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之中靠海的兩個國家曹魏與孫吳,曾為爭奪海上霸權大打出手

後宮地圖三千 發佈 2020-01-15T04:54:10+00:00

三國時期,東臨大海的曹魏與孫吳政權,為加強爭霸中原的戰略地位,並擴大各自的政治影響,在近海與遠洋開展了頗具規模的軍事航行與外交航行。

三國時期,東臨大海的曹魏與孫吳政權,為加強爭霸中原的戰略地位,並擴大各自的政治影響,在近海與遠洋開展了頗具規模的軍事航行與外交航行。特別是孫吳在東南沿海和南洋水域的航行,在中國古代航海史上留下了珍費的篇章。

吳與魏對遼東的爭奪及其海上航路

三國鼎分之後,各方都在養精蓄銳,圖謀爭霸天下,統一中國。此時,對政治盟友的爭取就顯得分外重要。222年夷陵之戰後,吳蜀重修舊好,共拒曹魏。此後不久,孫吳對曹魏背後的遼東公孫氏政權表現出濃郁的興趣,「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逛誘邊民」,進行小規模的非正式的試探性接觸。而遼東方面,自東漢末年公孫度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後,經過三代的苦心經營,至其孫公孫淵時已具有相當實力,地轄遼東、帶方、樂浪、玄菟諸郡,成為三國以外一支不可小覷的地方割據勢力。因懾於曹魏之強大,公孫淵不得不事附稱臣,被拜為遼東太守。然而,他又不甘受擺布,暗自積蓄實力,尋找新的靠山,以期久據遼東等諸郡。因此,他執政不久,即「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公孫淵頻送秋波,正中孫權之下懷。於是,雙方一拍即合,開始了大規模的正式的官方航海交往。據《三國志》載,東吳嘉禾元年(公元232年)春三月,孫權「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船隊「浮舟百艘」,循東海、黃海北上,至遼東半島南端的沓津(今遼寧省大連市)登岸,「貿遷有無」,而公孫淵則「既無疑拒」,又「齎以名馬」與孫吳交好。這種新出現的政治格局,對曹魏的鞏固與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必欲去之而後快。當時,魏文帝曹丕即欲使熟諳海事的田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然考慮到對方人馬眾多,魏師又要渡海前往。恐勞而無功,乃「詔豫使罷軍」。田豫預料東吳船隊返航之時,「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於是率領水師「徼截險要,列兵屯守」,專等敵方船隊前來。果然,不出豫估計,當年秋九月,孫昊船隊返航途經成山水域時,遇到「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盪著岸,無所逃竄」。田豫以逸待勞,奇兵突出,「盡虜其眾」,並「斬賀於成山」。


這年「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並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封為「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嘉禾二年(23年)春正月,孫權下詔,表示要與公孫淵「將與戮力,共定海內」。三月,又趁遣送遼東使臣返國之便,「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孫權派萬人船隊前往遼東,原想以重威與厚籠制服遼東,使之憲全臣服於東吳。不料,公孫淵既懾於曹魏的壓力,又通過出使了解到環吳「弱不足憑證」;於是,當孫吳船隊在沓津登岸後,他「先分其人眾」,再突加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只有中使桊旦、張群、杜德、黃疆等幸免於難,「得達句驪,並詐稱有詔宜於句驪王官而「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夙與公孫氏相爭的句驪王對此天降外援,「大喜」,即受詔,並派出一支船隊,「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孫權這次遣船隊北上,雖損失慘重,斷絕了與遼東的盟約,卻意外地溝通了與句驪的航海交往關係,可謂此一弊而彼一利也。孫權為報復公孫淵,「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⑩。235年;東吳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航至高句驪,封其王「官為單于,加賜衣物珍寶」;而高句麗則奉獻駿馬數百匹,當時因謝宏使船小僅「載馬八十匹而還」。

公孫淵襲斬吳使後,求歡於曹魏,然而後者並未停止兼并的腳步。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齎璽書征淵」未遂,「淵遂自立為燕王」。因自忖勢單力薄,「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孫權接受大臣羊衜之謀,非但未戮其使,反倒「因而厚之」,欲「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以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槧事」。景初二年(238年)春三月,孫權「遺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但為時已晚,公孫淵已為魏厲破,魏大將司馬懿斬測破城,井「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盡入曹魏之手。

雖然孫權在與曹魏相爭遼東中,以敗績而告終,但其先後遺使與遼東、高句驪進行海上交往,開闢了由長江口直抵遼東半島與朝鮮半島的航路,在航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考慮到山東半島有曹魏的勢力,因此,孫吳船隊與公孫淵海上交往,可能已採取了離海岸較遠的航路,以免重蹈周賀船隊在成山被劫之復轍。同樣,考慮到公孫淵的叛變,其與高句驪的海上交往也可能已採取了先橫渡黃海中北部抵朝鮮半島西岸,然後沿岸北上,而航達安平口(今鴨綠江口)的海上新航路,以避開遼東與成山方面可能造成的威脅。這一切均反映了三國時期,孫吳在北方海區的航海活動能力,有了新與重大的進展。

