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圈地直接對象恰恰不是老百姓，明末的老百姓已經是崇禎口中的賊了，無田產，無房屋，吃穿不是搶就是討，睡覺也沒有固定居所，而滿韃入關此時能被搶的對象是官紳、士大夫、豪紳、地主宗室。他們的利益和明王朝的利益是一體的，因為有明王朝這個國家機器在，他們的財產和話語權才能保證，他們是在明王朝這個體制下獲得的財產，換個王朝那麼財產的當朝合法性就沒了，嘉定三屠和揚州十日的收割對象也是這種階層占多數，他們是頂著保護明王朝正統、保護漢文化的大旗下、保護祖輩辛苦張羅的財產。漢文化不會消失，而只會把入侵的人同化，想統治這片土地只能同化，要不遲早打道回府。
而滿韃入關、長驅直入並迅速定鼎中原，這和數量龐大無以數計的底層的苦羅大眾民心支持是不可分的。不然只能憑遊牧民族好勇騎射劫掠一番罷了，到最後還是得滾回東北老家。之所以能在中原紮根，必然是有民心土壤。在當時的苦羅大眾：皇帝是躲不了的，必然會有的，但這個皇帝偏偏不能姓朱，本族人相對於外族人欺人更甚。底層老百姓對於揚州嘉定這些慘事並沒有多的義憤填膺，更多的是看客心態。即便沒有滿韃，那麼這些老百姓不是餓死，就是當作反賊剿滅。沒有更多出路，而江浙富庶之地，富人齊聚之地，此時可以盡情躲在明王朝國家機器背後，合乎王法的驕奢淫逸。
而掌旗人崇禎一旦不再背鍋上吊，那麼這些人只能自己撐起國家大義的旗。找到道義上的制高點。而不管再怎麼掙扎，民心都不會向著明王朝了，大勢已去說的就是民心。南明王朝再怎麼撲騰都無濟於事，對外收復舊土不能獲得淪陷區的草根底層苦羅大眾支持，對內明爭暗鬥，互相傾軋，內鬥內行，同室操戈，每人都有自己的金算盤，即便頭上頂著為了黎民百姓的旗號，仍舊掩飾不住功名利祿的狐狸尾巴，為專制王朝招魂的明遺民和清遺民可以歇歇了。那些恨不得穿越回去挽狂瀾於既倒的人可以安息了。認為一個人就能決定歷史進程的人還是多看點武俠小說把。民心一旦散了，再聚攏起來，可不是爹媽哄娃娃的把戲。一個失去了信任基礎的人以後的行事與言語眾人只當看小丑一般。
大清來了也納糧，還一點兒不少納（到了順治十八年還重新攤派練餉，食言而肥）；除了納糧，圈地（北直隸）、占房（北京內城）、投充、逃人法也一樣不少。區別則是，清廷入關之初對百姓的壓迫，相比於明末喪心病狂式的掠奪，壓迫程度還是大大減輕了。無論明、清，或者之前任何朝代，宗法專制社會（或稱「封建社會」）都是天然帶有反動屬性的。明清易代，說穿了是「一個反動程度相對較低的政權，取代了一個反動到骨子裡的腐朽政權。
」無論明、清；或者宋、元；乃至上溯漢、唐，骨子裡都是極端反動的，既得利益階層都是附骨之蛆般的血食者。《二十四史》以帝王將相視角的敘事方式，很容易在閱讀時讓讀者代入權貴階層（王侯將相，至少也是個門閥或者學閥），忽略了歷朝歷代、底層永遠不被看到的芸芸百姓。真要是穿越回去，大機率還是百姓身份：終生困守土地，勞動所得大部分被地主掠奪；妻女被奸無處申訴（雍正朝以前「主奸奴妻」無罪），遇見打仗了，還得服役充壯丁，歷代史書中大書特書的「大捷」「軍威復振」「卻敵三百里」「犁庭掃穴」之類溢美之詞，背後都是無數「埋骨千里之外，名字都留不下來的底層百姓」。二十五朝（算上清朝）甚至民國時期，這種人吃人的社會制度，沒有任何可以吹噓的地方，朝代粉是最難理解的群體。
明末對於底層百姓的壓迫，到了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令人髮指的程度，而壓榨百姓湊軍費用以討伐造反的百姓，導致更多百姓造反，之後又加大壓迫程度，巧立名目征餉的惡性循環，則是崇禎皇帝的神邏輯；明末史料，既得利益階層的反智程度，讀之令人默默無語。
我個人認為漢朝和明朝不是亡於宦官，宦官也就兩三千人，真正掌權的也就區區百人，而管理天下的官員應該幾萬人，而且都是有實權的，宦官只是帝王的打手，並不至於逼迫全國老百姓，漢朝亡於士大夫階層，明朝亡於東林黨為首的士大夫階層。
