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基督教或猶太教，不少人有看法，認為這兩種宗教都信仰上帝，要麼是迷信，要麼控制人的思想。
提起中國封建社會，已經沒有人感興趣，因為封建社會是人壓迫人的不平等社會，已經是被歷史淘汰的社會。
這裡有個假設很有意思，假如基督教或猶太教傳入了中國古代，古代的皇帝就不會是那個樣子了。
古代的皇帝是什麼樣子？弄清楚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看一下清代宮廷劇就可以了。
比如清朝的中國是愛新覺羅氏的天下，清朝的老百姓是愛新覺羅皇帝的子民。
換句話說，整個清代中國的疆域、土地、財物、人口全部是愛新覺羅氏的不動產或動產；當然老百姓也是他們的私有財產。用儒家《禮記》的話說，這叫「家天下」：華夏中國是愛新覺羅氏的家產。
從「政權」意義上說，這叫清朝的「江山」；從「物權」意義上說，這叫清朝的「私權」。
根據古代封建社會的建制，皇帝高高在上，等於一個大家族的族長，皇帝以下的所有族人，無論近親還是遠親，都屬於貴族階級，不從事體力勞動，是社會的上層階級。
如清代的愛新覺羅氏、唐代的李淵、李世民家族、漢代劉邦家族、宋代趙匡胤家族都是社會的統治階級。
用孟子的話說，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是「食於人者」——被體力勞動者供養的特殊階級。
從國家權力的意義上說，封建皇帝的意志是最高權力，是國家最高權威；皇帝的話無論對錯，下面的人（如大臣和百姓）都不能反對；如果敢反對的話，這叫大逆不道：輕則被皇帝責罰，重則就不好說了：如抄家、殺頭、滿門抄斬、株連九族等。
所以古代皇帝的話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一旦說出口就是法律和聖旨，其他臣民只有遵從。
所以皇帝頒布旨意時會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意思是指：皇帝的話代表「天意」，任何人不得違背。
這是古代封建君主專制的本質，西方或日本近代歷史學者把這種君主制稱為東方式君主專制。
除了中國古代是君主專制外，還有一些東方國家也是君主專制，像古埃及、古波斯、古沙皇俄國等都是這種類型。只不過古埃及、古波斯的君主專制和宗教有關，這是和中國封建社會的不同之處。
中國古代君主專制是「世襲」君主制，換言之，就是不通過民意推選（無論家族內部推選還是民眾推選）直接繼承君主。
東西方君主制還有另一種類型：選舉式君主制。這種君主制不是前後相續的直接世襲，而是通過民意推選的方式決定下任皇帝，如家族內部推舉或全體民眾推舉。
這種君主制在中國先秦直至清朝沒有出現，但在其他文化中並不少見，如古代滿族、古蒙古族、古希臘王政時代、（公元前9世紀左右）、羅馬王政時代（公元前6世紀以前）、馬其頓王國時代（公元前4世紀）、中世紀的日耳曼民族等，都曾經出現過選舉式君主制。
說到這裡就可以回到前面提及的基督教或猶太教了。
無論基督教或猶太教，兩者有一共同點：通過宗教律法限制君主或皇帝的專權——限制皇權專制。
這就意味著：皇帝的話不再是最高權威，君權之上還有律法；這種律法來自宗教，其作為最高權威監督、約束君主的行為。這種律法監督就是現代法律意義上的「權力制約」，也可以叫「輿論監督」。
從基督教、猶太教和古代政治權威的關係上看，這是基督教、猶太教的歷史進步意義，也是古代君主立憲制的重要形式和文化來源。
比如猶太教。
猶太教是猶太民族信仰的宗教，這種宗教產生於巴勒斯坦地區。根據《聖經》的說法，亞伯拉罕是猶太人的祖先，然後是一系列族人頭領，如雅各、摩西、約書亞、撒母耳，直至掃羅、大衛、所羅門。
從掃羅開始，猶太民族的歷史進入君主制時代，又叫王政時代。
掃羅以後的猶太王有的是民眾推選，有的是直接世襲；無論世襲還是推選，猶太人的君主必須遵循猶太律法及其道德，這是猶太君王的最重要標準。比如虔誠和順從上帝，講究公義與仁慈，同情孤兒寡婦，等等。
只有猶太君王嚴守猶太教律法和傳統道德，他才有資格作王，否則，如果違反道德，悖逆上帝，就要受到懲罰。
上帝對猶太君主的懲罰首先來自「先知」的「警告」，如果君王不聽從先知的警告，懲罰就會到來。
比如掃羅王和大衛王、所羅門王本來不是同一個猶太分支，但因為掃羅違背上帝意志，大衛後來才取而代之。
從權力制衡意義上看，猶太律法是皇權之上的法律，即使是處於最高政治權威位置的君王也要遵從。
請注意，猶太教律法是全體猶太人必須遵從的律法，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例外，其中包括君主。這就是猶太文化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價值觀。
由此可以看出猶太律法和君主專制律法的不同之處：猶太律法適用於所有的猶太人，也包括君王；君主專制的法律只適用於臣民，不適用於皇帝本人，因為皇帝高高在上，皇帝的話就是最高法律。
再如基督教。
基督教從猶太教演變而來，兩者包含許多相通性，如《聖經.舊約》、信仰耶和華、虔誠謙卑等價值觀。
但基督教和猶太教又存在重大差異，如基督教信仰耶穌，猶太教只信奉上帝；基督教提倡禁欲主義，猶太教支持發財致富。
基督教傳入歐洲後，對於弘揚道德力量和限制君權發揮了重要作用。
比如公元800年的查理曼大帝，他想做羅馬皇帝，但不得不請求羅馬教皇批准，這叫教皇為皇帝「加冕」。
從權力制衡意義上看，世俗皇權之上還有「神權」和「教權」，封建皇帝的作為必須符合宗教及其道德標準，這是做皇帝的先決條件。如果不符合這一條件，教會不會認可，甚至把他除掉教籍，這是一件最可怕和令人羞恥的事。這是基督教對歐洲君主的權力監督作用。
所以在中世紀的很長時期，羅馬教皇的地位要高於世俗皇帝，皇帝在教皇面前經常誠惶誠恐、言聽計從，從來不敢冒犯教皇權威。這也是基督教和世俗君主之間的力量抗衡機制。
16世紀宗教改革後，隨著「教隨國定」原則的確立，基督教權威和世俗君主的權威才逐漸分開，這叫「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君主專管世俗事務，上帝監管靈魂。
綜合中世紀的歐洲歷史，歐洲的國王或領主都信仰基督教，最起碼在形式上遵循基督教的律法和儀式，這既是凝聚人心的需要（歐洲民眾普遍信仰基督教），也是維繫世俗權威的重要條件。
假如中國古代的封建君主也受到宗教權威的監督和制約，就不會出現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情形了；即使中國古代沒有像「先知」那樣的「公共知識分子」，封建皇帝的所作所為也會有所顧忌和收斂，而不是像一些昏庸皇帝那樣為所欲為。
當然，這裡只是一種假設，一種半開玩笑式的假想；關於基督教、猶太教和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關係屬於另一個重大課題，此處不便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