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眾所周知，封建時期的絕大多數政權往往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而且還是不惜以抑制「商品經濟」為代價的那種，從而也就讓很多人都認為明太祖所推行的「海禁」舉措，就足以稱得上是明朝重農抑商的表現之一。但問題早在元朝時期，「商品經濟」就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明初顯然也已經具備了相對完善的「商品貿易」體系，那為何明太祖還要「重農抑商」呢？原來，明初重農是真，但抑商卻並非明太祖本意，只是時局情勢逼的明太祖不得不暫時抑商罷了。
「重農抑商」的本質
我們先來了解下什麼是「重農抑商」，所謂「重農抑商」，若是光從字面上來看，無非就是重視以「農業生產體系」為主的「自然經濟」，抑制以「商品貿易」為主的「商品經濟」。
就好比戰國時期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商鞅，其在秦國推行「商鞅變法」之時，就明文提出了「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的「重農抑商」主張。——《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再比如西漢時期的漢高祖劉邦，亦是同樣提出了「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的「重農抑商」主張，字裡行間甚至莫名的還有一種「輕視商賈」的意思在裡面。——《漢書·高帝紀》
難道「重農抑商」就只是單純的「瞧不上」商品經濟所能帶來的利益嗎？並不是！
正如商鞅所說，「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顯然也是明明白白的知道「商品經濟」所能帶來的巨大利益的，那為何商鞅還要主張「重農抑商」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商品經濟」的基礎正是「自然經濟」。——《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大家想啊，「商品經濟」也可以說成是「貨物的交換」，而封建時期的「貨物」都有啥？「谷、粟、酒、家具、衣服」？歸根結底，最終還是會回到「自然經濟」上面，正是「農業生產」造就了這些「商品」所需的原材料。
而想要保證「農業生產」體系的完善，勢必就需要先給百姓提供一個「安穩」的「生產環境」，這個道理沒錯吧？這就意味著又涉及到了「戰爭」，可有戰爭就會有消耗，戰爭消耗的又是啥，除了人力的消耗，剩下的無非就是「物力」了，即「糧食、兵器、被服」之類的，同樣十分依賴「農業生產體系」。
也就是所謂的「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即「重視農業」，便可以實現「富農強兵」，繼而再通過「強兵」最終實現「強國」的最終訴求。——《商君書·外內卷二十二》
所以我們也就可以暫時得出一個結論，「重農抑商」的本質並非是因為「輕視商品經濟」，而是因為當時的政治局勢、亦或者是時代背景達不到「發展商品經濟」所必須的「政權安寧」、以及「農業生產體系相對完善」的外部條件。
就好比《史記·平淮書》中的記載，「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西漢在「孝惠、高后時」，由於漢高祖劉邦的勵精圖治，針對百姓推行的「休養生息」政策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且邊境也相對安穩，自然便可以停止對「商品經濟」的抑制了。
明初「商品貿易」體系相對完善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明初的商品貿易體系，其實早在明朝之前的元朝時期，其「商品貿易」體系中的「對外貿易」體系就已經是極為發達，而且尤以泉州、廣州、慶元三處港口為最。
咱們就拿元世祖忽必烈在泉州設立的「市舶司」來舉例吧，據史書記載，於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時，忽必烈就曾通過泉州市舶司的諸多客商向海外散布了這樣一份詔書，「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史·世祖七》
很顯然，元世祖忽必烈極為支持元朝「對外貿易」體系的建立和發展，繼而更是一舉讓「泉州市舶司」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外貿易港口」之一。
正如史書所記載的，「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無疑就正是當時「泉州市舶司」繁盛景象的真實寫照。——《吳文正公集·卷十六》
而且單憑這個案例，就足以證明早在元朝時期，封建時期的商品貿易體系就已然是達到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狀態，那麼明初時期的商品貿易體系會差嗎？定然是差不到哪裡去的。
與此同時，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其所乘坐的長「四十四丈、廣十八丈」的「鄭和寶船」，無疑就足以證明明朝的手工業發達程度也絕對不弱。——《明史·宦官一》
