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薯稀飯怎麼做成了「閩南亂燉」?

北青藝評 發佈 2020-01-18T04:29:28+00:00

也就是說,當你想把一個人、一個故事、一個地方拍成電影時,你應該先試著想想清楚,什麼是電影。文| 澆米雷曼家族的命運變奏與漂流:一葉孤舟,以「三」為軸茅威濤的「變法」:《三笑》是一步險棋精英不止犀利 律師不是訟棍:《精英律師》是一出低仿的《西遊記》作妖不等於覺醒 編劇醒醒吧

新近上映的《蕃薯澆米》是一部閩南色彩濃重,關係閩南文化的電影。年輕的導演葉謙是土生土長的福建人,作為服裝設計師正當紅,在設計方面也時常吸收故鄉獨特的文化元素與思路。創作首部劇情長片時,葉謙自然直接將鏡頭對準了故鄉的風景與人情。

影片取景福建,講述了兩位鄉間老人的「閨蜜」情誼與生死相隔後的個人價值追尋。主演頗壓得住陣,分別是台灣的兩位影后歸亞蕾與楊貴媚。二人扭轉口音重學當地方言,另外又費了不少功夫體驗生活,才算接近了農婦的角色設定。歸亞蕾所飾的寡婦林秀妹年過七旬,丈夫早逝,兩個兒子也都成家立業在外拼闖。與兒媳婦帶有距離的日常生活、無事操心也不被需要的孤單狀態,便是故事的起點。而楊貴媚所飾的賣菜姐青娥的離去,則讓林秀妹有了直面餘下人生、探索更多可能性的想法。

片名「蕃薯澆米」對於同鄉人來說定然是親切異常的,稍作翻譯,這便是最普通、清淡的家常飯食——紅薯稀飯。「蕃薯澆米」是林秀妹性格與情感的標誌,更是這部電影提供給目標觀眾的心靈把手,直接引向了對故土的思憶。但影片的總體風格與創作特徵,卻與稀飯恬淡中的細微滋味不大相配,反而是將鄉野的樸實生活和民間的文化奇景進行了「亂燉」。觀眾愛不愛吃這口兒,就全賴於對食材本身是否眷戀了。

「內地首部閩南語對白院線電影」,這組錙銖必較的描述或首現於片方的通稿中,媒體又常將之壓縮為「首部閩南語電影」,看似無差,卻漏掉了必要條件。以閩南語為語言載體的方言電影,被概括為「廈語片」,在中國電影史上可謂源遠流長,依學者統計,至少有兩百多部。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已顯蹤」於大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更由香港、台灣傳播、發揚光大於東南亞華人的視野中。

誕生於閩南文化中的《蕃薯澆米》,間隔大半個世紀,脈絡仍可接續當年的前輩。最突出的幾點可羅列於下:一是「婦女悲情」的題材情調;二是本地文化風俗的元素嫁接;三是傳統鄉村的原鄉意識。片中,秀妹與追求者阿水師共賞的戲曲《陳三五娘》,便是早期「廈語片」多次改編的女性題材民俗經典。

「婦女悲情」之所以成為廈語片的重要特徵,當地現實生活的男女差異情況當然是最大的原因。《蕃薯澆米》雖然聚焦閩南當下,但家庭框架的約束和封建觀念的掣肘,仍然是劇中二位女性的苦惱來源。導演葉謙以當代視角改寫了悲情人物的設定與處境,將傳統的少女與新婦形象換為年逾七十的老年寡婦。林秀妹在家庭中的邊緣之姿、老年戀遭遇的牴觸以及她仍需不斷勞作於鹽田、菜地之間的生活情境,與福建千百年來的女性形象異曲同工,不過又增添了老年關懷的次命題。而好友青娥的子女壓力、婚內暴力,乃至秀妹兒媳婦所面對的六合彩風波和與丈夫的疏離,都為這一題材主旨做了補充說明。《蕃薯澆米》試圖以細節梳理這諸多的頭緒,在窠臼中完成深度,卻極難成功。悲情之悲不到,細節本身只構成了影片對地方上保守人際關係的照搬全收。

相比人物情感,《蕃薯澆米》編劇、導演思路上的核心考慮,更像是如何通過文化風俗元素的組合完成對原鄉精神的重召。說得更直白些,就是怎樣將那些具有閩南風味的關鍵元素拼盤,召喚觀眾的鄉愁和對閩南文化的欣賞。影片場景方面展示了村舍、田野、鹽場、海角的風光,在情節里串連起了各種民間信仰的元素,如舍公、媽祖、阿土師,還有民俗儀式如喪葬、敬神;大至曲藝表演、小至花色頭巾,都在強調這鍋「閩南亂燉」的特色風味。

這種風味顯然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誇張的,正如秀妹與阿水師在三角梅邊踩水車一場戲,帶著鮮明的架空感和舞台感,人物間或唱起的民謠,也同樣帶出一種半抽離的表演特徵。從頭到尾,影片面面俱到地拼湊著不同風味,也不忘引入一些與風味有違的元素。例如被台灣人承包的集中生產蔬菜的大棚,對秀妹態度冷淡、埋頭電子遊戲的大孫子,沉迷於六合彩的兒媳婦,以及夜間收看的天線寶寶節目等,就都作為「異化」的代表,被加入進來反襯秀妹溫柔生活里的原鄉含義。

當然,創作思路不宜作為孰優孰劣的衡量對象。對閩南的關注、對原鄉的回望本身,已經是《蕃薯澆米》的特異所在。儘管其中包含的不是一種更具分量的回憶式的鄉愁,而是一種概念化的想像的鄉愁。但這種別樣的鄉愁,同樣誕生於一些人的目光,也將真實共鳴於另一些人的心靈。所以,這部電影躋身於文化背景相對單調的流水線製作里,還是值得被它的目標觀眾所看到的。

可令人不吐不快的是,影片即使作為青年導演的初創之作,仍顯得過於混亂和業餘,視聽設計放縱而毫無體系可言。《蕃薯澆米》作為電影藝術的創作,可以被直接判定為不合格。這並非是一部純樸、笨拙的以「看」來關切拍攝對象的電影,而是有著鮮明的「做」的痕跡的,但導演的介入、製作的融合又顯然是失敗的。

在影片中,部分場景的調度或框取有著對藝術經典的模仿參照,但拍攝效果的控制、內在意義的填充則未能實現。以青娥偷菜的幾段戲為例,楊貴媚仿佛回到蔡明亮的片場,獨身一人在頗具形式感的燈火通明的大棚中,沒有敘事信息量、未能引發凝視、也不曾提出造型意涵,只是對情節的「擺拍」。更不要提其他段落對阿彼察邦的致敬了,當真差之千里。

許多人也提出了職業演員與素人演員在本片中的兼容問題。歸亞蕾與楊貴媚的勉力表演卻無功而返確實是本片的最大遺憾。但遺憾之外,這點錯漏實際上指向了一個更大更難卻往往被低估的問題:什麼是電影?什麼是電影藝術?本片的未全之處提醒我們,藝術電影不是一種學科經驗、更不是一種階層資源。今天的藝術電影可能存在文化窠臼,但沒有任何電影可以從文化窠臼里生髮出來。也就是說,當你想把一個人、一個故事、一個地方拍成電影時,你應該先試著想想清楚,什麼是電影。

文 | 澆米

雷曼家族的命運變奏與漂流:一葉孤舟,以「三」為軸

茅威濤的「變法」:《三笑》是一步險棋

精英不止犀利 律師不是訟棍:《精英律師》是一出低仿的《西遊記》

作妖不等於覺醒 編劇醒醒吧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