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依賴，是人類社會中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中一種類似於物理學的慣性現象，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都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

就像基辛格所說的：「和古典悲劇一樣，一個英雄在表面上不經意的行為中已經不知不覺地向宿命之路走去了，」還如俗語：「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描述的那樣，其中帶有必然，一種一往無前的氣勢，那麼，這種必然如果深究起來的話，其中又蘊含著哪些歷史信息呢？

今天我們就深入談談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制度變遷及背後所自然形成的「路徑依賴」，深挖一個案例，分析為什麼「路徑依賴」的慣性那樣大，看看唐朝皇帝是怎樣通過借鑑歷史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其中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歷史的真正價值又是什麼？

案例

先看案例，漢、唐兩個朝代相權的異同。

什麼叫相權，自秦以來，政治組織中就有皇室與政府的區分，皇帝是皇室、國家的大家長，我們稱之為家天下，與之相對應的就是皇權，而這組織里還有一個負責具體行政的政府，政府是為公的，雖不是至下而上推舉而來的，其本質卻是公器，政府的領袖叫宰相，與之相對應的就是相權，最能代表中國的兩個朝代，其一是漢代，其二就是唐代，我們先來看漢的定製，繼而再看唐的改制，比較它們的異同。

據漢制，漢朝宰相初期採用的是領袖制、首長制，什麼意思呢？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國家領袖的副職限額一位，就是宰相。

漢代宰相的權利很大，皇室有一套秘書班子，底下有五尚，這五尚只是為皇室一行私人事務服務的，只有一個尚書例外，是管文書的。

而宰相也有一套秘書班子，底下有十三曹，管的是政務，如人事、祭祀、司法、交通運輸、經濟、軍事等，可以說漢代的相權是很大的，且集中在了一個人的手中，既造成了政務的一切權利在相府不在皇室，也事實上形成了對皇權的制約。

到了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其時代特點就是民族大融合，政權也多，政治制度也多、也雜，而且還有少數民族政權的存在，他們的文化、政治等與漢族政權是迥異的，故而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是不成樣子的，但其中有部分政權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繼承於漢制的，且其政權的統治者不論前朝制度的優與、劣，弊端在哪，只學會了一併拿過來。可以說是形成了一種制度上的「路徑依賴」，其核心原因有如下幾條：

一、學習效應

前朝政權的政治制度運行良好、有機，或在後來者看來，表面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但若發現不了大好局面下的危局時，其自然就會形成一種慣性，一併繼承前朝的政治制度，這就是學習效應。

二、適應性預期

一項政治制度總要變，那麼首先就要給人以要變的刺激，但因為生物性或敏感或遲頓，總得有一個適應期，這種刺激在剛開始，身處其中是很遲頓的，就像古人說的：「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一樣，也可以說醞釀機制改革，要有一個準備階段，魏晉南北朝正處於一個這樣的時期，於是便掉在了「路徑依賴」的怪圈裡。

三、協調效應

類似於上面的適應性預期，可又不盡然，我們可以這麼理解，首先，協調的意思是：一要規劃一個用於改進設計決策促進協調的藍圖；二是聯合制定決策，讓有機體的所有有機組成部分都積極參與，這就像一個人，要給自己打針，首先肯定要在大腦里形成一個指令，這一過程是所存腦細胞共同參與的，接著就要協調相關的組織，接下來才是動作的完成，效應就是時間長了便會形成肌肉記憶，若想顛倒工序，肌肉記憶是改不過來的，時間愈長，故有的存在就越牢固。

四、既得利益團體的約束

一套大而完全的政治制度，總會締造一個新興的利益集團，就像《動物農場》里描述的那樣，當「創業者」在創業成功以後，總會背叛舊有的階級，而改換任何一項制度，都會受得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就像你要剜別人的肉，別人肯定不會同意，甚至還要反抗，並且，剜自己的肉也屬於一種勇氣。

