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宋朝是一個極具有爭論點的王朝，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除了「積貧積弱」、「靖康之恥」、「昏庸無能」和「幽雲十六州」等等這些負面記憶的同時，又給我們留下了「清明上河圖」所描述的繁榮景象。
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宋朝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生產力水平已達到了封建王朝的最高點，但是為何我們會說宋朝越來越弱，這裡的「弱」並不是指代宋朝的全部方面，而是僅僅代表著宋朝軍隊勢力偏弱，而國家卻是富有的，形成了「國富軍弱」的局面，正所謂「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力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依靠著經濟的發展」。
那麼在宋朝經濟發展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又是如何造成屢戰屢敗，國富軍弱的政治局面的呢？這和宋朝統治者的上進心脫離不了關係，宋太祖是馬背上打的天下，所以在宋太祖時期文臣和武臣地位相當，且政治攻略一直是採取「進取」的方式。但是到了宋太宗時期已經成功收復了吳越、泉漳兩地，並靠武力征服了北漢，實現了基本的統一。
所以當時的政治策略已經逐步從「進取」轉移到「內縮」，而在宋真宗時期已經完全脫離了「馬背上打天下的局面」，他只需守住上一輩打下來的江山即可，所以說上進心是宋朝國富軍弱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宋太祖到宋真宗這一時期又具體是那些政治策略導致了宋朝越來越弱？
一、重文抑武、以文治國，武將主觀能動性難以發揮
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從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因而宋朝的統治者明白一旦武將的勢力過大，便容易造成兵變，不利於政權的穩固，所以在宋朝時期，為了防止地方藩鎮擁兵自重，占地為王的現象產生。便需將武將的勢力逐步分割，於是便產生了「杯酒釋兵權」的方法，為了進一步的分割武將勢力，又採取了兵將分離、將從中御的方針，來實現中央集權，但是卻造成了將不識兵，兵不識將的局面，士兵對於將軍沒有絕對的忠誠度，從而導致配合度下降，從而影響軍隊的作戰能力。
1.1、重文抑武、武將地位下降
在宋朝以前有著「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流言、但是到了宋朝時期卻轉變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至理名言；由此可見，在宋朝時期文人的地位之高，在一朝代中文武本就是兩方不同的勢力，而且一直都是彼消此長的趨勢，因此武將的地位肯定會比文臣低，而且宋太祖說過：「宰相需用讀書人」，便可知宋朝統治者重文抑武的思想，武將不僅失去了軍權，也逐漸失去了對財權以及行政權的掌控，而文臣不僅接手了武將在中央的權利，也掌握著對地方軍事權利的管轄，武將的地位也隨之降低；
1.2、樞密院及三府統兵制的建立，武將兵權被消弱
據史料記載：「凡天下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悉歸於樞密院；凡統制、訓練、番守、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從這裡我們便可得知，管理軍隊的最高級別便是樞密院，但它雖掌管兵符，有調兵之權卻無掌管軍隊的權利，而三府有掌管軍隊的權利，卻無調兵之權，兩者相互牽制，有利於中央集權，且最後出征的將領是由皇帝臨時授權，消弱了武將的兵權；
1.3、軍隊體制異化，採取兵將分離制度
為了防止武將權利過大，宋朝實行兵將分離、將從中御的制度，雖然維護了中央集權，但是違背了軍事作戰規律，正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受，有所不受。」朝廷應給與作戰將領根據戰場形式，而採取合適的作戰方法的權利，因地制宜，出其不意乃是取勝的關鍵因素，但是據史料記載：「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逆上旨。」
由此可見，宋朝的將領是沒有獨立作戰的權利的，他只能根據中央下達的指令指揮作戰，而在古代通訊並不發達，中央王朝並不能及時掌握戰況，因此更不可能給與合理的作戰方針，並且由一群文臣指定作戰方針本就是紙上談兵，戰敗便是理所當然的事，而這一政策的實施又極大的抑制了武將的作戰能力，使作戰將領即使擁有作戰頭腦，也無發揮之地。
其中最能代表的事件便是當時岳家軍在攻打金時，宋高祖以十二道「金子牌」崔令其班師回朝；由此可見中央對軍隊的把控能力是極其之強的，這便容易武將的作戰積極性，因為在作戰中，勝利則是中央作戰方針正確，失敗則是武將能力不行，將領在這並不能得到任何好處，便使得武將不願在出征，養成消極備戰的習慣；
二、重經濟輕軍事、消極防禦實行「內縮」的政治方針、導致軍力不強
上面有說到在宋太宗時期已經基本完成了統一，而在宋真宗時期則完全脫離了馬背打天下的政治局面，從「打天下」轉變成了「治天下」，中心思想也從強軍強國轉變成為了文治和穩定，逐漸的也就形成了以和緩戰的戰略方針，但是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強大起來，取決於統治者的志向、格局以及進取心，顯而易見宋朝的統治者沒有，這也是宋朝越來越弱的根本原因
