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中文核心期刊
《文化縱橫》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可在「文化縱橫」微店訂閱
✪ 葉曉君 | 北京語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近日，「貴州43斤女大學生吳花燕百萬捐款只收到2萬」的新聞如海嘯般噴發，引起人們對9958兒童救助中心「把慈善做成一門生意」的強烈質疑。然而，吳花燕的悲劇被當成斂財工具，卻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在當前中國，眾籌平台和社交媒體為慈善公益活動帶來的是驚人的動員能力和籌款速度，卻並沒有減少社會的不平等，甚至沒有進一步召喚人們的公益行動，淪為「消費即慈善」的秀場。本文作者認為，必須警惕網際網路包裝下的慈善變成維護貧富分化的工具。平台算法邏輯、商業利益以及消費主義文化，正在把慈善所依賴的「同情文化」改造為功利化的數字遊戲和愛心表演。中國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必須堅持解決社會問題的初心，需要社會團體和政府建立更為良性的合作和相互監督的關係，而不是寄希望於通過技術一勞永逸地解決慈善動力問題。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第10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技術神話光環下的中國慈善公益
在當前中國，以眾籌平台和社交媒體為核心的慈善公益活動因其驚人的動員能力和籌款速度而得到廣泛關注。在技術的助推下，慈善公益活動變得愈發便捷，人人都可以在指尖和滑鼠的共舞中安放自己的愛心。
然而，我們並沒有等來「人人慈善」的時代，反而是此起彼伏的爭議和醜聞：2014年「冰桶挑戰」變成名人社交遊戲，2016年羅爾事件中山窮水盡的父親形象一再反轉，2017年支持自閉症的「小朋友畫廊」染上「選秀」嫌疑，2018年冰花男孩中善款的共享引來各種質疑，以及在王鳳雅事件中出現輿論審判現象。在這些讓人目不暇接的「爆款」事件中，既有慈善公益領域中老問題的重新表達，也有慈善事業技術化過程中滋生的新問題。
為了更好地理解新興慈善公益形態帶來的挑戰，本文以中國慈善公益事業面臨的問題和信任危機為起點，討論慈善公益事業技術化如何在解決/迴避這些問題的同時又孕育出新的危機，進而探究資本和數位技術如何凝合成為中國慈善事業的重要形塑力量，侵蝕中國社會主義語境下慈善事業的基礎和獨特性。
▍「同情疲勞」下的慈善技術化
按照鄭功成對現代慈善的定義，以社會貧富分化為基礎的現代慈善離不開建立在同情文化基礎之上的社會捐贈，因而其面對的最大危機就是「同情疲勞」。根據日常經驗，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網際網路慈善興起之前，社會捐贈往往是以特大災難事件為基礎的「動員式的募捐」，2008年汶川大地震帶來的慈善捐獻就被認為是一次異常高潮。大眾慈善未被日常化和普及化的原因很多，除了國民慈善意識不足，還有捐助方式的問題。以災難事件為基礎的募捐經常是自上而下、有組織的捐贈形式，在日常空間安置了各種捐款方式，以省去人們去郵局匯款或銀行轉帳等麻煩，讓愛心到捐贈的轉換變得更為直接和便利。
與此同時，中國的慈善機構同樣也面臨運作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監督和評價體系等一系列老問題。關於慈善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的報導從未淡出人們的視野。而接連不斷的醜聞讓本應造福社會的慈善機構變成了人們眼中的造富工廠。郭美美事件正是中國公眾對慈善機構失去信任的一個集中表達。由於中國知名的慈善機構大都是半官方形式，中國公眾在輿論推動下直接將這些官辦的慈善機構等同於政府，愈發不信任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救助活動。
商業化的眾籌平台和社交媒體聯手形成新的公益慈善形態，正是在這種信任危機中完成了對慈善事業的「去中介化」，以「技術拯救世界」的姿態，宣稱對普通用戶賦權，試圖解決中國慈善事業的日常化、效率以及監督層面上的問題。
