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妮
原標題：
台灣作家、詩人席慕蓉接受《環球時報》專訪：
詩不會不見，有人就會有詩
本報記者 張 妮
「對不起，我要請你稍微大一點聲音，我的右耳或者左耳絕對是退化了。」76歲的席慕蓉（圖①）毫不諱言自己的衰老，當然，也並不喜歡衰老。新書《我為記憶命名》（圖②）中的第一篇日記，是她16歲在台北寫下的：「還記得初二寒假，張老師送了我一本日記，那時還在頭一頁寫什麼『長大了』，現在想起來那時多麼幼稚。也許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時候，翻開這兩本日記，該怎樣好笑呢？」記者讀到這，這位影響幾代人的蒙古族台灣詩人突然哽咽。她把眼鏡微微下拉，用手指擦掉眼淚。「你看，現在就老了。我之前聽一位100歲的先生做演講。他說，100年怎麼過得這麼快呢？」
席慕蓉抱怨自己太沒出息，還沒開始採訪就先哭了一鼻子，但她很快調整情緒切換話題，「我已經有一個關節是人工關節。朋友說，換一塊馬蹄鐵，我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幾年」。20年前，席慕蓉就為歌曲《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創作歌詞。如今，席慕蓉更放下「狠話」：為自己寫散文到此為止。言外之意，從此只為自己的蒙古族群和文化創作。這時記者似乎才明白新書封面那幅畫的含義。那是席慕蓉自己的作品：皎潔的月光下，一匹白馬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尋找著自己的方向。
寫日記，為了不要忘記現在
環球時報：為什麼會有《我為記憶命名》這樣一本「日記體」回顧之書？
席慕蓉：我上初中時，要隨父母舉家從香港搬到台灣。臨走前我對自己說：你要去換一種新生活了，不要忘記現在，要把它記起來。然後我就開始寫日記了。到了台灣，作為一個新來的插班生，我沒有朋友，日記就變成了我的朋友。後來再大一點，我就開始在日記里寫詩。其實，我的日記本都是母親幫我留的。我的兩個姐姐先出國，母親已經養成一個習慣，給每個孩子準備一個書籃，把那些不方便帶出國又捨不得扔掉的東西放在裡面收好。我去比利時留學前，就把幾個日記本放在裡面，6年後從比利時回來，母親就原封不動地把日記本給了我。
寫這本書是源於2014年我在母親的家鄉內蒙古克什克騰草原參加了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並得以了解到更多關於外祖父的故事，於是試著為外祖父寫生平記述。之後還想寫父親。於是，我把日記一本本地翻開、摘錄，選著選著，就發現它有點像一冊回顧的「日記書」了。我給記憶命名，或許，它們就會有了歸屬，有了顧盼，有了呼應。
環球時報：現在很多孩子都迷戀手機、網路遊戲，詩會不會和現在的孩子漸行漸遠？
席慕蓉：葉嘉瑩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寫詩和讀詩是生命的本能。在網絡時代，不需要編輯同意就可以自己發表，沒有比這再好的了。這時紙本反而變成弱勢，臉書上就有很多詩。所以你放心，詩不會不見，有人就會有詩。
「席慕蓉熱」曾讓我害怕
環球時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您的抒情詩曾在海峽兩岸掀起「席慕蓉熱」。這給您的人生帶來什麼影響？
