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封建制度崩潰之後，周天子已經無法維持秩序，所以春秋時期出現了失序的情況，時常發生「相與逐利而棄信」的事情。周天子地位衰落，在宗法親親精神連帶瓦解的情況下，原本「禮」的社會規範不再具有約束力。
「禮」的逐漸崩壞，亦使得社會失序，無法規範各諸侯國的關係以及維持和平，遂引發缺乏互信基礎的諸侯們彼此間之鬥爭。各國間的關係如何規範，成為當時重要的課題，在以「禮」維持互信共識的情勢逐漸崩解後，春秋時人則試圖在「禮」的舊有基礎上重建維持互信的方式。
以會盟致信
在《春秋》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中，會盟次數有四百五十餘次，此時的大量會盟是為了加強彼此間的互信關係。襄公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於宋，然而楚國令尹子木卻想要襲擊晉軍，趙文子聽說後詢問叔向該怎麼辦。
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
可見，只要互相以「信」結盟，便不需要害怕諸侯懷有二心。對於春秋時人而言，主盟大國以「信」結盟其他諸侯國，就不必擔心會有背盟的情況發生。而與盟小國也因為有「信」可以安心結盟不須害怕被侵略，盟主和與盟小國的關係，正如子服景伯所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相反地，如果小國對大國「不信」，則會有嚴重的後果。
會盟是春秋時重要的政治現象，雖然周天子地位衰落，但因為會盟能發揮作用，各國間仍維持著一定的秩序。春秋時人認為「盟，信之要也」，足見會盟是當時重建互信共識的重要方式。
對於會盟的起源問題，有學者認為會盟肇始於原始氏族社會；也有學者認為會盟至少可追溯到原始社會部落聯盟；更有甚者將西周視為會盟的形成期。雖然各家說法不一，但是大致上都同意在西周時，會盟制度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在玲瓏看來，會盟形成明文之制度，必然是在周禮成型之後。所以，春秋時期的會盟便是時人運用過去西周的禮儀制度作為互信的方法，而東周政治借著會盟才維持了五百多年的政治生命和榮光。
事實上，從整個社會關係來觀察，會盟不僅僅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見諸於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如「泉丘人有女……遂奔僖子……盟於清丘之社。」因此，會盟自古即是很普遍的一種互相約信的方式，並且在周代超越了當時還相當嚴格的身份階級，在國家間乃至個人間都有強化彼此關係的作用。可見，春秋時人依舊認為西周禮儀制度有維持秩序的功能。
會盟的目的是為了致信，但是還需要藉助其他的力量來加強互信的約束力，從「盟」的字形字義分析，便是「昭明於神」之意，說明最初的會盟具有宗教上的意涵，以天神的力量作為互信的基礎，這和殷商時期延續下來的人離不開「天」、「神」的概念有關。
古代的會盟最初是以神為對象，是與神約束的行為，於此尋求秩序的根源。會盟乃是從周代傳承下來的制度，周代的會盟本就帶有宗教、神靈的色彩，為了使會盟更能達到互信的目的，藉助會盟中所帶有的神靈力量，這也是春秋時期會盟能發揮致信功效的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在春秋時期的盟書中常有背盟者將會受到天神處罰的誓言，經常以「凡我同盟」作為開頭，以「明神殛之」作為結尾，盟書的互信約束力之所以更強，是因為盟書中的誓言乃是藉助神靈的力量使人尊盟守信，所以誓言的運用，是希望借著神靈的力量表達出強烈的約束意識。可見，誓言作為維持各諸侯國間的互信基礎，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式。
對於春秋的政治而言，以會盟作為取信於人的方式，是足以被當時人所認同並大量實行的。因此儘管春秋不乏有臣弒君等背信棄義的例子，但是從政治上看仍帶有相當的道德性，並且使得當時的政治秩序維持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換言之，正因為有會盟作為互信的基礎，春秋時期才能展現出仍舊重禮重信的風氣。
董仲舒曰：「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
可見，相較於後世，春秋時期的確是個強調「信」的特殊時期，儘管仍有弒殺的情況，但不減會盟作為互信基礎的價值。
因此，會盟重精神、尚道義、講信守，推己及人，和睦相處，始能見其效。不過，由會盟、盟書到誓言的發展過程中，不難發現「信」其實一直處在逐漸鬆動的情勢中，必須尋找能更穩固彼此信賴的方法。
霸主以身作則
在春秋時期最著名的人物是「春秋五霸」，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則是齊桓公與晉文公——「齊桓、晉文，五霸之英豪也」。玲瓏便以齊桓公和晉文公的事跡，來分析說明春秋時期的「信」的觀念，是如何蓬勃發展並受到重視的。
在春秋這個紛亂的時代中，霸主除了有強大的武力之外，還必須有其他使各諸侯順服的因素，這樣才能維持會盟的功效，而唯有靠「信」，才能得天下人心，各國間的秩序才能維持。
「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
由此看來，霸主重信乃是獲得天下讚譽和信服的致勝關鍵之一。霸主中最負盛名的齊桓公與晉文公當然也有重「信」的事跡，因而以齊桓公與晉文公作為研究對象，當可了解霸主是如何借「信」於諸侯而成就霸業的。
齊桓公之所以能成為霸主，除了齊國富強以及有管仲的輔佐之外，還因為齊桓公有「信」才得以號令諸侯諸王攘夷。如著名的「柯之盟」即是齊桓公昭示信於諸侯的例子。
齊桓公在「柯之盟」後奠定稱霸的基礎，成為五霸之長，是因為「信」乃是成為霸主的先決條件，唯有「信」才能服群雄，而僅憑用武是絕對不會成功的。當然，霸主在守「信」的背後，仍需要以強大的武力來震懾諸侯。如在「葵丘之盟」上，諸侯聽令於齊桓公儘管是信其仁，但是也畏懼其武力。
晉文公曾對楚國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表現了「信」的品德，足見「信」的觀念在春秋時代的重要性。晉文公稱霸之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示「信」，即是伐原的行動，晉文公遵守三日未攻下原即退兵的諾言，因而以「信」獲得天下人心。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也可看出晉文公重「信」的政治號召力——「諸侯圍攻許……復曹伯，遂會諸侯於許」。「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還是「禮」的一部分。君主倘若失去了這樣的道德感，是無法成功的。
晉文公在這一事件中雖然被諷刺「非禮、非信」，但是他立即改正，復曹伯並與諸侯會於許，足見他仍十分尊「信」守「禮」。從《左傳》中的許多描寫，都可以看出晉文公具有講信重諾的品質，及以信示民的道德情操，所以終能成就霸業。
晉文公在處理外交政治上是具有道德性的，他的稱霸過程或許使用過詐偽的手段，那不過是順應時勢的需要而已。如「晉文公將於楚人戰，召舅犯問之……召雍季而問之……」晉文公雖然最後聽從了舅犯的意見，但是他了解此僅僅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如果想要求得萬世太平的長遠利益，還是得採用雍季的建議。這也是晉文公稱霸的原因之一：除了要有權衡輕重、得失，以及明辨是非、時宜的能力之外，最終還是要強調「信」的重要。
可見，春秋霸主行事儘管不一定完全符合道德上的要求，不過比起戰國的君主只求富強不管道德的作風，他們仍是相當守「信」、有「德」及尊「禮」的。因此，他們的貢獻仍舊是值得稱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