首先，點讚、轉發以及手機支付等數字化技術為「善心的釋放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消除了複雜捐贈方式的障礙。其次，讓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間相互「看見」，從而可以更有針對性地解決善款的利用和監督問題。這裡不再需要任何慈善機構的中介，捐贈者可以直接面對需要幫助的人，全權接管與監督自己的愛心和善款，同時需要幫助的人也不再被動地等待著不合自己需求的救助，而是被賦予自我言說的能動性，主動出擊尋求解決自己不幸的辦法。
作為技術平台提供方的企業一方面負責審核項目真實性，監督追蹤善款的使用；另一方面收取一定的手續費或者通過流量變現，從而能夠在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實現平台的收益。在雙贏話語的助力下，眾籌技術解決了求助者和捐助人之間信息的不對等與不透明問題，「網絡慈善成為慈善金礦」。
但是技術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是多元且矛盾社會意圖的物質表達。我們在歡呼網際網路慈善成為「金礦」的同時，往往忽略了在眾籌平台和社交媒體的聯合中，與慈善公益目標不相一致的社會意圖和商業力量也在形塑著慈善公益的發展方向。前文提到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在網際網路慈善的技術神話光環之下慈善公益事業面臨的新老問題。
▍「愛心超市」里新的不對等
在新興的網際網路慈善下，受助者不會再啼笑皆非地收到「10個書包」或者領到短裙來當過冬福利。他們可以清晰明確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從而得到最直接的幫助。這種賦權確實具有積極意義，但其局限性和潛在危害也不可忽視。潛在的捐助和受助者並不同處於一個觸手可及的物理空間，無法直接感知到求助者的需求，依然需要藉助各種關於不幸和困境的言說來充當中介。
以羅爾事件為例，在整個事件的發酵過程中，是羅爾而不是羅一笑讓這個不幸事件在眾多白血病患者的故事中脫穎而出。也就是說，「我們」更多是被羅爾的文字打動，才在眾多不堪重負的白血病家庭中看到羅一笑，並伸出援手，但發現這個爸爸有超出普通人的財力後，「我們」又紛紛感到憤怒，那位本應被同情的小女孩卻成為一個「在場的缺席者」。
當前網際網路慈善公益愈發強化「可見性」作為劃分不幸等級的標準：被看見的不幸才是值得被消除的不幸。時至今日，決定不幸的可見度的，不是不幸的程度，也不是需求的緊迫度，而是關於不幸的敘事如何才能被看見，並打動螢幕前的陌生人。眾籌平台和社交媒體成了一個各種「不幸」相互競爭的超市。這裡的「他者之痛」不再互相聯繫，它們從不平等的社會語境抽離出來，被包裝在一個個獨立的故事裡，爭奪捐助者的注意力和愛心。與不幸競爭相配套的是「捐助者及上帝」的視角。和超市裡的消費者一樣，個體的捐助者被賦予「超級能動性」或「自由」，取代慈善機構來決定自己愛心的最終安放。
在賦權的光環下，捐助者的權利和權力被濃墨重彩地凸顯出來，成為延續和推動慈善的新動力，這也使得「快樂公益」的潮流日漸成為應對宏大敘事失效之後的新範式。關於苦難的宏大敘事已經被拋棄，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強調的是苦難的普遍性，指向結構性的不公。如今捐助者已經變成投資人，是「上帝」，不能讓他們因為面對普遍性的苦難和不幸而感到無力，更不能對造成苦難的結構性不公而感到憤怒。因為無力和憤怒都不會讓捐助者慷慨解囊。快樂、正能量、時尚才是主旋律。2017年「小朋友畫廊」就是這一新範式的典型案例。它並沒有調動關於自閉症的痛苦和悲慘來催淚，而是用暖心抓人的色彩、明亮豐富的主題以及恰到好處的音樂打動觀看者。
快樂敘事摘掉「消費苦難」的帽子的同時，也把慈善變成了一種自我表達和自我升華。鼓勵自我表達的社交媒體是這個轉變中的重要一環。在對「小朋友畫廊」的大量朋友圈轉發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轉發者和捐贈者的感慨，在表達愛心的同時順便展示一下自己不俗的藝術品位。當慈善和公益活動不再借用公平和正義等宏大敘事來動員人們的慈善行為，自我的感覺和表達成為善的動力和回報。在一些快樂公益活動中我們甚至從頭到尾都看不到慈善的對象是誰，公益的目的是什麼，焦點是籌到善款的數量以及參加者的自我升華。