魏國航海及其與日本的上交往

魏國地處中原,實力較吳、蜀為強,然而在航海能力上與吳相比,則略遜一籌。魏國的航海活動,大抵在近海沿岸進行,如田豫水師之破吳使船隊於成山水域;但間或也有較長距離的航海遠征,如魏咸熙元年(264年)四月,趁東吳重兵圍攻巴蜀之機,「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今浙江省寧波市),略長吏貲財及男女二百餘口」。

魏國的主要航海業績,體現在與日本列島的海上交往上。

魏景初二年(238年),魏軍擊破公孫淵,勢力向東擴至東及朝鮮半島帶方、樂浪、玄菟諸郡,聲威遠播。這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並「男生口四人,女生國六人,斑布二匹二丈」。魏明帝對此深為嘉許,詔封倭女王卑彌呼為「親魏倭王」,賜給金郾紫綬和大量的金,珠、刀、銅鏡以及各色絲綢織品。

正始元年(240年),魏帝為加強與倭的友好關係,由帶方郡太守弓遵、建忠校尉梯僬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並費詔賜金、帛、錦罻、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

正始四年(243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渡海至魏,「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短弓矢」。這次俊王所獻之物,開始有一些初級的絲織品,說明中國的絲織技術已通過航海途徑傳播到了日本。日本學者布目順郎認為,在日本岡山縣津山市的月輪古墳中出土仁德朝(313)的平紋絹八十種,織地較厚,可能與上述稱「縑」的織物相當,估計是用無扣織機織成,比以前原始織機的功效提高了5-6倍。

元始六年(245年),魏為嘉獎倭女王派出的第一位使者。「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綬」。這是魏使第二次渡海赴日。

元始八年(246年),王頎就任帶方郡太守。由於日本列島上「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為爭取魏的支持,各遣使者至帶方郡「說相攻擊狀」。魏即「遣塞曹掾史張政等」渡海使日,「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其時,適逢倭女王卑彌呼去世,「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輿,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張政等「以檄告喻壹輿,壹輿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並再次「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以答謝魏使之調停功績。

從238-247年的短短10年中,魏、倭共有六次使節來往,可見當時中日之間的海上交通是相當頻繁的。

關於這一時期的中日航路,《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記載如次: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驛所通三十國。從郡(帶方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因。……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驗,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日瀚海,至一大國,……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干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由此登岸陸行,再輾轉至女王國。

上文中韓國,實指朝鮮半島西岸、位於帶方郡之南的馬韓。狗邪韓國,即「弁辰狗邪函,也即《後漢書·倭傳》中的「拘郭韓國」,轄境約當今朝鮮半島東南部的慶尚南道等地。對馬國即今日本對馬島。一大國,即今日本壹岐島,「一大」似為「一支」之誤;《梁書》、《北史》等均稱「一支國」,日本古籍亦均作「伊伎」、「伊吉」和「萱歧」,其音讀略同。末盧國,即肥前的松浦,約當今日本佐賀縣東松浦半島的松浦或唐津一帶。至於魏使最後到達倭女王國都邪馬台所在的地望,有九州說與大和說,至今尚未統一。

從上述地望之辨認,可以看出魏使前往目本列島本土的海上航路是這樣的:從魏屬帶方郡啟航,先沿朝鮮半島西岸南下,繞過半島西南端,再沿著曲折的海岸和島嶼群到達半島東南部的釜北部的松浦沿岸,最後分赴日本列島上有關山地區,接著取對馬島和壹岐島為中介橫渡朝鮮海峽,抵達九州。

從航海角度考察,這條「對馬一壹岐」橫渡朝鮮海峽航路,比秦漢時所取的「對馬一衝之」航路偏西,這客觀地反映了三圖時期的航海技術與航行速度,較前代有了明顯的進步,以至對馬暖流對航行的影響相對減弱,海員們能夠較為自主和捷便地往返於中日之間了。

吳國在東南沿海與南洋水域的航行活動

三國時期,吳國的孫權是一位大規模航海活動的倡導者。在執政期間,他充分利用本國優越的海洋地理條件和東南沿海人民擅長航海的歷史傳統,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近海與遠洋航行活動,出現了「舟楫為輿馬」、「巨海化夷庚」的東吳航海盛世。

1.東南沿海的航海活動

吳黃龍元年(229年),孫權聯蜀拒魏,稱帝於建康。為了進步加強大陸與台灣島的聯繫,次年(黃龍二年,230年),孫權即「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夾洲及亶洲」。三國時期的夷州即今天的台灣島,也即春秋時的勾踐屬地「外越」,上有越王射石。吳丹陽太守沈瑩曾在《臨海水土志》中記著:夷州在臨海(今浙江省臨海縣),去郡二於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

