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第二卷）
內容簡介
戰爭、危機、災難——1914～1945年對很多當時的人來說就像第二個三十年戰爭。它是西方歷史上的「德國篇章」，並且也是人類歷史 上最可怕的篇章。沒有哪個國家像德國一樣，在此期間從根本上打破了西方世界的種種規範。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和描述介紹了 20 世紀最引人注目的 10 年——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 1945 年 5 月德國的投降以及 3 個月後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的爆發。
作者簡介
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出生於 1938 年。德國歷史學家，聯邦大十字勳章獲得者。出版著作有《魏瑪共和國的工人與工人運動》《通往西方的漫長道路》等。
書籍摘錄
第二章 從停戰到世界經濟危機：1918~1933 年（節選）
一個民主國度的自我毀滅：義大利通往法西斯之路
在義大利，大戰結束後的事態發展比法國和英國更加戲劇化。 1919 年和 1920 年作為「雙紅年」載入史冊。在這個時期，大罷工、搶占土地和搶占工廠事件層出不窮。 1919 年夏季和秋季，鐵路和郵局從業人員，波河平原的短工和義大利中部佃農，甚至部委官員都舉行罷工。在拉齊奧（Latium）和義大利中部的其他地區，農民強行占領大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抗議通貨膨脹的活動演變為公開騷亂。 1919 年 11 月的議會選舉，第一次採用比例選舉制，社會黨人獲得 165 個議席，成為最強勢力，繼而是天主教民主黨，獲得 100 個席位。靠著天主教人民黨的支持和緊急法令，自由黨的首相弗朗西斯科·尼蒂才勉強把權力維持到 1920 年 6 月。之後他被「偉大的老人」自由黨人喬瓦尼·喬利蒂替換下來， 1892 到 1893 年以及 1903 到 1914 年期間，喬利蒂都相繼就任國家首相這個要職。社會黨的核心分布區位於北部工業區，屬都靈（Turin）最強大。在那裡，安東尼奧·葛蘭西，安吉洛·塔斯卡和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出版的雜誌《新秩序》的影響很大。戰爭結束前一年，即 1917 年 8 月，在皮埃蒙特爆發了一次工人起義，但是遭到殘酷鎮壓。不過這次罷工作為無產階級抗爭的神話依然流傳。以俄國為榜樣，第一批工人委員會在義大利的這塊土地上成立了。 1921 年，社會黨極左翼在利沃諾黨代會上分裂出來，成立了義大利共產黨，他們最希望都靈成為亞平寧半島上無產階級革命的出發點，成為義大利的「彼得格勒」。 1920 年 4 月，企業主的有意挑釁造成一次都靈金屬工人大罷工，激進的左翼寄予很大期望。由於新成立的企業家聯盟精心布局，採取了非常有效的防衛措施，致使罷工徹底失敗。企業家和政治右翼由此得出結論，左派並非戰無不勝，抑制紅色革命自有辦法。
1920 年 9 月，社會動盪有增無減。北義大利金屬工業工資談判失敗後，企業主開始解僱職工，而職工立即占領了數家工廠，並升起紅旗以示勝利。這些行動並不是社會黨人指揮的，而是自發的。喬利蒂政府沒有動用警察，而是選擇等待。總理採取靜觀其變的計策：工人的企業自我管理試驗會因低效而很快失敗，這個算盤真是打對了。但義大利大部分人認為，政府這種被動做法是向公開違法的極端少數分子的投降。鑒於這一事件，國家政權威信掃地。這種侵蝕的過程不斷持續， 1920 ~ 1921 年秋季和冬季，在都靈和托斯卡納相繼爆發新的罷工和流血衝突，政府依舊如同一個中立的觀察者，不採取任何舉措。