網際網路眾籌平台一方面解決了慈善機構的中介問題，另一方面也強化了捐助者和受助者的不對等關係。眾籌平台並沒有給受助者提供真正的言說平台，受助者和捐助者之間的互動十分有限，只有當捐助者的捐款數額達到一定數量，受助者才會親自回復，否則只有非常機械化的自動回復。事實上，這種直接但差異化的回覆強化了捐助者的恩賜色彩，而不是受助者的能動性，這恰恰又是現代慈善希望避免的問題。
理想的大眾慈善不同於建立在社區或親緣關係之上的互助，它是在沒有直接社會聯繫的陌生人之間的一種互助行為。慈善機構充當著捐獻者與受助者之間的中介和橋樑，使得捐獻者與受助者不存在面對面的接觸，彼此並不知道對方是誰，少了恩賜的色彩，多了回報社會的光榮，有益於形成社會互助的氣氛。我們的捐助首先是出於這樣一種社會期待--當我們遇到同樣的不幸，也會得到來自他人同樣的幫助。這使得我們的幫助並不是要馬上獲得回報，而是一種延長的心理期待。建立在互助行為背後的邏輯既不是利己或利他的心理所能囊括，而是強調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對「他者之痛」、對社會不公的責任。同時，遙遠不可及的捐助者也並不承擔直接的監督角色，是由地方政府或當地社區來完成有效的監督。
事實上，過分強調捐助者的監督權利一直存在於中國慈善公益事業中，並已經產生破壞性的後果。例如，汶川地震中捐助者通過媒體報導的「關心式監督」經常演變成對災區和災民正常化的期待，迫使災區與災民不能在多元的時間節奏中慢慢恢復社區和心理重建，被迫在短時間內「復工或複課」，反而出現更為嚴重的社區矛盾和心理問題。
(即刻起預訂2020年《文化縱橫》雜誌，可獲贈文化縱橫電子刊6個月VIP權限，免費暢讀、暢聽所有已出版的雜誌，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平台的商業利益和議程設置
除了消費主義邏輯的影響，企業的商業利益也在主導著新興慈善的方向和議程設置。當前眾籌平台主要有兩種營利模式，第一種是利用公益鋪路，然後將服務對象轉化為相關企業的潛在客戶。如剛被官方認可的水滴籌就是直接把眾籌平台轉變為銷售健康險產品的網際網路保險平台。另一種模式則是創建流量入口和其他業務形成對接，即把慈善變成護城河一樣的存在來守護其核心業務。
眾籌技術是平台經濟中一種重要的鎖止技術，它通過生產社區來保證用戶的黏度。支付手段、回報和監督機制都在幫助眾籌平台把捐助者鎖在同一公司內部平台。例如，騰訊公益平台使用的是同一集團的微信支付，捐贈後獲得的虛擬獎賞或貨幣都直接鏈到該集團其他業務（QQ秀、QQ空間、騰訊遊戲等）的入口。
這種回報機制試圖鼓勵捐助者把參與感、歸屬感、榮譽感兌換成虛擬貨幣，把一次性的愛心捐贈轉化為具有持久性的日常消費。它們不僅可以讓集團其他業務的原有客戶產生更多的數據，同時也可以培養更多未來用戶。哪怕是不成為任何業務的用戶，捐助者也會被各種推送服務邀請過來對其捐助項目進行「監督」，為平台的流量作貢獻。
平台技術正在把行善社區變成消費社區，從而「解決」了持續為善的動力問題，並且這些操作在雙贏話語的包裝下並不會引起人們的反感。道德光環或遮蔽或合法化了平台利益對慈善事業的挪用。無論是哪種模式，最大限度的吸引流量是當前眾籌平台競爭中的重要砝碼，於是各種簡單有效的手段被開發和利用起來。
例如，在線下的推廣中，很多平台的推銷員都是底薪加抽成，業務量的完成直接關係到他們的收入，這迫使推銷員或多或少成為了 「星探」。例如2017年火爆朋友圈的「小朋友畫廊」，其作為一個致力於幫助自閉人群的項目，卻以「尋找中國的梵谷」為口號，充滿「選秀工作室」的味道。更不要說平台在日常籌款過程中出現審核把關不嚴、籌款數目隨意變更等急功近利的做法。
而平台蘊含的「贏家通吃」的壟斷本質更加劇了它對慈善生態的滲透和改造。眾籌慈善平台的壟斷首先來自對捐贈的大數據搜集和分析，以此可以對不同苦難敘事的「效益」進行評估，從而「發現/包裝」更能提升流量的求助敘事，以此來「管理」眾多愛心故事的可見度。然後利用這種管理功能來為自己平台的利益或者其他業務服務，從而鞏固彼此之間利益輸送的鏈條。
這種管理功能已經成為網頁基本架構的一部分，讓人難以察覺。它可以通過各種介面語言來「推銷」特定的不幸故事，比如「小朋友畫廊」項目的火爆背後離不開騰訊眾多平台（騰訊公益、微信公眾號和朋友圈）的聯合造勢，而事後媒體揭露其善款監管方--愛佑未來，是由騰訊公司的董事長馬化騰出資發起的。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眾籌慈善平台對自己的議程設置進行必要的解釋。換句話說，平台可以毫無壓力地設置自己的議題，安排眾多不幸的可見度等級。因此，雖然法律上規定慈善公益組織不能營利，但是並不妨礙公益眾籌平台成為企業營利的工具。雖然馬化騰認為企業家不能擔任基金會的法定代表人的規定會「在實踐上抑制企業家成立基金會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但在理論上，馬化騰完全可以通過騰訊公益的平台來保證其在基金會的話語權。於是，平台技術使得愛心超市可以讓慈善資源為各種企業利益服務，並對公共利益產生巨大影響，同時卻又很難被監控。
