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長富:從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兩段佚文看所謂「涿鹿之戰」的地望

古籍 發佈 2020-01-18T14:31:02+00:00

據《孫子兵法新注》載: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下編:《黃帝伐赤帝》云:「孫子曰:{黃帝南伐赤帝,至於□□},戰於反山之原,右陰,順術,倍沖,大滅{有之。□}年休民,□榖,赦罪。北伐黑帝,至於武隧,{戰於□□,右陰,順術,倍沖,大滅有之。□年休民,□榖,赦罪

李學勤、劉國忠在《簡帛學: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長點》(《光明日報》2016、6、29)中指出:「簡帛資料的大量發現,已經深刻地影響了當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簡帛資料給我們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嶄新的視覺,來重新研究中國輝煌的古代文明。」事實確實如此。

1972年四月間,山東省博物館和臨沂文物組在臨沂銀雀山發掘的一號和二號漢墓里,發現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大批竹簡和竹簡殘片。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云:「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孫武與孔子差不多同時代,時值春秋末期。《孫子兵法》亦當成書於這個時期。孫臏與孫武相去一百多年,為戰國時齊人,約與商鞅、孟子同時期。《孫臏兵法》亦應成書於這個時期。

據《孫子兵法新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研究部《孫子》注釋小組,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載: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下編:《黃帝伐赤帝》云:「孫子曰:{黃帝南伐赤帝,至於□□},戰於反山之原,右陰,順術,倍(背)沖,大滅有之。{□年}休民,□轂,赦罪。東伐□帝,至於襄平,戰於平□,{右陰},順術,倍(背)沖,大滅{有之。□}年休民,□榖,赦罪。北伐黑帝,至於武隧,{戰於□□,右陰,順術,倍沖,大滅有之。□年休民,□榖,赦罪}.西伐白帝,至於武剛,戰於{□□,右陰,順術,倍沖,大有滅}之。已勝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歸之。」

另據《孫臏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載:{見威王}云:「昔者,神戎戰斧遂;黃帝戰蜀祿」。

關於這兩段佚文,吳九龍先生在其所著《孫子校譯》中說:「從字體來看,其抄寫年代當在秦到文景時期。」這樣漢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抄寫年代,比早期著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史記》、《敘錄》和《漢書·藝文志》,都要早幾十年至二百餘年。可知漢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更接近本人的手定本,同時也使我們第一次得知西漢早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二書,是如何記述所謂「涿鹿之戰」的。

一、所謂「涿鹿之戰」是西漢以來牽強附會出現的謬傳

與上述兩段佚文有關的記述,在傳世文獻中亦有所見,現摘錄如下:

《逸周書·嘗麥解》與:「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一作『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與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

《孔子家語·五帝德》云:黃帝「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

《左傳·僖二十五年》云:「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山海經·大荒北經》云:「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莊子·盜跖》云:「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呂氏春秋·盪兵》云:「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

《大戴禮記·五帝德》云:「孔子曰:『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

《賈子新書·益壤》云:「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又《賈子新書·制不定》云:「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

《淮南子·兵略訓》云:「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

《史記·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戰國策·秦策》云:「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另外《管子·五行》、《韓非子·十過》等篇也談到黃帝與蚩尤等,但非戰爭內容,與上述兩段佚文關係不大,故不予摘錄。

從上述傳世文獻記述中可以看出,談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的有《逸周書·嘗麥解》、《莊子·盜跖》、《史記·五帝本紀》和《戰國策·秦策》,而《賈子新書》兩段引文和《淮南子?兵略訓》說的是黃帝與炎帝戰於涿鹿,究竟炎帝與蚩尤是什麼關係,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裡不作討論。我們重點研究的是結合佚文和傳世記述探討所謂「涿鹿之戰」的地望。

1、我在拙作《黃帝的都城究竟在哪裡?》中已經談到,《逸周書·嘗麥解》按李學勤先生的說法,作於西周中期(《新探古史傳說時代·前言》);《莊子》成書與戰國中晚期。它們在談到「涿鹿」時分別比西漢初設置涿鹿縣早六百餘年和近百年,它們的作者生前怎麼會知道將來有一個西漢王朝要設置涿鹿縣呢?這種提法的依據和出處還需進一步考證。

2、《孫臏兵法》佚文云:「黃帝戰蜀祿。」該書的注云:「蜀祿,即涿鹿,地名。《戰國策·秦策》:『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從佚文來看,戰國時稱「蜀祿」而非涿鹿。我們知道,「涿」字出現很早,甲骨文、金文和秦代印文都有「涿」字;「鹿」字也是一樣,甲骨文、金文以及春秋石鼓文、竹簡文都多次出現。那麼為什麼孫臏不用「涿鹿」而用「蜀祿」呢?為什麼西漢早期漢簡本《孫臏兵法》不用「涿鹿」而用「蜀祿」呢?很明顯在戰國到西漢初尚未置涿鹿縣以前就沒有「涿鹿」這個地名,雖然有了「涿」和「鹿」這兩個字,但還沒有連用。《逸周書·嘗麥解》及《莊子·盜跖》所謂的「涿鹿」,則是在傳世的過程中因漢代設置涿鹿縣後人為的竄亂附會。《賈子新書》成書於文景以後,《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死於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征和二年司馬遷死前不久所寫的《報任安書》來看,《史記》似乎還沒有全部完成,《太史公自序》所說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大概仍是指草稿而言,到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賈誼、司馬遷或褚少孫受西漢初設置「涿鹿縣」的影響採用了「涿鹿」一說。《戰國策》是劉向校訂和整理於西漢末年,該書就更是「人云亦云」了。