東吳這支萬人船隊,橫渡台灣海峽,到達了夷州。而「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冶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這裡的「亶洲」,即秦代徐福東渡,「止王不來」的日本列島。衛溫諸葛直當時因直洲「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於人還」。儘管中國大陸與台灣島的海上交往歷史可以追溯至原始時代,但《三國志》中關於東吳船隊到達夷洲的實錄,卻是正史上第一次關於台灣海峽兩岸通航的明確文字記載,在航海史上具有重大的和深遠的意義。從此以後,台灣島與祖國大陸的聯繫和交通就更加密切了。

孫權在爭霸中原時,還積極開發南方。赤烏二年(239年)冬,東吳大軍進擊南方,攻零陵、桂陽,征服交州、蒼梧、鬱林諸郡。五年(242年)秋七月,孫權又「遣將軍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按,珠崖、儋耳,均由漢武帝開以為郡。珠崖,因崖邊出真珠得名,原治所在今海南島瓊山東南,轄境相當海南島東北部地區。儋耳原治所在今南海島儋縣西北轄登境當海南島西部地區。東吳艦隊3萬餘眾,渡瓊州海峽南下據稱動用了大小戰艦近30艘,其航海聲威不同凡響,足見孫權水師實力之雄厚。

2.朱應、康泰遠航南洋

吳國不但沿海航行活動頻繁,而且與海外的交往也相當密切。據《梁書·海南諸國傳序》稱:「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微外諸國,自武帝以來朝貫。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宜化從事應、中郎將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由上可知,孫權使者所經過與所聞之海外國家已很為廣泛了,其所知範圍,可能已包括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眾多的亞非國家和地區。

朱應、康泰之南洋航行雖未載於《三國志》內,然卻有「遣從事南宣國化」之事可予案證。據《三國志·吳書·呂岱傳》稱:「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宜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幸貢」。按,呂岱平定是交趾太守士燮之子士微之叛亂,在黃武五年(226),而被孫權召回遣督軍卒五萬人討五溪蠻,在黃龍三年(231年)。因此,朱應、康泰出使東南亞當在這六年之間。

另據《梁書·中天竺傳》載:「黃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使詣權,權問方士謠俗,論縣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成於道物故,論乃逕還本國」。由於當時交州是海上交通的要衝,海外來華者,往往先至此地或由此返回,因此,很可能呂岱因秦論之還本國,而受命遣從事南宣國化並深詢海外事宜及通達航路。

朱應、康泰南洋之行,歷時約一二十年。如據史料記載,在他們往返航期中,扶南國王即由范旃傳至范尋。在返回中國後,朱應和康泰曾將航行與訪問的所見所聞,分撰成《扶南異物志》與《吳時外國傳》,可借這兩本史料價值極高的文獻久已失傳,僅有個別鱗爪散見於《水經注》、《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等古籍中。然而,僅據此也為我們提供了當時中外航海交往與各種社會風貌的珍貴資料。

關於朱應與康泰奉使海外的航程與航區,因史料殘缺,地名古牌、考證不一,特是作者將親歷與傳聞之紀錄混雜在起救尚難理出一個明確和清晰的頭緒。綜合以往諸種考據資料,似有如下三種主要見解:

(1)認為「康秦等沿林邑(安南)南下,經扶南(東埔寨)濱那專國,林陽國(暹羅),渡金鄰大灣(暹羅灣),沿鳥文國(馬來半島)耽蘭洲(Tantalam),經蒲羅中國(Johore)、薄歎洲(Bintang)、諸薄(Palembang)、馬五洲(Bonka)、比擄洲( Billiton)、巨延洲(Borneo),又北向經優鈸、橫跌、道明等國(緬甸沿岸),抵恆河(Ganga)口南下,至斯調洲(Ceylan)而還」。

(2)認為「康泰等足跡似未逾滿剌加海峽(馬六甲海峽),或曾附扶南舶,歷游南海諸島,絕未親至印度,可斷言也。《梁書·天竺傳》云:「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按即天竺王派出回訪扶南王范旃的便者)等,具問天竺土俗」,可以證之「其所經及傳聞之國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傳中所言非親歷之地,天竺、大秦,甚至加那調洲(原按,位置在緬每沿岸),皆傳聞之地也」

(3)認為康泰、朱應「他們的副使大約到過南印度迦那調洲」;「迦那調洲是在枝扈黎江口(科佛里河)以北七八百里的康契普臘姆,由此向西大約航行四五十天,便可到達大秦(羅馬帝國,以埃及亞歷山大為基地)」。

雖然上述幾種考證差距甚大,尚待進一步辨析,但是退而言之,朱應、康泰在南祥的航跡一定已相當廣泛,並且一定已對當時東西方的海上航路所了解。

朱應、康泰的南洋之行,是孫吳與海外諸國加強貿易交往的縮影。該時期,孫吳所屬的交廣一帶,為海外來華經商或朝貢的必經之地,「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故交州太守士燮常向孫權奉獻各類珍奇之「舶來品」。據史載,曹魏方面也曾遣使至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而孫權則躊躇滿志地說「彼此求者,於我瓦後耳」,於是獨排「不合於禮」的眾議,同意「魏使以馬求易」之情。

由此可見,孫吳與海外各國的航海貿易確是相當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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