席慕蓉：對暢銷這件事，我覺得很溫暖，有這麼多人喜歡我的詩。可是暢銷所帶來的一些事，也讓我覺得很害怕。因為我知道這個盛名是別人給你的，別人也可以拿走，是不可靠的，不能把它當真。有人勸我說，你的詩暢銷到這個程度，你可以辭職，不用去教書了。我心想為什麼？教書對我不是負擔，跟年輕的學生在一起是我喜歡的，是我的本意。而寫詩從年輕到現在都是我的興趣，我喜歡它，我想要寫。但當我出版到第三本詩集時，我不想再出書了。我想讓自己安靜下來，努力躲開一些東西。之後的12年，我寫了一些詩和散文，但一直沒有出版。當我再次出版詩集，把12年里寫的詩放到一起時，我才明白，我還是要寫詩，因為它就是我。我何必因為其他事的影響，把這個我消滅掉？我不需要消滅自己，只需要保持自己。
環球時報：您覺得席慕蓉詩集暢銷的原因是什麼？
席慕蓉：我不回答這個問題。不是因為我看不起自己寫的東西，我對自己的詩很珍惜。至於說它為什麼受歡迎，我不知道，也許我知道，但如果我要回答的話，也不算數。幾年前，我參加了一個席慕蓉研討會，會上有一名學者認為我的詩集暢銷是因為包裝好。我說，我本人就在這裡，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的詩集沒有包裝，第一本詩集《七里香》的封面是我自己畫的，畫得很難看，也沒有召開記者會，你們為什麼不問問我呢？結果那位學者說，作者本人說的話不算數。我當時就明白了，原來如此，我就放輕鬆了。所以，如果有人認為，我的詩集暢銷是因為畫了美麗的插圖之類，我都沒有意見。
愛情不能用一句話來解釋
環球時報：您的情詩打動了很多人。您的愛情觀是什麼？
席慕蓉：愛情不能用一句話來解釋，不能只有一個例子。我寫的只是自己的感動，愛情沒有一定的規則。我在一本日記里寫過，有一位很有名的學者說，他的老師愛上一個女子，那個女子對他的老師並未給予同等回報，學者就認為他的老師什麼都沒得到，並用不是很好聽的形容詞來形容那個女子。我想，如果你真的像那位老師一樣好好地愛上了一個人，並不是一定要求那個人回報的。就算那個人不愛你，你還是得到了愛情里的某一部分。如果你們很相愛，後來那個人辜負了你，你也曾好好地愛上過一個人，它不算愛嗎？還是啊。
我只是翻譯者，草原才是原文
環球時報：為什麼您近幾年很少寫抒情詩，而是將更多精力投入寫原鄉蒙古的詩歌和散文？
席慕蓉：我在台灣上初二之前，一直不覺得蒙古人跟漢人有什麼不同，我跟身邊的朋友都相處得很好。但初二那年，我的地理老師在講到蒙古人時，那些排斥和歧視的話傷了我的心。我問到一些在台灣長大的蒙古孩子，他們都是在那一堂課突然發現，原來不同的文化群體之間會有這樣的排他心和歧視。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同一名師範大學的老師在教地理系的學生，而一屆一屆學生都到中學教書，每個人講到這堂課時，都會用那名老師的話來講給全班。那名老師絕對沒有去過蒙古高原，也絕對沒有研究過遊牧文化，他也是聽來的。所以，教育這件事，可以變得可親可善，也可以變得很恐怖。後來我想，如果一名老師可以影響到整個台灣那個年代的教育，那麼一個人寫一本書是不是也可能產生一些影響？所以我從2010年開始發表蒙古英雄敘事詩。
環球時報：從30年前第一次回蒙古到現在，您對蒙古文化如何理解？
席慕蓉：我離蒙古文化的核心還太遠，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辦法了解。但我還是發現，遊牧文明是最早的珍惜大自然的文明。它崇尚萬物有靈，眾生平等，它的一切都是和大自然和諧的。這些都是草原上的牧民告訴我的。我現在所寫的東西都只是翻譯，你要看原文，就要站在這塊土地上，它就是原文。
現代文明對遊牧民族有很多幫助，比如運輸工具的發展、醫療進步、遠距離通訊、小孩子可以就近讀書。只要能幫助牧民生活得更好，現代文明就和遊牧族群之間沒有衝突。但如果現代文明意味著一定要讓牧民搬進樓房，那就很可惡了。現代文明不是只有看得見的樓房，大片草原也屬於現代文明。在那片有生產力的草原上，牧民同樣可以享受勞動後的成就感和生存的快樂。
責編：張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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