3、本來東漢服虔在給《漢書》作音義的時明確了《史記》以來的關於「涿鹿之戰」的地望,《史記·集解》云:「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這實際上是告訴人們,雖然西漢有了「涿鹿縣」,但與《孫臏兵法》所說的「蜀祿」是兩回事,不要把「涿鹿縣」誤認為是黃帝戰蚩尤的地點,既更正了《史記》所謂「涿鹿之戰」的錯誤,也糾正了《逸周書?嘗麥解》、《莊子·盜跖》流傳中出現的錯誤。然而三國時張晏注釋《漢書》時則說:「涿鹿在上谷」。這樣黃帝與蚩尤作戰的地點,司馬遷或褚少孫始誤之,張晏以正為錯,以錯為正又誤之,司馬彪等繼誤之,遂成千年疑案。張晏注釋《漢書》早有學者指出問題不少,缺乏嚴肅精神。例如對於《漢書·司馬遷傳》的一些注釋,就遭到宋代呂祖謙、清代王鳴盛等人的譏評,不贅言。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曾十分中肯的說過:「黃帝邑於涿鹿之河。服虔云:涿鹿,山名,在涿郡(今河北涿縣)。張晏謂在上谷(皆見《集解》)。蓋因《漢志》上谷有涿鹿縣云然。竊疑服虔說為是也」(《中國民族史》第10頁)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完全可以說,黃帝與蚩尤之戰的地望與涿鹿縣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二者毫不相干。之所以出現「涿鹿之戰」的誤解,「蓋因《漢志》上谷有涿鹿縣云然」,純屬牽強附會,郢書燕說。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傳世先秦文獻,幾乎都是漢代複製的。因為經過秦火之後生活到漢代的知識分子,為恢復先秦文獻作了大量的複製工作。應當說漢學為傳承中華文明作出了偉大貢獻,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了許多錯訛,所謂「涿鹿之戰」就是其中一例。所以在研究傳世文獻時,需要首先做好辯偽工作。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服虔及呂思勉先生等真可謂是獨具慧眼,辯偽存真。為了防止出現這類穿鑿附會的錯誤,張孟倫先生特別提倡班固著《漢書》自作注的作法。他說「作者不自作注,而讓後人去解釋,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他還舉例朱熹,就因為「『春王正月』四個字之有各家不同的解說:『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漢書·地理志》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價值》)。

二、關於兩段佚文中「武隧」、「斧遂」、「蜀祿」所蘊含的歷史信息

《孫子兵法》佚文{黃帝伐赤帝}由於損泐嚴重,影響我們對文義的理解。據《呂氏春秋》十二月五行相配表和《禮記·月令》可知有「五方帝」之說,即東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五方又配五色,《周禮·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注曰:「五帝,蒼(青)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如果說鄭玄的解釋不夠通俗,《史記·封禪書》就好理解多了,該書云: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祀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祀』。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其實,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的說法很早。《孔子家語·五帝》載孔子言:「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孔子說他是從老子那裡聽說的,老子曾經做過周王室的圖書管理工作,可以推知周代的圖書典籍中應有這類記載。孫武與孔子生活在同時期,對於當時流行的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之說自然有所聞了,只不過孫武作為一名軍事家,是從軍事的角度談論黃帝與青白赤黑四帝的戰爭關係的,言不離本行。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佚文所說的青白赤黑帝是一個通用的名詞,並非都確指那些人,而是對眾多稱帝者的泛稱,是春秋戰國人對正式朝代形成之前漫長古史的統稱。《荀子?非相》云:「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傳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韓詩外傳集釋(卷三)》也說:「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近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表明了兩千多年前古人對遠古五帝時期的茫昧無稽心情,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只能利用考古工作和簡帛研究逐漸予以揭示。

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佚文《黃帝伐赤帝》中有「北伐黑帝,至於武隧」,「隧」通「遂」,「武隧」即今徐水區遂城。《括地誌·易州》云:「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元和郡縣圖志·河北道三》云:「戰國時武遂城也,趙將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即此也。」

佚文《孫臏兵法·{見威王}》云:「神戎戰斧遂,黃帝戰蜀祿」。本書注「戎」為「農」,注「斧遂,或作補遂」。我認為注「斧」為「補」不準確,應為「釜」。一是「釜」、「斧」二字音同;二是「釜」、「斧」二字金文、戰國簡帛文字頭相同,整個字形相似,可能是誤寫;三是「補」的原字為「補」,《說文·衣部》:「補,完衣也,從衣,甫聲。」據此「補」上古音讀作「甫」聲,故「斧」、「釜」、「補」三字音同。按古音韻學「同音相通」的原則,「斧遂」、「補遂」都應釋為「釜遂」,則「神戎伐斧遂」即指為釜山、遂城一帶。

