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扣押
秦昭襄王是一個偉大君王，這一點毋庸置疑。如果說秦孝公是秦國變強的最初實施者，秦惠文王是秦國承上啟下的關鍵傳承者，那麼秦昭襄王就是秦國霸業的有利執行者。
不過，秦昭襄王偉大歸偉大，但是他的某些行為難免為人所詬病。比如說他的一次扣押。
我相信大家肯定聽過這麼一句話：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一直是各個諸侯之間的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哪怕是到了禮樂崩壞的戰國。
可是，秦昭襄王卻不管這麼多，他倒也沒有殺害使者，而是扣押了前來赴盟的楚懷王。
故事起因是秦國攻占了楚國的城池，於是秦昭襄王就給了楚懷王一封信，信上的內容大概意思為：秦國和楚國本來如此交好，居然因為一些事情鬧到了如今的地步，對此我是感到十分痛心的。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坐到一起好好聊一聊。
楚懷王看過信後，十分恐懼。他不想去，因為秦昭襄王此人太過無恥；他想去，因為得罪不起秦國。最終，楚懷王選擇了去，他大概覺得秦王再無恥也不至於扣押自己吧。
結果，楚懷王這一去，就一直被秦王扣押在咸陽，直到死去。
秦昭襄王的行為，說得好聽叫做「功利」，說得難聽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造成這一切的緣由，就是秦國特殊的功利價值觀。
秦國的三次崛起與戎狄的不解之緣
縱觀秦國的崛起，主要體現在三個時間節點上。這三個時間節點，對於秦國來說可謂是至關重要。而恰巧，這三個時間節點都和戎狄有關。
一、第一個時間節點：秦國立國
（周孝王）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史記·秦本紀》
秦贏一族本來是渭水河畔的一支遊牧民族。直達西周之時，還在這裡過著「養馬蕃息」的日子。也正是因為他們擅於養馬，才能受到周天子的賞識，獲封秦地。而這秦地，就位於當時的西陲，也就是戎狄之地。
二、第二個時間節點：秦國位列諸侯
西周末年，周室衰微，周幽王身死驪山之下，西周滅亡。周平王恐懼戎狄，為此東遷，建立東周。在周平王東遷之時，秦襄公因為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賜以「豐岐之地」，秦國再次得以壯大，位列諸侯。而這所謂的「豐岐之地」，就在戎狄的包圍之中。《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為：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鎔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三、第三個時間節點：秦國商鞅變法
秦孝公時期，秦孝公不滿秦國積弱，一紙《招賢令》引得商鞅入秦，由此開始了秦國的崛起之路。而商鞅變法以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勸秦孝公遷都咸陽。
咸陽位於渭水之北，土地肥沃，易守難攻，是都城的不二之選。與此同時，咸陽城的位置距離巴蜀之地十分相近，遷都咸陽有利於攻取巴蜀。而巴蜀，戎狄之長也（《史記·張儀列傳》），其豐富的自然資源是秦國奪得天下的關鍵。
正如王國維先生在《秦都邑考》中提到的：「然則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處，與宗周、春秋、戰國相當：曰『西垂』，曰『犬丘』，曰『秦』，其地皆在隴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國也；曰『汧渭之會』，曰『平陽』，曰『雍』，皆在漢右扶風境，此周室東遷，秦得岐西地後之都邑也；曰『涇陽』，曰『咸陽』，皆在涇渭下游，此戰過以後秦東略時之都邑也。觀其國勢從可知矣。」
秦國的三次崛起，對應著秦國的三次遷都。而秦國的三次遷都，則對應著秦國和戎狄的三次接觸。在這三次接觸中，秦國文化和犬戎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具備時代特色的秦國文化。
秦文化為何被山東六國所看輕
戎狄，即遊牧民族。相比於中原的農耕文明，遊牧民族靈活性更大，也更依賴於上天。農耕文明雖然也依賴於上天，但是好在糧食是能夠儲存的，有一定的抗災害能力。而遊牧民族的畜牧則不同，他們毫無抵抗災害的能力。一旦遇到了災害怎麼辦呢？
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掠奪，掠奪中原國家的糧食。這就造成了遊牧民族好勇鬥狠，唯利是圖，掠奪成性的特點。因為這關係到他們的生命安全。