在宋真宗時期，遼軍大舉南下，雖遼軍受到了宋軍強力的抗擊，不分上下，但是因為上段落所說的重文抑武，以文治國的方針，宋朝在和遼軍對抗時，在沒有戰敗的情況下，朝中文臣主張接受遼軍議和休戰的條件，從而簽訂了「澶淵之盟」這一不平等條約，也正是這一約定的簽訂，讓宋朝統治者和中央文臣覺得既然能夠通過金錢來換取和平。
那又何必主張武力呢？於是主和反戰的呼聲逐漸高漲，而主張加強邊防和軍力的官員和武將便逐漸被邊緣化；
宋朝從宋太宗時期政策就已經向「內縮」轉化，不再以擴展疆土，加強防禦為重點，而是轉化為內部治理，再加上「澶淵之盟」的簽訂，讓宋朝統治者誤以為找到了兩全其美的長久之計，更加傾向以和解的方式解決邊疆危害，然而宋朝的統治者並不知，人心可吞象，金錢只能維持片面的和平，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撐，便只能成為刀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也正是因為宋朝統治者的狹小格局，以及不思進取的心在經濟繁榮昌盛的背後留下了滅亡的禍根。
三、「募兵制」導致兵員素質不高
說到宋朝的軍隊，我們首先想到的因該是「冗兵」，按理說宋朝時期的軍隊數量是龐大的，然而如此龐大的軍隊數量，為何沒有產生出一隻作戰優良的軍隊，究其原因除了上面寫道的武將不受重視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便是兵員素質不高。據史料記載宋朝軍隊的主要來源是「或募士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吏給役」這四種途徑。
從這四種途徑我們便可看出，宋朝士兵多是一些窮途末路之人，且人物混雜，再加上士兵地位極低，出生良好家境的男丁是不會去當兵的，所以軍隊中大多數都是一些窮兇惡極之人以及難民，這極大的增加了軍隊的管理難度，並且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因此導致軍隊戰鬥力十分低弱。
其次據《國史大綱》中記載「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稟之終身，實際既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從這裡我們便可看出，北宋服役實行終身制，而士兵真正能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也就十幾年而已，其餘時間都靠國家養著，這種制度造成北宋士兵易招難退的局面，導致軍隊數量只增不減，而這一群老弱士兵，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戰鬥力低下。就是一群無用之兵，花費大量的費用飼養一批戰鬥力極低的士兵，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
四、養馬場地和重要防禦地點的丟失，導致宋朝失去了軍事主動權
一個軍隊是否強大，除了士兵自身素質及戰鬥力外，也離不開戰馬的供給，而自安史之亂後，中原王朝便丟失了遼東及河西走廊這一帶有利於戰馬培養的良地，而後宋朝的「燕雲十六州」又被遼占領，更是使宋朝失去了第一道天然屏障，因為過了「燕雲十六州」便是八百里平川，宋朝沒有了天險可守，北方遊牧民族便可輕而易舉的攻擊中原，而想要收復「燕雲十六州」便得依靠騎兵，但是中原喪失了戰馬的供養地。
在馬匹資源上處於弱勢，而「燕雲十六州」的失守，不僅使宋朝失去了天然屏障，更使遼國擁有了長城內的各種農業資源，可以為遼軍的軍事活動提供支援，從而使宋朝對抗遼軍時處於劣勢，面對養馬場地和重要防禦地點的丟失，宋朝喪失了對軍事的主導權利。一直處於被動方，在加上軍隊戰鬥力弱，所以宋朝最後才會從經濟大國走向衰落。
五、統治者的狹小格局，以及官場的腐敗
在宋朝時期也並非沒有英勇的將領出現，宋朝時期的岳家軍便是很好的體現，在這裡只能說岳飛生不逢時，在宋真宗之後的幾位統治者都極其的重文抑武，而這些統治者本身就極具文學風采，所以他們更加的欣賞具有文學天賦的文臣，因而過於的重視文采以至於忽視了文臣的人品道德，導致奸臣當道，這些文臣只會在乎自身個人利益，並不會考慮到國家利益，更有甚者，會為了個人利益而放棄國家利益，所以宋朝的官場極其腐敗。
在加上宋朝的統治者缺少魄力，沒有宏觀的政治格局，更加導致宋朝的衰弱，其中最直觀的例子便是在宋徽宗時期，聯金抗遼，但是在擁有明顯的優勢時，宋軍卻沒有攻城成功，這便讓金軍看到了宋軍的弱勢，更讓宋朝統治者意料不到的是金軍叛變，攻打宋軍，在加上宋朝統治者一直打壓主戰官員，因此宋軍失去了最佳反抗時期。
儘管最後出現了岳家軍，一路勝利，直到河南境內，眼看就要收復故地，宋朝統治者卻想採取議和的政治策略，以十二道「金字牌」責令岳飛班師回朝，只因他不相信岳飛能夠抗金成功，害怕金軍再次南下，宋朝便不復存在，在加上當時奸臣當道，秦檜被金軍收買，為了個人利益他主張議和，於是便再一次與成功失之交臂。
六、總結
富有並不等同於強大，在封建王朝，軍事和經濟向來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當然在一個朝代，如果一個人只是一味的追崇文學，沒有尚武精神，那麼這個人或許可以成為一名文壇大家，但卻不能成為一名政治家，如果一個君王，只是一味的追崇文學，而忽視甚至打壓武學，那麼他便不會成為也不會是一名合格的君主，因為一個國家縱使經濟再發達，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軍事力量作後盾的話，這個國家便只能淪落為刀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
而宋朝之所以逐漸走向沒落，除了宋朝統治者重文抑武導致軍事力量降低以外，也逃脫不掉宋朝統治者不再上進的政治格局，在宋真宗以後的幾位君主缺少了統一疆土的野心以及上進心，也缺少了面對外敵入侵時，拚死反抗的魄力。終其一生守著先祖打下來的土地，反而忘記了不破不立這一道理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