種種因素一綜合下來，歷史就會陷入到一種邏輯的怪圈中，其自然就會形成「路徑依賴」。

但把時間線拉長一點，從大歷史的視野來看，看唐朝是如何避免「路徑依賴」的。

我們可以看到，東漢、魏等朝代的滅亡都是因為相權獨大，威脅到了皇權，繼而催生出了權臣篡權奪位。

故而，唐朝開國尹始，政治藍圖的設計者便對可能威脅到皇權的相權獨大作出了新的安排，漢代相制是領袖制、首長制，鼎峰時期宰相只有一個，根據路徑依賴的慣性，到魏晉南北朝時大多數政權依然還承襲著這一舊制，而到了唐代，相權的安排就變成了委員制，群相制，大家一起搭班子共事，幾個部門間協同工作，開會作集體決策，由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共同運作權利，可以形象的將之比喻為一個動作，分解成幾步，那麼肯定就會有制約。

這般下來，如錢穆總結道：

唐代已不是漢代的老樣子、老制度，它又換了嶄新的一套，直要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再換一套，此下明代，清代也是如此。

有一種今人大眾的共識，認為中國的歷史總是會陷入到一種怪圈中，重複的還在重複，輪迴總是無法避免，表面來看是完完全全陷入一種路徑依賴的結局中，沒有出路。

但作為開創唐朝的幾個重要人物之一，李世民，其對歷史的態度，其手中治國的「利器」恰好的反駁了這種觀點，反映了一個普遍的真理，即歷史永遠不會定格在某一刻。

且又如歷史學家雷家驥對此的總結：

「若謂西漢黃老之學成就「文景之治」東漢以經學成就「光武明章之治」，楊隋文帝以法治經營「開皇之治」則李唐太宗可以算為以史學臻至「貞觀之治」

還如《貞觀政要》錄太宗之言如下：

「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覺惕焉震懼！」

很明顯，李世民是一個極其重視史學的統治者，重視並學習的動機，正是源於一種憂患意識，漢書有言：「安不忘危,盛必慮衰！」李世民既不是開國之君，又不是守成之君，但前有隋煬帝的前蹈，他焉能不為此而警醒，並惕焉震懼，不若如此，自己就是下一個隋煬帝，唐朝也將成為歷史上的數個短命王朝之一。

故而，通過探究李世民對史學的功利追求，反映了唐朝統治者通過讀史、並付諸實踐從而來擺脫「路徑依賴」定命的做法。那麼，從中，我們對歷史還可以有哪些感想，尤其是與現今處處是我國參照系的西方比，兩者有什麼異同。

東西方歷史的最早起源

在東方，關於「歷史」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史界已有定論，那就是在《三國志》的吳書二，吳主傳中，魏文帝問吳國使節孫權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使節的回道中有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

那麼，史籍中的歷史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歷代史記」，再看更早的時候，在《說文解字》中，對「史」又有著單獨的注釋：「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具體是什麼意思呢？古代帝王的事跡由左史負責記錄，言論由右史論錄，「又」指「手」，持中的意思是持書之人，這句話從多個方面對史作出了解釋，更可以進一步的將之解釋為，「史」即記錄事情的人，是政府不同部門間專事記錄的職員，類似於今天的文字秘書。

那麼，關於歷史書寫源頭又在哪裡？

這一起點肯定要比書面記載上的內容早，正如胡適所言：「這種『史的故事』或『史的評話』，起源很古，古到一切民族的原始時代」因為其實上古完整留存下來的史書不多，故而關於歷史起源的問題己經久遠的不可考證了。

但歷史書寫成為一門學問和系統化確是有時間點可依的，這點在東西方，都是差不多的。

在西方的現代英語體系里，歷史 historia 源自古希臘語（ `ιστορια），原義指的並不是過去，而是調查、詢問、打聽，因為西方的歷史學之父，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他將自己的第一部歷史學作品稱之為「調查報告」 正是因為希羅多德的這一創舉，故而歷史書的類名就變成了historia。