滿洲入主不是必然，李自成敗死也不是必然，但是明亡於流寇是必然。因為明末的階級矛盾，已經達到完全無法調和的程度。在明末官僚階層無止盡的壓迫下，底層（尤其是北方）已經到了人相啖食，爨骨而炊的可怖境地，在歷朝歷代都是罕見的。準確來說，底層暴動能直接毀滅一個王朝連帶逼死君主的，明朝應該是獨一份。（秦末、漢末、隋末君主都不算直接亡於起義軍/流寇）
至於甲申之變，滿洲入關，闖獻相繼敗死，只能說是多方面因素（政策、財力、軍力、關內地主階級的立場等）的共同作用。歷史不能假設，更多的意義在於從過往吸取經驗教訓。古代階級矛盾尖銳，官員腐敗，是長期的問題，並非到了崇禎時代忽然如此。何況，滿清入關，連年征戰，對百姓的盤剝壓榨更加敲骨吸髓，階級矛盾一點兒也沒有減輕。
比較滿清入關前與入關後相連續的時間。比如崇禎年間（1628年—1644年），就只能拿（1645年—1663年）來比較。大概是這麼個意思。總之對滿清入關後幾十年的狀況視而不見，甚至是拿主要戰亂平息之後，比如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後的時代，來比較。你用1681年以後，來說明明朝會餓死，清朝雖然也有剝削，但程度淺云云，意義何在？滿清入關給百姓帶來了接近半個世紀如地獄般的日子，比崇禎時代苦多了。
崇禎時代有的東西，比如重稅，滿清入關那幾十年不僅也有，而且更重（在「清朝復征三餉是怎麼回事？」這個話題下已經有多位答主證明過這個問題，別說遼餉變為正賦，就是最重的練餉，崇禎都已經廢除的東西，滿清都重新撿起來，反覆徵收。但這其實才符合邏輯，因為入關那些年，滿洲軍隊四處征伐，軍需極重，號稱的減稅完全不現實，只能在口頭唱唱高調而已。）
崇禎年間，陝西臨潼縣知縣許中澤，「催科過嚴，每比較日，什排浴溫泉，泉水為赤。--《臨潼縣誌》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階，可嘆！--《三垣筆記》明季啟、禎間，有赤子無立錐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者，有一鄉屯而包賠數十頃空糧者。--《景州志》
崇禎時代沒有的，比如剃髮易服，滿清持續多年的執行，觀那個時代滿清官員們的揭帖文書，等於就是在竭力屠殺百姓，殺到多地「城外戰骸如山，城內闃無一人」，有些官員甚至哀嘆「盡誅則無民，不誅則無法」，「臣恐江廣自此無噍類矣。」。崇禎時代可沒有這種由最高統治者直接下令的，對百姓的大型屠戮。崇禎本人多年多次強調過「寇亦吾赤子，宜撫之」，陝西所有起義軍都接受過崇禎招撫，張獻忠和李自成也多次在絕境中接受招撫，而後再反。而入關的清軍對膽敢反朝廷的，則完全沒有這一套，皇帝直接說「誅亂人」，地方官員則「列明冊籍，發兵進剿」，「草木不留，盡行誅滅」，持續多年如此。
唯有天災，崇禎時期，有持續長達十年左右的超級重旱，在1646年截至，入關後的滿清直到兩百多年後的光緒初年，沒有再遇到如此級別的大旱災了。而即使是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也只持續三年，主要覆蓋華北一帶而已，與崇禎大旱還是差了幾個級別。而據記載，丁戊奇荒餓死了1300萬人。那麼所謂明朝百姓餓死，清朝百姓受剝削程度較淺，其實不過是田忌賽馬而已。你拿康熙二十年以後沒有大的戰亂的那些時期，去比崇禎這種有大型天災，而且內外戰亂不休的時期，來證明明朝就是餓死百姓，清朝剝削較淺。那可不可以用明隆萬時期去比較清末丁戊奇荒時期，然後說清代百姓餓死上千萬，明代經濟繁榮，市民階層不斷擴大，百姓賦稅較輕呢？
至己卯，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又蝗，……十月之交，環輝山皆盜，以人為糧。千夫長擒來戮諸市，人爭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鄉鄰互相食者。餘人之衣冠動靜猶昔，性情驚疑為豺狼。……未成人孺子轉盼不見，則已在釜中矣。孀婦單丁，誘殺充食者無寧日。……每中夜徬徨，或聞呼號啼救之聲，皆奸人用計噬人，人每不敢救。……脅臂小骨，狼藉於道，每郊行，足履於上，搰搰有聲，如在麻秸上。--《輝縣誌》
