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一壺茶

現代意義上，「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的刻畫社會百態，表現作者心靈世界的一門藝術。它與政治、經濟、文化等不是同一個層面的概念，確切的說，應該說是在文化概念下的一個分支。

而「經學」，是一個古代特有的概念，主要指研究各家學說要義，闡明其政治理念，思想內涵的著作，往往代表著某家學問的最高行動綱領，比如儒家的「四書五經」，道家的《道德經》等等。

在中國歷史的上古時期，也就是兩晉以前，「文學」與「經學」是一體同生，不做區分的，但在南北朝之後，「文學」和「經學」逐漸脫鉤，逐漸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藝術的概念。

先秦時期，「文學」只是「經學」的外延和表現形式，並沒有形成現在意義上的文學藝術的概念

文學這兩個字最早以詞語的意思一起出現，是在《論語》之中。

《論語·先進篇》記載：

「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這裡的文學，當然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文學概念，而是說文章通達，有學問的人。

這也是「文學」在上古年間早期的含義，由這個含義就能夠看出，它強調的是學問。而所謂學問，在當時自然就是闡述自家學說的道理，具體一點就是儒家學問中展現出的道理。

所以孔子說子游、子夏文學厲害，不是說他們文採好，而是說他們研究儒家的學問比較精深。

由此也能夠看出，上古年間，「文學」與經學是密不可分的，文學本身就是傳達解釋經學的方式。先秦時期很多著名的文采飛揚的篇章，本身也是為了服從闡釋經學的需要。

這一點還能夠從上古經學與文學的統一性上看出來，最典型的就是道家學派的莊子，他在《逍遙遊》裡面以優美的文筆，向世人闡釋道家「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價值理念。

所以說，逍遙遊不僅是一片語言優美，結構對稱的文學藝術品，更是道家思想的承載品，並且，從莊子創作這片文章的初衷來看，應該是「經學」的意義要大於「文學」，也就是說莊子並不是把它當成一篇藝術品來創作的，而是當成一篇道家學說的「講義」來做的，其傳道的意義，要大於它欣賞的意義。

先秦以後，到了秦漢時期，文學與經學的聯繫初步分離，民間也開始出現對優美文章的欣賞需求，表現在文學作品上就是漢賦開始有意識的追求言辭優美對稱。

比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其中大量使用排比對仗的手法，使其讀起來節奏韻律感十足。如：

「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

但是，秦漢時代，文學畢竟不是主流，占據社會文化主流的，依然是「經學」，創作文學作品的人，往往也都是經學大家。

綜上可見，先秦時代中國的文學，是與「經學」緊密相連的，到了秦漢時期，文學作為藝術的含義逐漸出現，但並沒有與「經學」的概念徹底區分開來，兩者是合二為一的狀態。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的發展和特殊的時代背景，共同催生了「文學」獨立於「經學」之外的意義

到了兩晉及南北朝時期，「文學」與「經學」的聯繫逐漸減弱，社會上研究經學的人，不一定都是文學大家，而精通文學創作的人，也逐漸獨立出來，受到大家的追捧。

比如西晉時期著名的典故「洛陽紙貴」，講的就是民間對於文學作品的追捧。

據《晉書·左思傳》記載，因為追捧左思的作品《三都賦》，出現了洛陽紙貴的現象。

「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文學」與「經學」分裂的情況，到了南北朝時期，更加突出。當時因為南北朝廷的對峙，文化上也出現了南北分裂的狀況。

留守北方的士人們，依然保守著兩漢時代傳承下來的「重經不重文」的傳統，但南朝由於衣冠南渡造成的經史典籍的遺失，社會動盪造成的各種新思潮的出現，再加上逐漸與江南秀麗清雅的氣息結合，形成了「重文不重經」的文化傳統。到南朝梁武帝蕭統編訂《文選》，創作詩文不僅從「經學」的桎梏之中分離出來，還成為當時社會的潮流。

