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1日，法制日報社舉辦首屆法律人紀實寫作大賽頒獎典禮，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在會上的主旨發言探討了法律文學的內核與可能的方向，頗有啟發意義，本報特別予以刊發，以饗讀者。
幾年前，有一位作家說，中國當下已然不需要小說了，因為中國社會發生的事情遠遠超過小說家的想像。我覺得，確實如此。
我曾經在網上看了一個小視頻，是一個犯下系列殺人案的兇手最終落網了。一位女記者跟他面對面進行對話，戴著手銬腳鐐的兇手說：「最好是換一個男記者來。」女記者問：「為什麼呢？」他說：「我的動作很快的……」
這個故事聽起來開始還挺驚悚的。但幾輪對話後，他忽然談興起來了。
他說，自己在逃亡過程中非常饑渴，看到路邊有戶人家，就進去要討口水喝。進去之後才知道，那戶人家只有一位孤寡老太太。老太太一看有客人來討水，非常熱情地把水給他，並且還對他說：「飯剛做好，你不如在這兒跟我一起，我請你吃個飯。」
接觸這位老太太后，他非常感動。雖然沒留下來吃飯，但他拿出幾百塊錢給了這位孤寡老人。他說：「你沒兒沒女，今天我就讓你體會到有兒子感覺。」然後離開了，不久落網。
在對女記者講完這個故事後，他得出結論：「如果生活中，我遇到的全是這樣的好人，我怎麼會一步步地變成一個殺人犯？」
類似這樣的故事，能夠直擊人的肺腑。所以，如果我們用文學的筆法把真實的生活寫出來，甚至把它忠實地記錄下來，我覺得真的是特別生動地為我們留下了一個社會的記錄。
中國最發達、最具特色的文學門類，可能是武俠小說。相比之下，犯罪小說、法律小說很少。美籍華人梁厚甫也講過，我們需要非常多的法律小說，因為這樣的作品其實是在培育中國的法律社會基礎。有些流行作品其實都是反法治的，武俠作品是典型的反法治作品，古典小說《水滸傳》也是，看這樣的作品無益於培育中國的法治基礎。
就我的閱讀經歷來說，最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還有《亨德利鐘錶店》作品。當年，遼寧瀋陽亨德利鐘錶店發生命案，有人就此寫了一部報告文學。後來，我又讀到杜魯門·卡波特的小說《冷血》，有人也將其翻譯成《殘殺》或《蓄謀》。此外，還有諾曼·梅勒的作品《劊子手之歌》。
我在讀這些書的時候在想：中國什麼時候有這樣好的作品呢？
前段時間，我讀了一本書，名叫《未完成的審判》，是關於美國「凱西·安東尼案」的。我覺得美國的法律人和文學創作者，是在不斷地開掘司法這個富礦。因為社會生活當中的那些案件，本身具有非常強的故事張力。如果有好的文學表現能力，把它們寫出來，其實是非常討巧的。
所以，我在參加此次法律人紀實寫作大賽評審工作時，也比較看重這些作品的文學性。因為紀實不難做到，但用生花的妙筆把真實的事件文學地、藝術地展現出來，是不容易的。我認為，好的紀實文學作品首先要真實，然後應該講求細節。
講到真實，我想起日本的橋本忍，他是黑澤明導演的多部電影的編劇。他曾經講過一個故事——當年，日本要拍一部武士題材的電影，情節是：一個武士中午吃飯時的經歷，引出了另一件事，後者導致這個武士自殺。然後，劇本寫出來了。寫出來後，面臨一個問題，到底武士是怎樣吃飯的？是衙門提供的飯，還是他們從家裡帶來的飯？這種細節要盯准。於是，他們就向日本的歷史學家請教。可是，日本歷史學家解釋說，在古代，日本人是沒有午餐的，一天就吃兩頓飯。這樣一說，整個劇本就廢掉了。
我覺得，中國的電影界現在缺乏這種精神。我們沒有非常嚴肅認真地來對待古代題材的電影。比如，電影《投名狀》里的張汶祥案件非常有意思，而且整個司法過程是非常精彩的，但是好幾部電影包括《刺馬》《投名狀》都拍成了武俠片，這是非常遺憾的。
另外，義大利的著名作家翁貝托·艾柯的作品也能給我們很多啟發。他寫到教堂時，會到實地考察。教堂有多少級台階，從這個門走到那個門需要多長時間等，都有詳細記錄。恰恰是這樣的認真，他才可能把一個想像的、虛構的故事寫得非常真實。
而在進行法治紀實文學創作的時候，如何把真實的案件寫得也非常真實，而不是讓大家覺得「挺假的」，這也是特別需要下功夫的。
現在，已經有中國作家瞄上了司法案件。比如，余華的《第七日》就把一些熱點案件編入了小說，還有賈樟柯的《天註定》也是在幾起著名的案件的基礎上拍成的電影。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略作刪減。）
【引申閱讀】 2008年「凱西·安東尼殺女案」，是一起在全美引起轟動的刑事案件。案發後三年，該案陪審團經審議後作出裁決，駁回控方的三項重罪指控，僅認定被告四項輕罪。不少媒體將此案稱為辛普森案的翻版，並將其視為美國司法史上又一個「懸案」。
本書作者傑夫·阿什頓，作為該案的主控檢察官，對案件的立案背景、調查取證的艱辛、證據的固定過程、案件的審理程序進行了詳細描述，意圖告訴讀者案件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對這名疑點重重的被告的最終無罪判決。作者雖極具法律素養，卻沒有晦澀難懂的術語、概念，反而文筆暢達、風格雅致，是非虛構寫作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