡覺有多值得驕傲。」
「降薪令」的出台，導致演員片酬斷崖式下降，大量影視明星拋棄演戲的「正途」，轉而奔波於各類綜藝節目掙快錢、維持曝光度。影視業寒冬下，平台方成了稀缺資源，原來拿著天價片酬、動輒耍大牌的明星們變得弱勢，不但失去了議價權，還不得不服從節目的要求。
儘管微博「高以翔超話」上充滿了指責浙江衛視的聲音，但影視娛樂的龐大機器依然在運轉，行業內部的運行機制還是硬生生地在那裡。高以翔之死，在業內人士看來，只是個「偶然事故」。
微博「高以翔超話」，已有12萬餘的發帖。
「崩潰」
11月27日一早，許多不知道「高以翔」這個名字的人都被刷屏了。而知道這個台灣明星的網友，則開始了一場網上的追責和討伐。
事故發生在凌晨。浙江衛視綜藝節目《追我吧》在寧波的片場錄製，到凌晨1點45分，奔跑中的高以翔突然倒地。據現場觀眾描述，高以翔倒地後的片刻，所有人都沒在意，還以為是節目效果。螢幕上，攝像師甚至給高以翔的眼睛拍了特寫鏡頭，還是同在現場的明星黃景瑜最先發現「他的眼睛不對勁」。
有網友稱，高以翔跑了半分鐘就坐在了花壇上，之後休克三分鐘，在花壇上倒了半小時。
現場人員對高以翔做了15分鐘的心肺復甦，2點之後，他被送往4公里外的醫院。微博博主@吃瓜群眾CJ 透露，「情況很嚴重」。大約5點半，傳出高以翔死亡的消息。後來浙江衛視公布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他年僅35歲。另據好友透露，高以翔此前有感冒症狀，原準備29日為朋友婚禮當伴郎。
據粉絲們梳理，高以翔23日去廈門參加完金雞百花電影節開幕式，25日在台灣，26日凌晨1點多發出最後一條微博，26日下午1點半抵達寧波，上車前還向粉絲招手。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亮相。
27日，大量網友發微博和朋友圈悼念高以翔，並提到他飾演過的角色「王瀝川」。而浙江衛視姍姍來遲的《說明》，引發了批評和質疑。網友依據眾多來源不一的消息和材料，指責浙江衛視缺乏安全措施、現場救援不及時、節目難度過高、掩蓋事故消息等。浙江衛視第二份戰戰兢兢、語句重複的道歉聲明，又被批缺乏誠意。
事故發生當天，許多粉絲趕到醫院外，為高以翔獻上鮮花，以示悼念。
蘇蒙克覺得，一味指責浙江衛視有些不公平。「就像一本書《崩潰》里寫到的，大家都處在一個龐大、複雜的行業系統里的時候，每個人都只能注意到很小的範圍，而各個環節又環環相扣，聯繫緊密，沒有人能掌握所有的狀況。這樣就極容易發生崩潰的事情。」
高以翔的事故，在她看來，也是一場綜藝節目，甚至是整個綜藝圈和影視行業的「崩潰」。
例如，粉絲注意到，高以翔出事前已經喊著「我不行了」。「正常情況下，很多演員都會說我不行了，我累了，」但包括導演，幾乎所有人都沒注意到危險，「因為在這個複雜的系統里，每個人都集中在自己做的事兒上。」而導演的背後，有龐大的團隊、資金問題，「這是一個如此大的遊戲，很多事情就不可控。」
事後，有網友回顧了《追我吧》的內容設計，以及當期錄製和往期節目中的危險場面。這檔「都市夜景追跑競技秀」包含「蜂巢蟲洞」「平衡滾筒」「爬樓速降」等環節，其中最後一關需要明星吊「威亞」徒手攀爬70米高的大樓，再從樓頂藉助滑索，從鋼索上滑降140米。此前，吳宣儀、宋祖兒參加該環節時，均曾表露出驚懼的神情。