而秦國地處西陲之地，長期遠離中原，並沒有受到過多少周禮的薰陶。相比于山東六國，秦國受到宗法制和世卿世祿制的影響微乎其微，反倒是戎狄之中的尚武之風在秦國之中大為盛行。就像《漢書·地理志》中所描述的：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
秦國人大都講求戰備，崇尚氣節與力量，以射獵為先進。
這種局面一直到春秋時期也沒有多大改變，反而變本加厲。比如秦穆公時期，秦穆公因為屢受戎狄干擾，就將周邊的十幾個戎狄政權盡數消滅、吞併，得以稱霸西戎。秦國的國土是擴大了，但是秦人受到戎狄文化的影響卻是更大了。
就算到了戰國時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對秦人進行「移風易俗」，也只是消除了秦人表面的戎狄習俗，並沒有徹底的根治。因為商鞅變法中的耕與戰，十分契合秦人的好戰特點。
反觀山東六國，他們的思想就與秦國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三晉與齊魯一帶，是最為正統的周禮傳承地，受到商周文化頗深。而魏文侯時期，魏文侯又在河西，任命子夏講述儒家經典，使得禮樂，仁義等觀念再一次傳播出去。
至於楚國，確實也遠離中原，但是人家楚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楚巫文化，道家思想在這裡大行其道。
這也是為何中原諸國一直看不起秦國的原因。因為在他們心中，戎狄文化代表著好勇鬥狠，是落後的代表，只有周文化才是優雅，高貴的文化。「不學詩，無以言」（周文化的代表），這就是當時中原人們心中最真實的寫照。
秦文化中的功利性
從春秋初期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的投機行為，到戰國中期秦昭襄王扣押楚懷王的無恥行為，其實秦國思想中的功利性一直都沒有變。
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用人
無論是禮樂微崩的春秋，還是禮樂大崩的戰國，其實諸侯們骨子裡的觀念一直都沒變。他們所排斥的只是周王室用來束縛自己的枷鎖，而不是排斥這個能夠利於自己統治的制度。
宗法制是周天子用來統治的基礎，他用血脈關係維繫了至上而下森嚴的貴族制度。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就是：貴族和賤民是有嚴格區分的。「親親賢賢」是構成這個貴族集團的唯一標準。如果你逾越了這條紅線，哪怕你是國君，也難逃殺身之禍。比如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結果就是被貴族所殺，因為他逾越了這條紅線。又比如楚國朝政一直被「屈」，「景」，「昭」三家掌控。
這樣的制度固然可以維持貴族高高在上的特權，但是其並不適用於禮樂崩壞的春秋戰國時期。
反觀秦國就沒有這種顧慮。無論是秦穆公手底下的由余，百里奚，還是戰國時期的張儀，范雎等人，他們都不是顯赫出身，卻能夠得到秦王的重用。而這些人都在秦國的霸業中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二、對事
在秦國君王的心目中，做一件事，只有兩個結果，一個是對自己有利的，一個是對自己沒利的。這和山東六國「以德為本」的政策大為不同。
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戰國時期秦國發生的間諜事件。
當時的秦國，已經經歷過變法，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韓國與之交界，韓王害怕秦王動手滅了自己的國家，就派了一位名叫鄭國的人前往秦國。鄭國修建水渠這件事，表面上是為秦國著想，為秦國增強國力；實際上卻是為了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得秦國無力消滅韓國。
最後，東窗事發，鄭國的陰謀敗落，使得秦國本地宗族上下對這些外人官員十分排斥，李斯就差點被驅逐出境。按理來說，鄭國此人是必死無疑的。
但是秦王卻做了一件令人大跌眼鏡的事情，他非但沒有怪罪鄭國，反而全力資助鄭國修建鄭國渠。因為鄭國渠能夠為秦國建立萬世之功，僅此而已。
而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別的國家，那鄭國是萬萬沒有倖免道理的。
秦文化中的功利性，符合當時時代所需，這才是秦國統一的真正原因
秦國文化中的功利性，在如今看來，顯得有點不近人情了，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卻是十分合適的。