權力的真空助力了一個團體的發展，他們決定用自己的方式，系統地對左翼派別施加身體和精神的暴力，以彌補國家威嚴的喪失：墨索里尼 1919 年 3 月 23 日在米蘭成立「革命行動的束棒」（根據他們使用的羅馬權杖捆綁在一起的魔杖，稱為「束棒」，音譯為法西斯）。墨索里尼 1883 年生於弗利-切塞納省（Forlì-Cesena）的普雷達皮奧（Predappio），起初沒有成功當上教師，他於 1902 年赴瑞士，在那裡他以打零工為生，住在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或大橋下。他結識了俄國女革命家安格里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 Balabanoff），閱讀了喬治·索雷爾的《反思暴力》，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Bons）的《烏合之眾》和尼采的著作。在洛桑聆聽了反議會精英理論家維弗雷多·帕累托的講座。
1906 年服完兵役後，墨索里尼前往特倫蒂諾， 1907 年被奧地利官方驅逐出境，回到義大利後，作為一名激進的工團分子在社會黨內工作， 1912 年升至黨的機關報《前進報》主編。 1914 年 10 月他轉入干涉主義陣營，和社會黨決裂。不久得到軍工業和法國金主的財政支持，開辦了自己的小報——宣傳民族主義精神的《義大利人民報》。 1915 年到 1917 年初，他以士兵身份參加伊松佐陣地戰，遭遇爆炸受傷後退役。之後，他又開始在「家鄉前線」重操記者生涯和政治鬥爭，是戰後宣傳「被肢解的勝利」最積極的代言人之一，為「義大利領土收復」運動奔走呼籲。
墨索里尼從極左到極右的轉變，乍看之下好像令人不解，其實不然。這位後來的「領袖」從來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折中主義者，一個行動主義者，一個唯意志論者。索雷爾的學說「直接行動」之所以觸動他，是因為它們既可以解釋為「左」也可以解釋為「右」。該作者的一生也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左搖右擺。對墨索里尼來說，關鍵的是他如何有實現自我的最大機會，他本人和他的立場如何贏得人們的歡呼。自 1914 年後他意識到，民族崇拜的心理應該是一個合適的方式，可以增加他本人的政治影響，並令他最終取得權力。他也從這個原則出發，為自己選擇追隨者和盟友。因為左翼是國際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反軍國主義的，因此他只能在政治光譜的右側尋找，例如布里埃爾·鄧南遮和當年的精英士兵「阿爾迪蒂」於 1919 年 4 月在米蘭把當年墨索里尼的《前進報》辦公大樓付之一炬，為的是吹響民族覺醒的號角。
除米蘭外，的里雅斯特也是「法西斯」早期活動的場所。他們視斯洛維尼亞人為民族之敵，因為後者不願無條件脫離奧地利的統治，而臣服義大利的統治。 1920 年 7 月 14 日，斯洛維尼亞聯盟的「人民之家」所在地巴爾幹酒店被毀，就是法西斯恐怖活動的小試鋒芒。 1920 年 11 月 21 日，在社會黨大本營博洛尼亞的一次反社會黨的行動，可以說是法西斯衝鋒隊「黑衫軍」關鍵的突破。這一天，新選舉出的城市管理部門社民黨官員走馬上任。墨索里尼的支持者藉此機會，引發嚴重的暴亂，造成內戰般的恐慌。在後來幾周和幾個月里，身穿黑制服的法西斯甚至在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和托斯卡納開始襲擊左派機構及其領導人，不久後在義大利大部分地區也展開了類似行動。
除對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武力襲擊外，對民主聯盟的類似攻擊也越來越多。強迫喝蓖麻油是羞辱政治對手的常用手段。在艾米利亞，大地主是黑衫軍的金主，他們意在藉助黑衫軍恐嚇和懲罰那些支持左翼的造反農民。黑衫軍稱這種襲擊為「討罰」，一旦他們感到受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的挑釁，或者遭受左翼武力的襲擊，他們就實施血腥報復。自 1921 年初，「紅色雙年」被黑色恐怖的「尼祿雙年」取代。
1919 年 11 月選舉中，法西斯受到嚴重挫敗：他們在米蘭提交的名單中的競選者僅獲得 4000 票。然而 1921 年春季內政局勢發生變化，因為民主聯盟在梵蒂岡的督促下，不再支持喬利蒂。原因是 1920 年 9 月頒布的一項法律，內容是為減少龐大的財政赤字，對那些沒有統計入國庫的教會財產，也就是所謂的「不許交易」的財產進行徵稅，但是該法律遭到教廷的強烈反對。喬利蒂隨後解散眾議院，宣布 1921 年 5 月重新選舉。為了確保多數，這位首相和民族主義黨派以及法西斯結成選舉聯盟，後者與自由黨的喬利蒂一派共同組成「民族同盟」。通過這次與部分自由黨的實用性整合，墨索里尼運動在政治上得到重視。他們似乎獲得了以前從未擁有的社會地位和尊重。