但蘇蒙克說，一般來講，參加綜藝節目的明星事先都與節目組簽訂了合同，合同中規定的節目內容、時長等都是藝人接受的，藝人及其經紀公司應該對藝人的身體狀況和時間有基本的把握。她並不認為，這個極限挑戰強度過大，「跟好幾年前一些讓明星去蹦極、跳傘這樣的節目，有什麼區別呢！」蘇蒙克覺得，此次事故中，經紀公司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對於高以翔的死亡，許多明星都出來表達自己參加綜藝節目時類似的危險甚至「瀕死」體驗。28日，男明星姜思達在微博上發文，指高以翔事故背後是「野心、集體夢想、健康、幸福生活指數、金錢、攀比心的混合鬥爭」。
高以翔不是特別紅，但他參演的電視劇《遇見王瀝川》很多人都喜歡，他在粉絲中有帥氣、溫柔、儒雅的口碑。
蘇蒙克認同姜思達的說法。她說，如此超時長、高強度的工作，所有人依然拚命參與，「因為我們熱愛這項事業。」蘇蒙克說，「導演願意晚上兩三點去熬夜開會，大家願意加班錄節目。如果沒有熱愛，是支撐不下去的。」
而這層熱愛背後，是影視行業的大變局。
「降薪令」後，藝人收入縮水9成
已從事綜藝、網劇、電視劇8年的製作人王凱華說，《追我吧》是當前國內真人秀挑戰競技節目的一個演變個例，融合了此前的《跑男》《全員加速中》等通關闖關類節目，「其實就是大雜燴，全是不同類型的嫁接。」
王凱華覺得，近些年，國內極限挑戰類綜藝節目越來越多，一端是綜藝本身的要求，而另一端是觀眾需求端的獵奇心理。
「觀眾就想看更精彩、新奇、刺激的東西，電視台希望更高的收視率。」因此，出現如此高難度、危險性大的節目，客觀上也是市場主導的結果。矛盾的是，事前觀眾們看得津津有味、貢獻了《追我吧》CSM69城市網收視排名第一的好成績；事故發生後，又集體出來責罵製作方。
大量網友指責浙江衛視的高強度內容壓榨藝人，「殺死」了高以翔。
「現在的輿論矛盾點都集中在浙江衛視身上。浙江衛視肯定是有問題的，但這是一個行業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不單單是浙江衛視的問題。」王凱華說，浙江衛視的被動地位，造成他們「說什麼都是錯的」，招來罵聲一片，「自媒體時代，每個人的信息更通暢了，但是陰謀論的觀點也更盛行。」
高以翔到達片場開始錄製的時間未知。騰訊《貴圈》稱，「當夜（26日）12點，他被節目組的車接到錄製地——寧波環球航運廣場」，但當日白天好像已經經過一輪彩排。
據稱，浙江衛視的錄製從26日早上8點半開始，至次日1點45分，時長17個小時。事發後兩天，網上充斥著高以翔「連續錄製17個小時」的說法。實際上，從離開寧波機場的時刻算起，高以翔的工作時間最多12小時。但網上輿論已經無法冷靜看到這一誤差。
但另一方面，從韓國引進這一類節目的過程中，國內缺少了一個把控限度的環節。「韓國的節目導演，在設置一些關卡、障礙的時候，往往要先去挑戰體驗一下。他們會親自體驗，覺得自己能承受能忍，節目才會去做。」但國內通常不是這樣，「你讓他自己去闖，他也沒有把握完成。別說日常天天休息不好的藝人，就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往上攀登70米，也挺費勁的。」
上一期節目中，女星宋雨琦高空速降時，發出驚恐的尖叫。
而「吃瓜」觀眾最後在螢幕上看到明星們驚險闖關，只是沉浸其中，感受刺激。「看節目和真的去體驗挑戰，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但在這裡，真實體驗和「節目效果」的界線變得模糊了。
除了27日的高以翔、黃景瑜、陳偉霆等人，前三期參加節目的還有范丞丞、李振寧、畢雯珺、鍾楚曦和前運動員李小鵬、鄒市明等。「你看參加這個節目的嘉賓，大多數都是演員。為什麼演員現在願意來參加綜藝呢？」
答案是「限薪令」。2018年，國家廣電總局發布多輪「限薪令」，9月規定，單期綜藝單個藝人的片酬不能超過80萬，常駐嘉賓一季節目總片酬不能超過1000萬；11月進一步規定，影視劇演員片酬，不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的70%。這給一線明星的收入帶來巨大打擊。