從現在的角度上看，當然是代表著當時時代潮流的南方文化更為先進。

自此，借著南北分裂的機會，以詩詞歌賦為代表的，現在意義上的文學藝術，開始嶄露頭角，並逐漸取代先秦上古時期「文學」的初始含義。

同時期，中國第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問世，也佐證著文學逐漸作為一種單純意義上的文藝作品來呈現，而不是經學的附庸。

另一方面，文學從經學中脫離出來，也是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國家戰亂不休，根本沒有研究經史的環境，而偏偏經學想要大成，必須要皓首窮經，深入其中鑽研不成。

而當時的社會背景，根本不給士人們這個機會，士人們自己也無心去鑽研經史。

《齊書·高昂傳》之中記載：

「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環境下，士人們無力，也無心鑽研經史，而這時候更考驗個人才思敏捷的詩詞，就迅速的代替了「經學」，成為士人們的新寵。

南北朝之後，文學完全脫離於經學，成就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即是時代的產物，也是當時人們的需求

南北朝之後，經過隋朝短暫的亂世，大一統的盛唐王朝到來，國家的繁榮和大量寒門弟子的上位，直接推動了唐詩的發展，使文學完全從經學的羽翼下獨立出來，變成了語言的藝術，不在具有宣經講道的作用。

而與此同時，由於時代的變遷，經學也逐漸從密切與政治相關的入世學問，變成了理論性，導向性的研究性學問。

首先，以唐詩為代表的文學作品，在唐朝時獨立於經學的基礎，是門閥士族力量的減弱，和科舉制度帶來的知識下沉。經學是非常講究傳承的學問，只有那些有著數百年家學淵源的豪門，才能培養出真正的經學大家，同時，他們也往往代表著經學的權威。

但是科舉制度下，寒門庶族的讀書人，明顯沒有這樣的傳承，他們大多數無法在經學上下死力氣去鑽研，而且經學與政治的脫鉤，也使得他們無心去鑽研繁複的經學。

而另一方面，文學強調的自身感觸和才思，卻不以豪門大族為依託。說白了，靈感這東西，更多的考的是作者自身的天賦和經歷，這就為文學的繁榮帶來了機會。

《論語》中記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這是說如果質樸多於文采，就會顯得粗野。文采勝過質樸，就會顯得虛偽。只有質樸和文采都兼具了，才可以被稱之為君子。

孔夫子這句話是說做人的，其實放在文化里也是一樣。如果只像是經學一樣，講究其中的道理，就會顯得太直白，太說教。而如果過分強調修辭，就會顯得很假大空，只有文采和道理兼具，才能稱得上好文章。

在上古的時代，科技還不發達，語言文字也僅僅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裡，這個時候，學問的傳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於修辭和對仗，都是旁枝末節。

可是到了唐宋以後，文化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讓讀書人的數量有了顯著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漸深繁奧的經學，就難免顯得太直白，太艱澀。而帶著藝術美感的文學，就滿足了時代背景下人們對於真和美的雙重要求。

換句話說，如果上古時代的經學是只追求「真」的話，那麼從南北朝時期開始，我們的先輩們已經不僅僅滿足於「真」，還需要「美」來點綴「真」了，這也許就是文學之所以從經學之中獨立出來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上古時代，由於語言文字的相對匱乏，對於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知道真理，滿足對於知識的初級需求。在這種社會基礎之上，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只是「經學」的外延概念，兩者是合二為一的。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時局的混亂，社會文化的發展，都使得單純的經學已經不能滿足於當時人們的精神需求了，這個時候，借著南北朝政治對立的形勢，「文學」在思想交鋒更為激烈的南方迅速崛起，取代了傳統「經學」在文化之中的地位，成為了一門單獨的藝術。

到了唐宋時期，唐詩和宋詞的出現，讓文學徹底的擺脫了經學的桎梏，也讓文學作品逐漸演變為一種單純的藝術作品，成就了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藝術的概念。由此可見，文學從經學之中的脫離，即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需求，也是精神文明一定會隨著物質文明共同進步的表現。

參考文獻：

《論語》

《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