畢竟在當時的科技條件下，明朝手工從業者能以「木製結構」製造出這樣一個巨大、堅固，且相較於十五世紀末歐洲哥倫布艦隊那最大的長23.66米，船寬7.84米的「聖瑪利亞號」還要大上數倍的船隻，就屬實足以稱得上是一個「造船神話」了不是嗎？
這也就意味著明朝初年非但「商品貿易體系」因受元朝「對外貿易」的影響而相對完善，自身的「手工業」亦是同樣發達，儼然是有著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資本的。
那明太祖為何不發展「商品經濟」，反而明文要求「片板不許入海」，赫然是嚴格打擊「對外貿易」，這又是什麼情況呢？
若是大家結合筆者上文所說的「重農抑商」的本質，相信便可以很輕鬆的得到明太祖「重農抑商」的真正答案。正是因為明初的政治局勢並不安穩、且內憂外患皆備所致。
明初政局不穩，內憂外患皆備
就像上文所說的那個「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的案例，元朝之所以能將「海外貿易」打造的那般繁榮，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其已經滿足了「發展商品經濟」所必需的外部條件，即「政權安寧」以及「農業生產體系」相對完善。
據史書記載，早在至元三年（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就下達了一道「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的詔書，這也就意味著截至公元1266年，一路從北向南擴張的元朝大軍已經基本鞏固了元朝疆域，轉而逐漸將擴張的目標向海上延伸。就好比後來「元世祖遠征日本」的歷史事件。——《元史·列傳第十六》
那麼也就代表元朝內部的政治局勢已經相對安穩，而政權安穩了，百姓進行「農業生產」活動的必要條件自然也就具備了，所以也就等同於是滿足了「發展商品經濟」的外部條件，接下來自然是要發揮「商品經濟」的優勢，藉以獲取更大的利益。
正如前文所說，「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封建政權在疆域穩定後，如果想要獲取更大的利益，單憑「農業生產」肯定是無法滿足需求的，那麼「發展商品經濟」自然也就成了必然。——《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可是反觀明初時期，於洪武元年（1368年），發生「徐達入元都，封府庫圖籍，守宮門，禁士卒侵暴」的事件以後，明太祖才算是推翻了元朝的「都城」，其它諸如北方草原、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等諸多地區，其實仍舊屬於元朝殘餘勢力的統治範圍。——《明史·太祖二》
即是說，明太祖北伐滅元的戰爭於洪武元年才算正式拉開了一個序幕，而據《明史太祖三》的記載，直到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燕王敗敵於徹徹兒山，又追敗之於兀良哈禿城而還」，結束了明洪武年間的第八次北伐遠征以後，明朝對「蒙元殘餘勢力」的打擊才算暫時告一段落。
而在明太祖揮師北伐期間，從洪武初年開始，倭寇在明朝沿海一帶入「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頻繁侵掠的事件就一直屢禁不止，對沿海商船肆意劫掠，已然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以及財物損失。——《明史·外國三》
赫然呈現出一種內憂外患皆備的不良政治格局，也就表明明初時期其實並未達到「政權安穩」的基礎條件，那百姓從事「農業生產」所必需的「安穩的生產環境」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又哪裡還有工夫去發展「商品經濟」呢？
明太祖「重農」
所以，明太祖在明初時期，只能是先想方設法的促進「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藉以滿足軍事上的需求，就好比明太祖曾「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遣之」。——《明史·食貨一》
繼而又在「徐達平沙漠」之時，「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明史·食貨一》
就這些案例，都還只是明太祖遷徙百姓「屯田墾荒」的一部分案例，並且明朝的軍事體系「衛所制」，同樣是有著「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的「軍屯」制度。其目的不用說，同樣是為了滿足明朝軍隊的「戰略物資」需求。——《明史·食貨一》
正如史書所說，洪武年間的明朝，赫然正是呈現出了一種「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的「重農」之景。
明太祖「抑商」
也正是因為「明太祖」的「重農」，讓很多人都把明太祖所推行的「海禁」政策與「抑商」聯繫到了一起。
就好比洪武三年，明太祖下詔「罷太倉、黃渡市舶司」，這也是現如今史書有所記載的明太祖所下達的最早的一道跟「對外貿易」相關的「海禁條例」。——《明史·職官四》
至於再往後的一系列能跟「抑商」沾邊的禁令，也幾乎都跟「對外貿易」、或者說是「海禁」政策有關。
- 諸如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所下達的「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禁令。——《明太祖實錄·卷七十》