以浙江衛視此前一檔經典節目中的女明星A為例。王凱華說，一般綜藝每季12-14期，一季打包的費用，A可收入8000萬；而限薪令後，她一季的收入只有720萬。而從2018年8月開始，受范冰冰事件影響，明星所得稅率從原本6.7%飆升到42%，這讓明星的收入呈跳崖式下跌。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王凱華說，許多明星的消費習慣、心理認知沒有適應這個變化。「收入萎縮到1/10，相當於一個普通人，我以前拿一萬，現在拿一千。」許多藝人因此不得不接受來錢快，且可以維持出鏡率的挑戰性綜藝節目。
收入下降，給明星帶來的心理焦慮也是明顯的。一線女演員B，在影視界有著巨大的粉絲量，此前一部劇的片酬在1億左右。今年，B所在的公司為她接了一部戲，消息傳出，粉絲們以「為什麼去給新人小鮮肉抬轎」為由集體反對，B只能拒了這部戲。但她因此得罪了片方，導致今年無戲可接。「一時半會兒片酬降不下來，沒有人去找你。她只能通過綜藝節目去維持熱度和曝光率，總比沒有工作要好啊。」
影視寒冬下，平台卻變強勢
高以翔死後第二天，有人統計，超過40位明星在微博上發布了悼念高以翔的文字。演員宋佳說，「高危職業，同行們熱愛的同時請保護自己」。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藝人們一次集體宣洩情緒的吶喊。
明星「身價」和收入下降的背後，是影視寒冬下，影視行業資金規模的銳減和利益的再分配，這進而產生了各種連鎖反應。
演員身價虛高、「天價片酬」，曾是中國影視界的一個畸形現象。去年「限薪令」甫一發布，就有人預測，綜藝節目可能減產。如今，這已是寒冬里的事實。
《追我吧》節目常駐嘉賓陣容，多為演員。
王凱華說，目前，中國一線的網際網路平台，除了芒果TV之外，全部都在虧損。「節目平台兩個最大成本，就是帶寬成本和內容成本。帶寬成本是國家規定的，沒辦法；所以只能減少內容成本，而內容成本的很大一塊，其實就是演員片酬。」
過去，一些網劇成本逐年攀升，高達3億到6億。2017年頭部電視劇《如懿傳》成本5億，僅周迅、霍建華兩位主演的片酬就占去一半，很多時候，一些主演的片酬甚至占到全部演員片酬的80%-90%。
當年國家政策支持、影視市場繁榮的大環境，直接導致了演員身價虛高。「他們實際上可能並不值這麼多錢，只是因為有資本的大量湧入，他們是稀缺資源，有叫價能力。把自己的價錢叫得那麼高，並不代表他們的實際價值就那麼高。」王凱華說，「資本撤走之後，價值和價格偏差就不會那麼大了。但是演員的心理落差會很大。」
降片酬，曾經也是製作公司和平台一直呼籲的。而如今，當這種呼籲最終實現的時候，行業形勢也發生逆轉，壓力轉移到了演員一方。
據《證券時報》報導，2019年前三季度，全國拍攝製作電視劇備案共646部，比去年同期的886部減少27%；拍攝製作電視劇備案共24617集，比去年同期的35209集減少30%。其中，橫店影視城的開機率同比銳減45%。如此行情下，許多一線明星也無戲可拍。
演員迪麗熱巴在一檔綜藝節目中說，自己已經七八個月沒有拍戲了，她公開喊話導演，說自己「有時間」。同時，《演技派》《演員請就位》等演員養成類綜藝節目卻熱度上升。
在影視劇數量減少、資金外逃的趨勢下，頭部聚集效應愈加突出。於是，一些收視率高、資金量充足的節目，成為明星們渴望的蛋糕。
王凱華透露，影視生產環節中的製作公司、演員、平台三大角色中，平台如今逐漸成為「大托拉斯」。「現在平台強勢程度已經到了什麼地步？三家聯合。第一家說，我們不用這個演員，OK，那兩家也說不用這個演員。那這個演員在市場上就沒有活路了。」