論述朱元璋敗亡原因上，更傾向「弊政減輕下的農民，戰鬥意志下降，久亂思治」。至於農民戰爭的作用，在宗法專制王朝的易姓革命中，基本充當急先鋒，屬於「動搖舊王朝統治根基的排頭兵」；實際最終摘取果實的依然是地主階級利益代言人。而李自成自始至終保持了革命本色，完全沒同明末的士紳合流。大順軍隊除了少數老營戰士，主要是裹挾的饑民、以及前明叛軍。後兩者在戰爭壓力下，順軍中的前明軍隊大量投清。
至於裹挾的饑民，戰鬥意志較低，戰鬥素養較差，從軍僅僅是為了吃口飯；順軍中大量混雜的饑民，本就不是真心當兵（純為吃飯），在戰爭處於逆境時，解體是必然的。李自成奪取北京太快，尚無大量農民重新成為自耕農恢復生產，最終經濟上的失敗導致政治失敗繼而很快演化成軍事失敗。李自成過去的盈利模式大約是這樣，明庭收稅，引發民眾對當局不滿，李自成利用不滿發動群主奪回了稅負，民眾滿意隊伍更加擴大。但是滅了明庭之後情況不一樣了，沒人給他收稅了，要自己收。自己收稅就要恢復生產，結果生產力並沒有來得及釋放，還想著過去那套搶錢搶糧的套路，很快失去民心。再加之軍事上的輕敵大意，很快就敗亡了。
李隊伍迅速解體的原因，除了壓迫減輕人心思定外。我主要是通過論述明末各階層，引出李寄生壯大於該環境的必然性，所以有所側重，李敗死綜合來看，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李自成的隊伍中，裹挾的流民和關內的明軍比例較高，這部分人戰鬥慾望低，戰鬥素質差，初期的軍事失敗（一片石至潼關）可用清、順軍力差異解釋；至於隊伍迅速解體、無法再恢復，則是軍隊內的原流民逃散，原明軍（北直隸，山西）倒戈所導致。
【明末的流民，苦於饑寒而被迫投身流寇，本身並沒有崇高的理想，也缺乏專業的訓練】，對明軍精銳即屢戰屢敗，遑論清軍。直到松錦戰後明朝精銳野戰部隊被清廷剿滅，陝西的孫傳庭訓練的新兵又遭皇帝催戰敗歿，李自成才迅速東征攻陷北京（除了周遇吉奮勇抵抗，幾乎是一路招降過去的，關內明軍基本解體）。至於滿洲入關，連續重創順軍，順軍中裹挾的流民，在戰爭失利的情況下，迅速逃散解體是必然事件；他們本來也就是窮苦的莊稼漢子，當兵僅為不被餓死（逃避三餉等弊政），不是真為了拚命的。軍事失利，弊政又暫時解除的時候（清廷入關之初，相對偽善/務實的安撫政策），順軍中流民的崩潰解體是可預見的。
自然環境自然是一個原因。但是，西北在自然災害的影響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叛亂影響下，在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時，依然有人提議立足西北發展，甚至直到今天，也有許多人認為，如果李自成當時立足西北發展，就能如何如之何。這本身就證明，西北的自然災害沒有傳說中那樣大。
要知道，西北是在自然災害、戰亂持續影響二十年之後，依然還可以作為戰略要地存在。如果沒有戰亂呢？如果政府能做好起碼的救災工作呢？
糧食問題無法解決，主要原因是資源全被上層利益集團占據了。一方面國庫沒有錢，一方面是底層百姓吃不飽飯，一方面是上層利益集團朱門酒肉臭。這才是叛亂無體無止的原因。
我們必須得知道，如果只是糧食無法解決，為什麼叛亂就可以讓他們活下去呢？而且無數的人只有捲入叛亂才能活下去嗎？
除去剃髮易服，清兵就是仁義之師。拜降階承襲所賜，清朝直到滅亡領親王銜的都不到20人，而全國人口已經增長到4億，因此供養宗室的壓力基本忽略不及。而且清朝越往越仁義，康熙永不加賦，雍正一體納糧，乾隆5次普免天下錢糧並且徹底解決瓦剌問題，這些都不是明朝政府敢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