- 以及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又先後撤掉了「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廣東之廣州三市舶司」。——《明史·職官四》
- 再比如史書所記載的「敢有私下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個月銷盡。」——《日知錄之餘·卷二》
這諸多案例無疑就足以證明明太祖朱元璋的「抑商」政策，幾乎都跟「海禁」有關，但這些能說明明太祖主張「抑商」嗎？並不能。
因為明太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詔戶部嚴交通外番之禁。......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貿貨物，故禁之。」——《明太祖實錄·卷二零五》
這句話就明確表明明太祖之所以會推行「海禁」政策，屬實只是迫於百姓私自與外番進行貿易的緣故，而這個「外番」所指，正是明朝沿海一帶肆虐的「倭寇」。
由於明太祖在洪武年間的軍事行動重心幾乎都放在了針對「蒙元殘餘勢力」的北伐上面，再加上倭寇又都是些零散的小股「海盜勢力」，雖時常侵掠沿海一帶，但倭寇在此時所能造成的影響還並不足以對明朝政權構成嚴重威脅。
所以明太祖在洪武年間打擊「倭寇」之時，幾乎都是以「被動防禦」為主，但是問題就在於「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八》
雖然明太祖還曾專門下詔讓「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①，但受限於「倭舟甚小，一入裏海，大福、海蒼不能入」②的原因，難免就會有些漏網之魚繼續對沿海一帶的明朝商人、漁民等船隻大為劫掠。——《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五》①、《明史·兵四》②
而這些商船被劫掠的那些「物資」都哪裡去了？毫無疑問，定然是成了維持「倭寇」生存的必要物資，如此一來，豈不就變相的成了明朝打擊倭寇的阻礙嗎，那明太祖能願意嗎？自然是不願意的。故而從客觀意義上來講，明太祖此舉反而還對打擊「倭寇」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更是為後來「海上之警亦漸息」的良好轉變趨勢，以及「鄭和下西洋」之時那相對安寧的航海環境等諸多方面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史·外國三》
結束語
簡而言之，關於明朝「重農抑商」的這一點，「重農」是真，但「抑商」卻屬實是有待商榷，畢竟不管怎麼說，相信大家從前文也能看出來，明太祖之所以會推行「海禁」，其實也只是為了更好的達成對「倭寇」的清剿。
所以從「重農抑商」的本質上而言，明太祖「抑商」的說法其實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說只是給了我們一種明太祖「抑商」的假象，就其本質，卻屬實與「重農抑商」中的「抑商」無法相提並論。
如果大家覺得這些證據還不足以證明明太祖「不抑商」的話，那筆者就再給大家提供一條證據，明太祖還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明季北略·卷五》
大家應該還記得筆者在前文提到過的明初「衛所制」軍事體系之下的「軍屯」制度吧？明太祖之所以會說出這句話的原因，就正是因為他憑藉著「軍屯」就已經基本滿足了軍事上的「糧食需求」。
這也就意味著明太祖其實是將「軍事」和「民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隔離，讓軍隊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自給自足。那麼民間的「農業生產」自然也就不再是「強兵」的主要供給對象，而是完全足以憑藉明朝發達的手工業直接實現「富民」。
如此一來，既然明朝「商品貿易」體系已經相對完善，又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滿足軍事需求，頂多只會將其視為「滿足軍需」的保障體系！那明太祖又何必去抑制「商品經濟」，阻礙「明朝百姓變富」呢？顯然沒有必要。
亦是只需要讓明朝「商品經濟」正常發展，靜待明朝疆域鞏固以後，便可以憑藉其已經相對完善的「商品貿易」體系一舉跨入最後的繁盛階段。就好比永樂盛世所呈現出的那副「萬國來朝」之盛景，無疑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因此，從客觀意義上來講，明朝的「海禁」，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明朝「抑商」舉措，其實並非明太祖本意，只是明太祖在明初政權未穩、且內憂外患皆備之際所採取的一個權宜之計罷了，對打擊倭寇還是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的。
所以，我們並不能單純的把明朝那看似「重農抑商」的海禁舉措視為一個會阻礙「社會經濟體系」建立和發展的消極政策，而是要結合當時的時代大背景去加以分析，方能得出一個客觀且真實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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