如此一來，過去身價上億、動輒耍大牌的明星們，如今反過來要看平台的臉色行事。「最怕的一點，就是得罪平台。」王凱華說，幾年前，演員文章在杭州參加一個節目，臨上場前提出「要吃油潑麵」，否則不上台。這樣的情況，今天不會再有了。買方市場已經變成了賣方市場。
因此，和電視台簽的合同上關於「工作時長」的協議，就是一紙空文，明星們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合同規定來。「大家的習慣是，這事沒做完，無論是誰的問題，咱們先把這事做完，再來理論法律、加班這些東西。」超長時間工作，反倒成了不成文的行規。當高以翔、黃景瑜們錄製節目時，他們遵守的，同樣是這個行規。
現在，演員在錄製過程中不敢再提出格的要求，因為一旦得罪平台，他將遭到遺棄；如果拒絕加班或故意怠工，後期剪輯中，他的鏡頭可能會被大量剪掉。
平台的強勢地位增加，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公平。2017年，製作成本3億的網劇《如懿傳》賣出8.1億的獨家網播價。「製作公司只要把劇賣出去，它就一定會賺錢，演員只要出演了，也一定會賺錢。」但是平台承擔了所有的風險，「可能因為演員吸毒、嫖娼、出軌，導致這部戲沒法播出了，或者這部戲播得特別不理想，虧了2個億，這些跟演員和製作公司都沒任何關係。」
高以翔猝死在娛樂圈引起軒然大波，許多明星藉此抗議行業的工作強度及惡劣的工作環境。
如今形勢變了。許多平台在購買影視劇前，會學習票房模式，與演員、製作公司簽訂一個風險共擔的三方協議。「在拍戲之前，就會跟演員簽協議，要求其在基礎的道德層面不能出現問題。一旦出現問題，要賠償損失。」2018年高雲翔和范冰冰共同出演了成本高達5億的《巴清傳》（前名《贏天下》），隨後，高雲翔被曝在澳洲涉嫌性侵，面臨巨額賠償。為減少損失，今年5月，高雲翔與妻子離了婚。
「以前藝人是稀缺資源，平台要捧著他；現在平台是稀缺資源，演員要求著平台。情況完全變了。」王凱華說，平台有了分割資金的權力，會把錢用到更多、更需要的地方，「同時，也有了要求、制約、規範演員行為的權力。」
從業人員普遍「過勞」
高以翔之死，在影視行業內外都引發了程度不一的震動。結合今年討論熱烈的「996」「熬夜死」等社會話題，許多人將之聚焦到「影視行業過勞」的問題上，而高以翔成為全社會加班、過勞的一個代表。
蘇蒙克說，她的朋友圈裡，浙江衛視的編劇導演同行經常在凌晨四五點發類似「上半夜錄節目，下半夜開會。過倆小時還得開始錄」的狀態，配圖則是凌亂的會議室和無比疲倦的導演們。
影視行業里，導演熬大夜，連開十個小時的會，後期剪輯工作到半夜，直接在機房睡，這些都是常態。而蘇蒙克自己，也曾在一個月里，每天凌晨兩三點回家，早上七八點又到台里。「能怎麼辦？所有人都這樣，只能生扛著。」
相對而言，電視電影遭受的創痛則更為嚴重。「電視台要比我們這種做綜藝的穩定很多，幸福很多，員工也是有固定薪水的。」影視攝影師張艾說，演員在綜藝節目裡能掙到更多，按照設計好的台本走，吃的苦也比演戲少。
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溝通效率低等，導致拍攝時間被無限拉長，加班成為自然。演員之外的技術和工作人員，甚至每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演員還好點，一般有上下班時間，但攝影、燈光、化妝，都是提前2個小時到，完了還要收場。」青年導演楊啟後在橫店拍戲的一段時間，一些工作人員每天只能睡4個小時，有時候乾脆不回賓館，直接睡在片場。