在競選中法西斯利用大規模恐怖活動，令許多地區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的競選宣傳陷於停頓。 5 月 15 日選舉日當天，法西斯製造的流血事件導致十幾人死亡。選舉結果令喬利蒂大為失望。他的「民族聯盟」在 535 個席位中只得到 120 個席位，其中 36 個席位歸法西斯。對後者來說這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成就，因為此前他們在眾議院根本沒有席位。民主聯盟也是此次選舉的勝利者，他們有 108 位議員進入議會。資產階級的積極黨得到 68 個議員席位。社會黨損失慘重，只得到 123 個席位，共產黨得到 15 個席位。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穩定的政府成為泡影。對喬利蒂來說，最可行的辦法是藉助緊急法令來落實必要的措施，首先是減少龐大的國家公務員數量，但是沒有得到議會多數的同意，喬利蒂不得不於 1921 年 6 月 27 日辭職。他的繼任者是當時的戰爭部部長伊萬諾埃·博諾米，當年的社會黨人，但因 1911 ~ 1912 年支持反利比亞戰爭被開除出黨。為了贏得墨索里尼的好感，新政府首腦和前任喬利蒂一樣，對法西斯的暴行無動於衷，聽之任之。在這個問題上他不缺少盟友，其他部長、軍隊和長官也公開持同樣態度。諸多地方的軍官們甚至和黑衫軍合作，為他們提供武器和車輛。 1921 年股市崩潰，博諾米暫停了受教會抨擊的稅收法，也很高興得到墨索里尼的支持，不久之後該法律被徹底取締。
墨索里尼是法西斯的帶頭人，但並不是唯一的領導人。義大利北部和中部「農業法西斯主義」的代言人（同代人這樣稱呼）影響力也很大，首屈一指的是激進的地方指揮官，當年的社會黨人、在克雷莫納（Cremona）的羅伯托·法里納奇（Roberto Farinacci），還有在博洛尼亞的左翼共和黨人迪諾·格蘭迪（Dino Grandi）以及在費拉拉的伊塔洛·巴爾博（Italo Balbo）。不少地方的指揮官反對墨索里尼過於嚴苛的領導。 1921 年 8 月，鑒於博諾米的敦促，墨索里尼和社會黨人締結一項和平協議，導致那些地方的指揮官起來造反。和平協議沒有取得任何成效，也是因為這些地方指揮官受大地主和企業家支持，反對這個協議的結果。 1921 年 11 月在羅馬召開的法西斯大會上，墨索里尼被迫斷然結束了這一章節。但這次會議還是為「領袖」帶來了巨大的成功。儘管反對聲浪很大，他仍然把法西斯運動轉變為一個政黨，取名國家法西斯黨。隨後法西斯暴力一發不可收拾。攻擊左翼、民主聯盟和自由黨的設施，把社會黨議員驅逐出其選區，警察也不出手幫助受迫害者。鄧南遮在里耶卡的行動起到了模範作用， 1922 年春季，黑衫軍占領城市的事件頻發。 4 月和 5 月，費拉拉兩次被黑衫軍占領，甚至一段時間該城市完全被割斷了和外界的聯繫。面對上萬名黑衫軍訓練有素的準軍事武裝暴力，當地警察隊伍無能為力。
1922 年 7 月底，法西斯的恐怖達到高潮。在伊塔洛·巴爾博率領下，一大批黑衫軍進攻左翼的拉文納，且受到國家暗地裡的支持。無產階級建立了「勞動聯盟」以進行抵抗，社會黨人、共產黨人還有無政府主義者都參加了這個組織，但由於沒有國家的幫助，他們無法有效地反抗右翼武裝，很快就被法西斯打敗。根據左翼統計， 1920 年 10 月到 1922 年 10 月的兩年間，共有 300 名法西斯分子和 3000 名反法西斯人士在動亂、巷戰和其他騷亂中喪生，我們可以質疑這個數字。但毫無疑問，黑衫軍動用的武力要比反抗其攻擊、由左派一方創建的「人民的阿爾迪蒂」更有系統。
國家大部分地區日益陷入混亂和無政府狀態，此時羅馬也在頻繁更換政府。1922年初，社會黨決定推翻博諾米。因為在1921年的黨代會上，他們達成拒絕與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的共識，但又看不到可以爭取到更多政治影響力的前景，所以這步棋是令義大利更加不穩定的一個危險舉措。 1922 年 2 月，新選出的教皇庇護十一世，決定撤銷教會對民主聯盟黨唐·斯圖爾佐（Don Sturzos）的支持，這一決定更是火上澆油。 1922 年 2 月 25 日，路易吉·法克塔（Luigi Facta）取代博諾米出任首相。法克塔是喬利蒂的朋友，屬民主黨右翼，他有一段時間能夠指望法西斯的支持，但在議會中並不占有多數。