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功利性使得秦國君王致力於強兵富國
秦國發家地位於西陲之地，靠近遊牧民族。上文中提到，遊牧民族的特殊性代表了他們要時常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要經常掠奪中原國家的物資。而靠近他們的秦國無疑是很好的選擇。
俗話說「居安思危」，一個人如果長期處於安逸的狀態，那麼他的雄心壯志就很可能被消磨殆盡。這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也同樣適用。而秦國自立國開始，就一直沒有居安思危的資本，反而要時刻面對兇殘的戎狄，《史記·秦本紀》記載：
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
當秦國先祖們在奮勇殺敵，血賤沙場之時，山東諸侯們尚在耽於享樂。兩相對比，高下立判。
是以，秦國君王們永遠不會滿足於現狀，強兵富國是他們一生的追求。。
·我們先來說說強兵：
其實對於老秦人來說，他們天生就是合格的戰士，長期與戎狄為伍，使得他們崇尚武力。只不過再強大的戰士也需要一個好的制度約束，否則就會變成好勇鬥狠。
而商鞅就很好地看到了秦國的弊端，並著手整治。
一方面，商鞅制定「輕罪重罰」的法律，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使得秦國子民不敢再好勇鬥狠。
另一方面，商鞅又廢除了世卿世祿制，頒布了軍功爵制。軍功爵制規定士兵在戰場上殺的敵人越多，獲得的爵位就越高。這一制度，充分調動了秦民的積極性，使得他們在戰場上猶如虎狼。
商鞅的兩項制度，把秦國的彪悍民風從日常私鬥往戰場殺敵方面引導，既解決了國內的不穩定因素，也提高了秦軍的作戰能力，可謂是一舉兩得。正如《史記·商君列傳》中所記載的：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我們再來說說富國
在戰國那個年代，國力的最佳體現，就是糧食產量。因此，所謂的富國其實就是糧食增收。這也就是為什麼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內容幾乎都會提到耕種的原因。
而商鞅對提高糧食產量主要做了兩種措施：第一種措施就是重農抑商，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對於務農的，大加鼓勵，對於從商的，則加大稅收；第二種措施就是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並允許土地自由買賣。
這兩項措施，提高了 百姓耕種的積極性，並遏制了商人的發展，實現了國家財富的高度集中。這在戰國時期，是有積極意義的。
二、功利性使得秦國君王致力於開疆擴土
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史記·秦本紀》
在上文中，我曾經提到過秦國的三次遷都。秦國從西陲偏僻之地，一路東進，直到咸陽。這不是巧合，而是符合秦國君王們訴求的。
在秦孝公中「招賢令」中提到的「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其實就是收復失地，開疆擴土之意。從秦穆公稱霸西戎，到秦惠文王攻占巴蜀，再到秦昭襄王智滅義渠，秦國的野心其實已經展露無疑。
與之相對的，山東六國之君王或許就沒有這麼遠大的志向了。比如項羽平定秦朝後，並沒有選擇郡縣制，而是選擇了分封制，並且也沒有選擇能夠稱王的關中，而是選擇了回歸故土。理由是：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
這也許並不能完全代表楚國王室的立場，但是已足以證明許多東西。
居安思危是亘古不變的道理。秦國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無法居安思危，因此形成了帶有功利色彩的特殊秦文化。而山東六國卻正好相反，他們不僅過得安逸，而且過得不容置疑。宗法制所形成的貴族體系使得他們的地位很難受到動搖，哪怕是發生了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的事件，也只是提醒了他們鞏固自己的王權，而不是爭奪天下。
結束語
秦國文化中的功利性固然不會只有利而沒有弊，秦朝滅亡就與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但是秦文化中的功利性是最契合法家思想的，也是最符合那個戰亂的年代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有時候對與錯往往也沒有那麼的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