楊啟後和張艾都對國內流行的開機儀式心懷不滿。「開機儀式要看吉利的日子，有時很耽誤時間。」不僅如此，劇組裡還流行「女人不能坐箱子」的說法，「據說女人坐了鏡頭箱、蘋果箱，會沾濕氣，因為女人的月經是污穢的，會給劇組帶來不好的運氣。」楊啟後說，有身份的女演員不小心坐了箱子，會被提醒，一般女性坐了箱子，則會被嚴厲責罵。如果拍攝出了問題，比如杆子倒了、票房不好之類，就會歸咎於坐箱子的女性。「這些，全是從香港那邊傳過來的。」
明星耍大牌的現象依然存在。張艾曾參加一部宮廷戲的拍攝，片酬1億元的女主演經常耍大牌，「什麼睡美容覺啦之類的荒謬要求，還有提前不背台詞、現場背。這導致拍攝進度嚴重延誤，「後期只能瘋狂追趕進度，天天熬夜，導演都熬不住了，然後換副導演監工，我們底層的弟兄有好幾個都累暈了。」
他也和英國的劇組合作過。全劇組員工和演員同吃同住，所有人都實行8小時工作制。「但我們劇組的拍攝量，一天下來是他們的5-10倍。」
編劇黃石說，2014年冬天，他們在東北拍攝，因為連續熬了三個大夜，劇組裡人都是蒙的。「當時在高速公路上搶拍一段重場戲，一個場工不小心站到警戒線外，一輛大卡車飛速駛過，直接把他撞死了。」最後劇組和保險公司才賠了不到30萬。「這個場工有兩個孩子。」
楊啟後看到的圈子裡，每年都會有劇組發生猝死事故，「但因為不是聚光燈下的演員，而是普通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也不會上熱搜的。」一些工作人員從腳手架上跌傷或摔死，許多編劇深夜寫劇本，因為大量抽菸和飲用功能性飲料，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這些，都是明星、熱搜效應背後，大眾看不到的「過勞」和事故。
2014年，楊啟後導演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他每天的工資只有4000塊，「因為導演和演員有露臉的機會，覺得自己早晚有一天會熬出頭，所以能接受報酬低一些。」而更辛苦的攝影、燈光等工作人員，收入可以達到12萬至15萬一個月。「這就是為什麼這麼辛苦，他們還肯干。」
蘇蒙克說，影視人熬到半夜，大腦通常是高度亢奮的。90後媒體人邵光宇的女友在北京一家影視公司做剪輯，近兩年，女友經常工作到凌晨3點，打車回家後睡不著，在床上打「王者榮耀」遊戲，直到天亮才睡。「我真的受不了，就分手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熬夜卻沒有死？」蘇蒙克說，這是因為影視人有調休期。「可能一個節目忙了兩三個月，完了之後可以輕鬆點，休息一個月。」蘇蒙克說，「但也不是完全放鬆，因為還要籌備下一期節目。」
蘇蒙克覺得，中國綜藝從抄襲台灣、歐美和日韓，到後來有了版權意識，「買模板」，進步是很明顯的，但代價是無法顧及影視行業人員的身體。「這不就是我們要的中國速度、拼搏精神嗎？所有人都自願加班，所以我們的節目水平、製作效果才快速增長。咱們的發展，就是靠不斷壓榨人取得的。勞動法、加班費，誰見過？」
可惜的是，中國節目始終缺乏創意，而創意和努力往往是矛盾的。「就是因為我們太努力了，才沒有創意。」蘇蒙克說，「搞創意人全都在工作，他們根本沒有生活，哪裡來的好創意呢？」
影視業亂象
行內人都承認，明星「過勞」，實際上遠不如幕後人員的「過勞」。而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正是目前影視業存在的種種亂象。