1922 年 7 月 19 日，法克塔政府被推翻，隨後國王維克托·埃馬努埃萊三世邀請所有政黨領袖，包括社會黨領袖前來議事。根據社會黨議會黨團多數人的決定，菲利波·圖拉蒂也應該參加這次和君主的會談。這將意味著一次破冰行動，因為社會黨曾拒絕「宮廷道路」。社會黨領導層對此的反應是立即開除圖拉蒂及其團隊。圖拉蒂隨即把這個問題提交給 1922 年 10 月在羅馬召開的黨代會裁決。黨代會以微弱優勢通過了黨領導層的決定。之後被開除的團隊馬上組建了一個新政黨，稱號為義大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由圖拉蒂、埃馬努埃萊·莫迪利亞尼和克勞迪奧·特里夫斯領導，議員吉亞科莫·馬泰奧蒂擔任黨書記。這樣一來，義大利共有三個社會主義政黨，即後來更名為社會統一黨的新政黨、原來的社會黨和義大利共產黨。試探性會談因社會黨的否定而失敗。 8 月 1 日國王任命法克塔再次擔任首相一職，這次他的政府竟然在議會中占有大多數。同一天反法西斯的勞工聯盟號召工人起來進行全面罷工，幾乎令鐵路運輸和整個經濟生活陷入癱瘓。墨索里尼在議會上給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如果政府在 24 小時內不能結束罷工，那麼法西斯作戰部隊就會出面解決。他宣告之後毫不遲疑地付諸行動。在米蘭的浴血巷戰中《前進報》大樓再次被焚；黑衫軍占領諸多地方，例如在安科納，利沃諾和熱那亞的社會黨大樓以及鐵路；黑山軍還用血腥的手段將不願復工的工人趕回工廠。社會主義工人階級遭受到迄今為止最慘重的失敗，法西斯在攫取政權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關鍵的一步。
1922 年 10 月 24 日，法西斯在那不勒斯舉行一場大型示威，政府高級代表也在場。 3 天后即 10 月 27 日傍晚，墨索里尼向他的準軍事同夥下令「進軍羅馬」。首相法克塔建議國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國王先是同意，但第二天又拒絕了該建議，儘管已經公布了有關措施準備簽署這個命令。這樣一來，主動權落在了墨索里尼這位「領袖」手中。如果說墨索里尼當年只要求法西斯參與薩蘭德拉（Salandra）的右翼政府執政，那麼他現在提出的要求是自己要任首相一職。國王立即發出電報，屈從了這個要求。隨後墨索里尼登上了傳說中的臥鋪列車，在 29 日夜間前往羅馬，並在羅馬組建了自己的政府。自己還兼任外交部長和內政部長。前參謀長阿爾曼多·迪亞茲（Armando Diaz）任戰爭部長，哲學家喬萬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任教育部長。
公元前 88 年「進軍羅馬」是古羅馬最高行政長官盧基烏斯·科爾內利烏斯·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藉助羅馬軍團征服羅馬的一次行動，這次的「進軍羅馬」只不過是一次有效的威脅，與它效仿的當年的古羅馬不一樣。君主的唯命是從甚至令法西斯不必和國家軍隊發生衝突。 1922 年 10 月 30 日上午，墨索里尼抵達羅馬， 2.5 萬人的黑衫軍中只有部分人攜有武器，而且還駐紮在離首都 40 公里遠的地方。如果有足夠的決心，消滅他們對警察和軍隊來說易如反掌。經國王允許，黑衫軍 10 月 31 日在皇宮前舉行示威，但對權力的交接並未起積極的作用。猶如驚弓之鳥的眾議院以 306 票對 116 票表示信任新首相。投贊成票的包括喬利蒂、博諾米、奧蘭多，薩蘭德拉和當時 41 歲的人民黨議員、後來長期擔任總理和二戰後基督教民主黨領袖的阿爾契德·加斯貝利。
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分子效仿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信奉的是：關鍵的並不是多數選民的支持，只需要有堅定的決心——讓對手陷入恐懼、在適當時機奪取政權的堅定決心。如果有了它，那麼堅定的少數派也可獲取政治領導權。義大利法西斯分子達到這個目標蘇俄比較容易：他們在國家的民事和軍事管理機構中擁有盟友，得到工業和農業精英在財政和政治上的支持。當時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自由黨以及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這樣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都確信，與戰後持續的混亂狀態相比，法西斯統治至少不是最壞的選擇。