再說佚文中「蜀祿」應是「濁祿」的簡寫,這在古文中並不少見。濁祿應為濁鹿山,也就是服虔所說的「濁鹿,山名,在涿郡。」《古本竹書紀年》也有記載:「燕人伐趙,圍濁鹿,趙武靈王及代人救濁鹿。」如上所說,濁鹿應處在燕趙之間的西部山區,為雙方爭奪的關塞,《唐土名勝圖會·涿州》云:「濁鹿山在州西十五里。」實際距釜山、遂城不遠。《名勝志》云:「黃帝蚩尤戰於涿,即此。」佚文「黃帝伐蜀(濁)祿」所指就在這個地方。由此我們推定《逸周書·嘗麥解》所云:「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這場戰爭的地點文獻記載是「蜀祿」,其實際的地名為「濁鹿,」到漢代錯誤地附會為「涿鹿」,其真實地望為釜山、遂城附近,就是說神農和黃帝結成聯盟與蚩尤作戰的戰場就在釜山、遂城一帶,釜山、遂城在漢代屬涿郡。

於此,我們通過對上述兩段佚文的申解,正本清源,更正糾謬,澄清了千年疑案。做學問,特別是註解傳疏,應秉「為學當有益於天下之公心。」否則就會弄成如洪容齋所說「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概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容齋續筆·義理之說無窮》)。

三、釜遂發達的粟作農業是黃帝族團戰勝蚩尤族團的經濟基礎

徐水縣為什麼有地稱釜、遂呢?這是由史前這一帶的社會發展狀況和自然環境特點所決定的。「遂」字的金文字形從足、從(墜落),本意是邊做邊播撒種子之意。《漢書?食貨志上》云:「闢土植榖曰農」,表明這裡是原始農業的發源地。「釜」的原字為「鬴」,其有二解,一是炊具鍋,原為「鬴」說明最早的鍋不是金屬的;二是古代的容量單位,六斗四升為一釜。其用途都與糧食有關,與粟作農業有關。徐水一帶原始農業起源早已被考古所證明,距遂城十幾里的南莊頭新石器時期發現了植物的種子和莖、杆、枝葉,加工糧食的石磨盤、磨棒,證明這裡的原始農業已經有萬餘年的歷史。遺址共發現了50多塊陶片,由於燒制火候低,質地極疏鬆,難於復原完整的器物,不好找出陶釜。但發現了紅燒土的灶塘,必然有與之配套的陶釜,南莊頭人才能把加工好的粟米煮食。比南莊頭遺址稍晚的並據此不遠的北福地新石器時期遺址,出土的陶器典型器就是園底釜,也證明釜遂一帶陶釜是最早出現的,確切的說陶釜是由南莊頭人以及他們的後裔發明燒制的。由於先有了陶釜的器型,以器比山,以山像物才會有「釜山」之名。可以肯定地說,「釜山」之名,是在南莊頭人燒制陶釜以後才有其名的。

從釜遂一帶的自然條件來說,屬於太行山以東平原區,是由古黃河和易水河、徐河交匯的洪積、衝擊而成,海拔在30米左右,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溫度適宜,是農業生產條件最好的地帶。由於有了優越的自然條件,也促使南莊頭人較之其他地方更早的由採集漁獵發明了原始農業、制陶業和家畜飼養業。北與釜遂毗鄰的督亢,之所以在戰國時期以「膏腴之地」著稱於世,應該與南莊頭人在這一地區世世代代創新發展、繁衍生息有直接關係,或者說督亢的富饒是南莊頭人所創造的社會文明的積澱和傳承。

按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無論是歷史社會還是史前社會,無論是階級戰爭還是氏族之間的族團戰爭,經濟物質基礎都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條件。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對此已經有了樸素的認識,他在《貨殖列傳》中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民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有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外《平準書》又說道:「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河渠書》還說:「(鄭國)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這些精彩文字都明確地指出了經濟發展在國富兵強、攻伐戰勝中的基礎作用,對我們研究問題是個很好的啟發。由此我們不難想到,佚文中所說黃帝「已勝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歸之」正是有富饒的釜遂做基礎,黃帝勝神農、擒蚩尤的原因也正是有釜遂沃野所提供的物質條件保證了屢戰屢勝。我們常說經濟是基礎,有的地方熱衷於「打造三祖文化,」但是有一個問題需要考慮。史念海先生早就說過,由碣石山向西南沿今燕山南麓,至於恆山之下,再西至汾水上源,循呂梁山而至龍門為農耕區與畜牧區的分界線(《河山集?戰國至唐初太行山東經濟地區的發展》)。試問,「三祖」部族為什麼偏偏選擇在蔓草疾風的遊獵區生活?黃帝怎麼在這裡「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怎麼「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怎麼實現「土德之瑞」?這是令人琢磨不通的問題。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