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是中華文化中一部具有傳奇色彩的著作，為中華文化「三玄」之一。所謂「玄」，既有深刻奧妙之意，也有難以駕馭之意。實際上，這部著作是中華文化中的哲學之作，涵蓋了中華民族的先人對天地、自然、萬物、生命等運行規律的認識。
「易」字本意是指日月變化，《易經》也就是一門研究變化的學問。
《易經》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在變化，正所謂變則通，通則久，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應該說，幾千年前，中華民族能夠以這種運動的思維來認識世界，在人類文明中極具超前性。那麼如何把握這種變化呢？
《易經》中暗含著三條重要的法則：即「變易」「不易」和「簡易」。
所謂「變易」，就是要打破僵硬的思維模式，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世界。沒有永恆之法，沒有不變之制，沒有常興之朝。無論是個人、團隊必須時刻關注變化，做到居安思危、治而思亂、存而思亡。縱觀歷史的王朝興衰，其核心問題就是沒能把握住這種精神實質，要麼居功自傲，要麼不顧及百姓的好惡，要麼不了解世界的變化，最終導致政權喪失。
比如，中國歷史上清王朝的覆滅使中華民族幾乎陷入滅頂之災，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面對全球化浪潮，特別近代科學技術的日益興起視而不見，以「天朝老大」自居，喪失了融入世界的發展機遇。而中華民族近幾十年取得令世界矚目的偉大成就的原因，則正是立足自身實際，放眼世界和未來，不斷改革與創新的結果。
所謂「不易」，是指萬物都有其規律，反映了事物運動的本質特徵，只有抓住規律，才能夠以不變應萬變，以此來順應歷史和自然。
歷史上有一個「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的父親叫鯤，奉君王之命治理天下水患，但是，由於他沒有認識到水的運行規律，盲目採取堵的策略，結果無功而返，被君王治罪處死。大禹繼承父志，認真觀察中國西高東低的地形特點，充分認識到「水因地而制流」的特質，確定以「疏導」為主體的治水方略，水患最終得到有效的治理，而大禹也被推為天下之主。
縱觀《易經》的六十四卦，它結合自然和社會變遷，總結了很多有效的規律，成為指導後人做人做事的重要法則。比如「物極必返，物壯則老」，《易經》認為凡事不能走極端，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把握一個度，一旦走了極端，就會背離初衷。
舉例來說，《易經》中的「蒙卦」就強調「蒙亨」，意思是孩子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一件好事，但《易經》同時強調「童蒙吉」，言外之意，孩子在少年的時候，其本性是潔白的、善良的、童貞的，充滿幻想與好奇心，教育不應該過早地打破孩子的天性。教育應該與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並進，與人的自然成長規律並進，只有這樣才符合科學規律。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家長望子成龍，一方面給孩子灌輸了太多超出孩子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的知識，影響了孩子對求知的興趣;另一方面讓他們充滿功利心和虛榮心，影響了孩子良好性格的塑造，令人惋惜。
所謂「簡易」，實質是一種大道至簡的情懷。
試想，如果太陽每天出落方位不同，季節變化也不循規律，世界徹底失去秩序，我們又何以生存？大自然啟示先人，治理天下、管理社會、經營人生，也應該保持一種「不折騰」的心理模式。正如老子所講：「治大國，若烹小鮮。」「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世界之所以亂，乃亂於執政者忘卻初心，朝令夕改，使天下百姓不知所歸。
大漢朝的第二任宰相曹參上任之後，沒有為了彰顯自己的存在而出台新的政策法規，一些大臣提出一些新的意見和建議，曹參也以種種理由拒絕。為此，漢惠帝很不高興。曹參和漢惠帝講，請問是您的水平高呢，還是您的父皇劉邦水平高？漢惠帝講，不如父親。曹參接著問，是我的水平高呢，還是蕭何丞相水平高呢？漢惠帝講，就治國而言，蕭何應該更高一籌。曹參解釋，那就是了，他們剛剛制定了系統的治國方略，我們關鍵是抓落實。事實證明，漢朝初年，正是因為實行黃老之治，以不擾民為第一法則，堅持政策的連續性，因幾百年戰亂而遭到破壞的生產力才得以恢復，從而奠定了文景之治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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