社會黨的工人運動是唯一需要嚴肅對待的對手，但由於列寧追隨者發起的分裂活動，以及非布爾什維克左翼拒絕與溫和的資產階級勢力合作，他們以這種致命的方式削弱了自己。在共產黨支持下，許多工人選擇無政府主義的方式，也就是根本不遵守法規，製造既成事實的普遍現象，為法西斯系統地無視現行法律提供了完美的藉口。
國家管理者先是容忍了來自左翼的武力升級，這次又認可了來自右翼的更為猛烈的暴力，好像它們是自然威力的爆發。早在 1921 年 1 月，年輕的社會黨眾議院議員馬泰奧蒂就責備國家逐步放棄了其絕對的管理權「政府和地方機關對推翻法律和秩序的行為熟視無睹。私人法律代替公共法律，大行其道……因此工人們說，民主國家不過是一個玩笑，它放棄了實現人人平等的權力」。法西斯在戰後 4 年達到了其目標。他們讓義大利的大多數資產階級都相信，只有他們才能夠結束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面。然而這種局面正是他們自己有意製造的，遠遠超過了極左勢力。
「被肢解的勝利」這種說法是法西斯大力宣揚的觀點，也是義大利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聯盟的宗旨，法西斯在 1923 年 2 月和該聯盟合併。當然這一觀點是他們取得成功的重要的但並不是唯一的心理基礎。如果義大利民主沒有其他的負面因素， 1918 年後法西斯也不會達到 1922 年的囂張程度，例如：南方大部分農村人口依舊處於文盲狀態，工業發達的北方和欠發達的農業中部地區之間明顯的物質差距，幾十年來聽從教廷指令的眾多虔誠教徒不去參加選舉，社會黨的大多數拒絕按照議會制度的規則與資產階級勢力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產生對民主國家的信任，而每個以自由選舉為基礎的制度都需要這樣一個基礎，正是這種必要的合法基礎的缺失為法西斯提供了最好的機會。
法西斯會毫無顧忌地使用他們1922年10月沒受任何抵抗就攫取的權利，是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可預料的事情之一。如果回顧墨索里尼和他的幫手們在前幾年的言談舉止，就可以預料他們會建立一個新型獨裁。當時的問題只是，法西斯分子需要多長時間全方位落實其要求。而另外一個在未來才能回答的問題也浮現出來： 1922 年在義大利發生的，是一個純粹的民族現象？或許是一個可以令某些國家模仿的榜樣？那些同亞平寧半島上的國家一樣，以同樣的方式，在社會、政治和世界觀分歧中四分五裂？
一位有洞察力的同時代人，德國記者哈里·格拉夫·凱斯勒（Harry Graf Kessler）在當時就預見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什麼。 1922 年 10 月 29 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法西斯通過政變在義大利攫取了政權。如果他們守住政權，那麼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不僅給義大利，而且可能給全歐洲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它是反革命勝利進軍的第一列隊。迄今為止反革命的政府，例如法國政府，至少表面上裝作是民主的、熱愛和平的。這裡明顯是一個反民主的、帝國主義的政府重新掌權。在某種意義上說，墨索里尼的政變可以和列寧的 1917 年十月革命相提並論，當然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也許它開啟了歐洲再次進入動盪和戰爭的階段。」
題圖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來自：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