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治必委之於君子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欲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誠信》)
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堅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公平》)
【鑑賞】 「求治必委之於君子」，是魏徵在貞觀五年(631年)，因奸臣亂政向唐太宗提出的勸諫。在上書中魏徵指出：「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並當面指出，作為皇帝的李世民，卻掩蓋他們的錯誤，聽信他們的一切。說自己「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也不能讓李世民蒙受「進奸而自損」的罪名。
貞觀十一年(637年)，朝廷屢屢讓宦官去執行內宮之外的差使，他們上了一些虛妄的奏議。事情暴露以後，唐太宗極為震怒。魏徵說：「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公平》)唐太宗聽了以後，決定以後停止宦官充使之事。
雖說宦官參政之事已結束，魏徵認為還應從道理上說透。緣由是唐太宗從貞觀之初的「親愛君子，疏斥小人」，到貞觀十三年(639年)，出現了「昵近小人，疏遠君子」的苗頭。故上了《十漸不克終疏》，要求唐太宗做到「善始慎終」(《慎終》)。魏徵覺得有必要對君子與小人的品性進行對比。魏徵斷言，君子是有高尚德性的人，小人是道德敗壞的人。孔子開創了以義與利來界分君子與小人的格局，此後成為儒家的傳統。魏徵繼承了這一傳統，指出小人對「不仁」、「不義」的事情，不感到羞恥，「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殺身成仁」與「唯利所在」，是君子與小人的本質差別。魏徵斷言：「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慎終》)君子掩飾別人的過失，讚揚別人的優點;小人攻訐別人的過惡，以告發為誠實正直所在。不同的善惡觀，是君子與小人的另一差別。
魏徵強調，一旦君主聽信小人的言論，必定造成上下不通、君臣間不能確立良好秩序的結局。這會後患無窮，不是「國家之福」、「為治之道」。心中存在危害別人的念頭，小人有什麼壞事不能做出來?所以像治理國家這樣的大事，一定要交給高風亮節的君子。在《君臣鑑戒》中，李世民有「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的主張，岑文本從宇文化及與楊玄感忘恩負義反叛隋朝事，發出了「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的感嘆。「求治必委之於君子」，可以視為貞觀君臣的共識。
放眼歷史煙雲，以「君子小人之當辨」為「名節之當重」，是正直忠義之士在政治生活中一以貫之的主張。東漢末年，小人成為權勢熏天、腐敗囂張的宦官的代稱，伸張正義、剛正廉潔的士大夫則被人們視為君子。雖說皇權至上，但在古代政治的角逐中，文官、武將、外戚與宦官是四種重要的政治力量。當皇帝本人感到孤獨無援甚至迫於外在政治力量時，往往倚重於日常生活中最親近自己的奴僕——宦官。宦官擅權可熱炙一時，但基礎是脆弱的，只能隨皇帝的寵幸與否而發生變化。宦官必然趁皇帝健在並寵幸自己之時拚命竊取權勢，搜刮財物。他們表現出比一般官僚集團更大的瘋狂性與貪婪性。
在漢末官場混濁之際，士大夫是代表著社會上正直善良、追求光明的人們的願望的。他們在人格上品分君子與小人，在德行上劃出正義與邪惡。白馬令李雲說：「今官位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袁宏《後漢紀》卷二一)他在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宦官單超等5人被封侯後專擅朝政，上書指責宦官為小人。李雲獲罪下獄，五官掾杜眾上書願與李雲同日死，結果2人皆死於獄中。朱穆任冀州刺史時，對宦官趙忠喪父時違反禮制的行為作了懲罰。漢桓帝知道後大怒，要將朱穆法辦並罰作苦工。以劉陶為首的數千名太學生上書請願。朱穆與劉伯宗相交，劉伯宗先恭後倨。蔡邕因朱穆行為正直卻勢孤力單，作《正交論》以為聲援(《後漢書·朱穆傳》注引)。蔡邕提出了交友的原則，即「有義則合，無義則離」，文中以「君子」、「正人」譽朱穆，以胡作非為的宦官為小人。
魏徵「求治必委之於君子」的主張，對後世影響是深遠的。明末東林黨人堅持以善惡來界分君子與小人。清人秦松齡評介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時說：「先生在吏部惟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務，不憚與執政忤。至得罪而去，雖林居猶與當路者反覆別白言之。天下是知君子小人之當辨，名節之當重。」(《顧端文公年譜序》)君子指同情百姓、對朝廷腐敗之事直言敢諫的東林黨人。小人是指以魏忠賢為首的鬮黨以及附從閹黨的奸臣。被時人稱為「魏家閣老」的顧秉謙曲奉魏忠賢，他說原本想做魏忠賢乾兒子的，但怕不喜「白須兒」，就令自己兒子拜在魏忠賢名下做義孫。像顧秉謙這樣，沒有骨氣人格、只知柔媚取容於宦官的，就是小人。東林黨人楊漣，愛民如子，在常熟為官五年，不名一錢。當生死關頭來臨時，他們視節操重於生命，不怕丟官，不屈嚴刑，堅持了儒家倡導的「殺身成仁」的殉道觀。高攀龍「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明史·高攀龍傳》)天啟五年(1625年)，因李實誣奏被逮捕入獄的周順昌、黃尊素等東林七君子，除高攀龍在緹騎到家前沉水自盡外，其餘六人皆在詔獄中受酷刑致死。蒙受奇冤，肉體受辱，但不同小人相妥協。如黃宗羲所概括的：「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一》)東林黨人為實現「求治必委之於君子」的信念，前仆後繼、甘灑熱血，與小人作殊死的鬥爭。魏徵「求治必委之於君子」的主張，不能理解為坐而言之的空談。貶低小人、褒揚君子，是歷朝歷代中經常發生於政治生活中的起而行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