▍網際網路慈善公益的功利化和去行動化
在一個行為日益數據化的平台邏輯下，慈善事業會日益功利化。眾籌慈善則把籌款當成了目標而不是手段，把籌款數額和速度當成了評估慈善效率的標準，把慈善變成愛心競賽。在眾籌平台，善心和善意被抹平，以金錢的數量單位進行衡量和對比。前文提到的平台捐款設置的回覆也在強化這種功利標準。騰訊公益網頁2017年直接把個人捐款和籌款項目的排行榜放置在醒目的位置上；2018年，把焦點轉移到平台本身，把歷史籌款總額和參與總人次放置在首頁。
許多公益事業的評估本來就很難量化，也不能用是否「增長」來進行評估。因為公益事業的最終目標是社會不幸和社會問題的逐漸解決，而不是逐年增多。然而，眾籌平台成功地化解了這種無法量化效益的尷尬。如「小朋友畫廊」公益項目的創始人接受採訪的時候已經儼然把籌款的成功置換為這種教育+康復模式的成功，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取代了對這種模式的局限性和有限性的反思與討論。幾副好看的畫作被等同為特殊群體的「成功」或者「康復」的標誌，被置換為對藝術療法以及對該公益組織的肯定，於是品牌化和規模化之路就順理成章地開始了。
不能否認，眾籌技術為社會互助提供了許多可能性，尤其是利用社交媒體擴展了原有的以地緣和業緣為基礎的社群慈善。比如，在2016年「99公益日」活動中，最牛的一位網友動員了7541位好友，籌款超過169萬元。但潛藏在這些成功案例背後的一個危險信號是同情文化的缺失以及慈善的圈層化。這些「成功」的募捐活動往往都是依賴於並反過來強化受助者和捐助者本已存在的社會聯結，這不僅與以同情文化為基礎的社會捐贈有段距離，甚至還有些背道而馳。
同情文化強調的是陌生人之間的社會互助，力圖解決當前社會階層分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但是如今在眾籌平台和社交媒體相結合的慈善實踐中，求助者信息能覆蓋的社交圈（社會等級）成為籌款成功的關鍵。平台對大數據的分析和開發會使得這些「成功」的案例反過來強化平台對其他失敗案例的「歧視」，而這些無法迅速籌款的案例往往又關係到更為弱勢的群體和階層。
眾籌平台和社交媒體聯手形成的社區互助也並不打算召喚進一步的行動，「消費即慈善」。在「小朋友畫廊」的案例中，均值的小額善款降低愛心的門檻，平台內部資源的整合讓我們動動手指就能完成對他人的幫助，降低了行動的門檻，如在社交媒體上點讚、發文、轉發等。於是慈善變成了一種很「酷」的生活方式。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人們在社會現實中需要直接面對這個群體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是無知、恐慌以及排斥。
在慶祝中國網際網路慈善井噴的同時，中國的志願服務參與率很少被提及。在全球參與調查的145個國家，2016年中國的指數為4%，即2016年增加400萬志願者，與當年人口增長率相近，排名倒數第三。這與高速增長的個人小額捐款形成強烈對比。眾籌慈善和這種去行動化的潮流相互強化，它讓人們不必有直面「他者之痛」的不安，可以安全地躲在螢幕後面，自在、輕鬆地獻愛心，陶醉在自戀的道德光環中。
▍破壞性的慈善和社會公平
簡而言之，眾籌平台不是一種中立的技術，平台算法邏輯、商業利益以及消費主義文化正在把「同情文化」改造為越來越功利的數字遊戲和朋友圈的愛心表演，讓競爭邏輯主導了受助者和捐助者之間的關係，並重塑了公益行動的方向。
一方面，愛心競爭不僅讓各種企業家動用各種市場營銷策略和敘事技巧，來使得自己的慈善或者公益項目在愛心超市里勝出，更使得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間的關係愈發不平等。
另一方面，在技術神話中，社會不公似乎不需要傷誰的筋、動誰的骨就能得到解決，它把解決當前社會的結構性不公消解為互相獨立的個人不幸，不是苦難、不幸或者不公促成了人們的團結，是機構實現或者強化了自己的品牌，其用戶的數據形成了聯結。