楊啟後說，影視行業中，普遍存在著小作坊式的生產形式，製片人拉到資金後成立劇組，會將不同工種轉包出去。在預算太少的情況下，層層轉包，往往導致拍攝質量、安全係數的下降。
楊啟後舉例，一部1000萬投入的小成本電影，製作人截留300萬甚至500萬，再分攤給各個部門，而後續每個部門會繼續剋扣。「層層轉包下來，落到拍攝上可能只有200萬。要用200萬經費做出1000萬的效果，你只能把下面每一個環節都壓榨到極致。本來一天拍8個小時，現在一天要拍20個小時，才能勉強到人家要求那個樣子。」
「比如某個老闆打算投資一部電影，他找影視公司，影視公司找製片人，製片人去拉皮條，找編劇、導演、演員，然後討論如何分攤資金。然後各個部門的老大，比如攝影指導、燈光師、化妝師，再去拉自己的部下。拿到多少錢，也是老大事先談好的。」張艾說，這些老大、群頭其實就是包工頭。
楊啟後曾經給一個道具組50萬經費，包工頭實際只花了10萬。「做出來的內在質量，其實是有安全隱患風險的，但外界還看得過去，只要沒出事情，就是很好的。」
但在其他方面，影視行業又存在許多腐敗現象。張艾說，國內影視劇組中，層級關係非常突出。其中權力較大的是製片方、導演和大牌演員。「製片方相當於給編劇、導演、演員及經紀公司拉皮條的皮條客，油水最大。」製片方又分生活製片、現場製片、外聯製片等，「他們負責給錢，上下打點，疏通關係。比如你去某個商場拍攝，商場不同意，外聯製片撒錢解決。所有劇組中的不公、過勞，主要基於這種畸形的層級關係。」
有時候，劇組還要和官方打交道。「比如要租借某個政府機構的房子，監獄、行政機關大門口之類，這個時候官方要擺架子。」張艾說，「怎麼擺平呢？要麼塞錢，要麼給他的子女上鏡機會。」
許多從業人員都是關係戶。「比如一個燈光組，包給了一個小老闆，他找來一幫鄉親、兄弟來做，這些人根本沒有經過專業的影視培訓。你跟他說一個燈光效果，需要描述很久，現場還要不斷調試。」楊啟後說，「美國好萊塢有他們的影視流程，工會體系、教育體系也很發達。他們操縱搖臂的人，可能是南加大理工的一個碩士，而我們搖臂的人，可能高中都沒有讀完。」
一般的影視劇組中，個人簽合同的只是劇組中幾位核心人員，其他工種的人員，只由部門老大或群頭代簽集體合同。這樣的合同，形同虛設。
因為轉包和剋扣，影視劇組裡的器材質量經常不過關，有時臨時搭建的三合板攝影棚刷完油漆，甲醛嚴重超標。「甚至會令人昏過去，我身邊接觸過好幾次這樣的事情了，」張艾說，「有一次當地消防局過來把我們攝影棚查封了，最後靠外聯塞錢了事。最後影片結尾還會出現：某某市某某公安局、某某消防局協力製作。」
剋扣截留資金，導致劇組人員的伙食也很差。張艾說，劇組人員習慣吃饅頭，因為饅頭保質期長，可隨身攜帶、抗餓，不容易壞。「飯可能經常是餿的，菜里可能有指甲頭髮創口貼，而肉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還會有蟲子。加上工作時間混亂，許多人因此得了腸胃病。有一次張艾劇組裡的日本導演來拍戲，直接網購方便麵，吃了三個月。
「生活製片剋扣食宿經費，已經是國內多年來屢見不鮮的惡習，即使是導演和演員，對此也非常無奈。」張艾說，「帳面上15塊錢標準的盒飯，實際上成本不過三四塊，你想想這還是人能吃的嗎？」
張艾始終認為，演員還是要從作品出發，而不是什麼綜藝節目。因為失望，他放棄了過去從事多年的現場攝影，開始自己寫劇本。
要解決這些腐蝕影視行業的問題，張艾覺得需要引入凈化力量，比如工會。在他接觸的外國劇組中，各個工種薪酬差別不會很大，也不存在剋扣問題，帳目都會報有關部門公示。
「任何行業沒有這個，都是不會有希望的。」張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