而希羅多德本人的目的，按他自己的話來說一就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不使其被後人遺忘，二就是將希臘人與異邦人衝突的原因找出來，這是西方關於歷史的第一個定義，即過去的歷史進程，第二個定義則是拉丁教父伊西多爾指出的一種體裁，意指「作者親身經歷或者親眼所見」，此後西方的歷史學研究也大多都是從第二點著手，這一點與中國的史學研究是不同的，因為中國傳統的史官，往往不是以體裁為著手點，而是以歷史記錄為使命、為大的方向。

而且，東西方對於歷史寫作還有一個不同，即修史的人，東方為官修，當然，這種官修史書的制度一開始並未明令私人不許修史，但如史書載，自東漢班固私修史籍被舉報下獄以還之後，到了隋朝：「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對歷史的解釋權就收歸國有了，西方則不然，大部分的修史者都沒有官方背景，而歷史也不被其當作「國之重器」來看待，這是東西方的一個大大的不同，這其實就像陳平教授所言：「東西方文化各有不同，他們的取勝之道怎麼能適應的了我們？」，歷史學研究也是這樣，我們背的不是所謂的歷史包袱，而是中華民族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氣！

以上就是東西方歷史學的異同點，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觸碰到今天的核心問題了，歷史到底有什麼用？東西方還有沒有目的上的異同？

東西方對於歷史功能的探索

在古希臘神話里，宙斯有九個女兒，這九個女孩被統稱為文藝女神（繆斯），第一個女兒就是歷史女神克力奧（希臘文：Κλειώ 拉丁文：Clio），但，既使西方歷史的淵源如此之「古」據此也並沒有產生真正的「歷史科學」。

因為在西方的傳統文化中，人們只把歷史當作語言修辭的標準範例來吟唱，郎誦，也就是當作文藝作品來欣賞，例如西方歷史上大名鼎鼎的荷馬，還有就是西方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他們的作品都是在奧林匹亞賽會上被當眾吟誦過的，觀眾欣賞他們作品中中所用文字的優美，音調的鏗鏘，還有就是故事的動人，但竟然不懂得歷史真正的功能，而專業的歷史研究人員，研究的課題也只是歷史這一體裁發生的緣由、比如歷史和史詩的分離，還有就是對散文敘事的辯證否定，諸如此類的問題。

直到馬克思這裡，西方才真正地學會了將觀念的歷史還原為現實的客觀社會歷史過程，也就是探索到了歷史科學的門檻。

很明顯地可以從案例和第三小節看出來，與西方比，東方關於「歷史究竟有什麼意義？」體悟很深，其中東方有西方一個無法等量齊觀或者說無法比擬的優勢，參見李世民曾經說過最偉大的一句話，即：「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很顯然，李世民並不是一名歷史學家，而是一名政治家，其一切行為的主旨都重在維續自己的統治而不是搞什麼科學研究，歷史其實就像一面穿衣鏡，當你站在它面前的時候，你可以知悉自己的身上有哪些地方出現了問題，比如頭髮不整齊，衣服上有污漬，站相不立種種。可以這麼說，歷史是認識自我的一個有效途徑，又如錢穆所言：

只因我們此刻不看重歷史，不研究歷史，所以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政治都是一樣，都只是專制兩字已可包括盡了，其實是不然的。」

總結：歷史有什麼意義或者說研究歷史有什麼意義。

一、對歷史研究者或是一些學者來說，研究歷史或歷史本身給人的是一種興趣所在，而干自己熱愛的工作，是所有人的至高追求。

二、將歷史作為某種思考的工具。

三、以不同的方式思自身。

四、歷史給我們展示一種深刻的洞見。

以上，就是筆者對「歷史怪圈論」，「歷史究竟有什麼用」兩個問題及本文所提案例背後意義的思考，歡迎各位同學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