而更危險的是技術和資本正在凝合成一股新的形塑力量，並且呼應著慈善資本主義邏輯，影響著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方向。在新時代，慈善公益事業已經被當成一種風險投資，以效率和利潤為導向，通過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控制與平衡來實現捐贈者/投資者的投資回報率。而這樣的新的慈善事業模式經常被簡化為商業思維來做社會公益，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用市場方法來實現慈善公益的可持續發展。這種雙贏話語掩蓋的是慈善資本主義的破壞性，以及日益不受約束的大資本家的權力。正如塞繆爾斯所揭示的，富豪慈善家的決策過程不需要聽取公眾意見和公眾監督，但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造成影響。
而如前文所示，在中國語境下數位技術和資本正在以相似的邏輯改造中國慈善事業。慈善事業並不排斥競爭，但是慈善事業的競爭並不是捐助者或受助者的競爭，而是解決社會問題不同方案和路徑之間的競爭。如今慈善公益卻用競爭邏輯固化原有的社會等級，並製造出新的不公平。慈善事業並不排斥效率問題，但是效率的衡量標準是社會問題是否得到解決，而不是籌款或規模化的速度。籌款數額的多少，規模大小，受益人群的多少，這些可量化、可視化的標準容易在短時間內用漂亮的數字獲得捐贈人/投資人的認可，從而吸引更多的資本。同時，盤根錯節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問題則被分割成相互獨立甚至相互競爭的項目目標，成為各基金會吸引目光和資源的商機。
這些都與中國慈善事業的初衷背道而馳。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慈善不被承認和接受，因為那意味著要承認貧富差距的客觀存在以及私有財產的合法化。直到1994年《人民日報》發表了《為慈善正名》之後，慈善事業才開始獲得正式的發展。所以，與其說慈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果，不如說是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分化、國家-單位保障體制瓦解的結果。但是社會主義語境下的慈善事業強調的依然是，在社會範圍內的「財富轉移」或者財富再分配，以此來平衡市場經濟帶來的財富分配不公等問題，從而確保財富的公共性。
換句話說，雖然社會貧富分化是現代慈善事業賴以生存的基礎，這是現代慈善事業無法拒絕的「原罪」和內在悖論，但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的語境下，慈善事業不能成為維護社會貧富分化的工具。2016年頒布的《慈善法》明確規定慈善機構不能營利或分紅，也明確規定「基金會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時擔任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說，在法律意義上，中國並不具備慈善資本主義的存在空間，也不允許出現可以隨意混淆私利和公益的慈善資本家。然而，以營利為目標，崇尚效率，以雙贏話語為外衣的慈善資本主義邏輯在中國慈善事業領域的影響力卻與日俱增。
雖然消除個體不幸比解決社會不公平來得簡單，但是在社會主義語境下發展慈善事業的目標必須以消除社會不公為己任，而不是利潤驅動的規模化或擴張。中國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必須堅持解決社會問題的初心，堅持社會均等化的價值底線，而不能一味地誇大慈善公益的社會功能。這一過程需要社會團體和政府建立更為良性的合作和相互監督的關係，以及在更大範圍內培育追求公平的公益文化和行動主義，而不是寄希望於通過技術一勞永逸地解決慈善動力問題，從而生產出更多的社會不公。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第10期，原題為「技術神話光環下的中國慈善公益」，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注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打賞不設上限， 支持文化重建
長按下方二維碼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