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則敬,臣則忠:權力的天平為什麼在北宋實現了平衡?

島主歷史觀 發佈 2020-01-15T16:32:28+00:00

回望歷史,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時期,權力的天平一端是君,一端是臣,不斷發生傾斜,早期是權臣扼制皇帝,後期是帝王奴役大臣。

​文/藍夢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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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歷史,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時期,權力的天平一端是君,一端是臣,不斷發生傾斜,早期是權臣扼制皇帝,後期是帝王奴役大臣。而北宋前期則是那個完美的均衡點。


宋朝以前,權臣當道,湧現了一大批諸如趙高、霍光、曹操、司馬懿、王敦、高歡、楊國忠等權傾天下的知名權臣。他們的權力之大,足以架空皇權,甚至是篡權自立。


而宋朝以後,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明朝初期,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了沿襲千年的宰相制度,從此以後,皇權一家獨大,臣子徹底成為皇家的奴僕,失去了士大夫的尊嚴。

(廢除宰相制度的朱元璋劇照)


明朝的廷杖,在朝堂之上公然扒掉大臣的褲子打屁股,而且規定必須要打到皮開肉綻嘴啃泥,連最後一塊遮羞布都不留給你。


清朝的情況更加嚴重,即便是貴為軍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只能跪受筆錄,如果是漢族大臣,則連自稱「奴才」都沒有,因為,那是滿族大臣獨享的「殊榮」,你漢族大臣,想當我愛新覺羅家的奴才我都不給你這個機會。


相對比之下,北宋的君臣關係簡直不要太和諧。一方面,宋朝的皇權一直非常穩固,既沒有被篡奪,也沒有被架空。另一方面,宋朝還名臣輩出:范仲淹、寇準、歐陽修、包拯、王安石……

(北宋名相王安石畫像 )


更難得的是,宋朝文人言行間散發的獨特魅力是此前此後都不曾有的,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比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呼籲為官者要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志在為王朝前途分擔憂愁,為天下百姓謀求幸福,這種遠大的政治抱負已然超出了為官者的「本分」。


如果范仲淹的例子還不夠典型,再來看看另一位北宋大家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果說范仲淹的先憂後樂隱約間已經透露出帝王氣象,那麼張載的橫渠四句簡直就是迸發出聖賢氣象。


像范仲淹、張載這樣「口出狂言」,在明清時期與謀反無異,即便是在漢唐時期,為臣者也萬萬不敢以帝王自比,以聖賢自居。

(北宋名臣范仲淹畫像)


國學大師、史學名家陳寅恪先生評價說:「吾中華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誠然,宋朝是中華文化的極盛時期,也是文人最幸福的時期。


宋朝的士大夫,思想是自由的,個性是解放的,人格是被尊重的。宋朝的官員,不但工資高,而且擁有史上最寬廣的政治舞台,最能發揮出自己的能力。而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宋朝君臣關係的完美契合。


「君則敬,臣則忠。」《三字經》里的這句話是對宋朝君臣關係的完美闡釋。

(宋太祖趙匡胤畫像)


君則敬:宋朝建立之初,趙匡胤便在太廟裡立下誓碑,命令子孫為皇帝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歷朝歷代中,也唯有宋朝真正做到了「刑不上大夫」。宋朝皇室不僅給了士大夫施展抱負的舞台,還給了他們自由和尊重。


臣則忠:宋朝的文官簡直不要太幸福,地位高、待遇高、工資高,以包拯為例,真實歷史中的他官做得並不算很大,但一年僅基本收入摺合成人民幣就有600萬之巨,而如今美國總統的年薪也不過是40萬,還不及包大人一半多。如果是像王安石那樣做到宰職,光靠工資就可以養活上百家丁女眷。


宋朝官員生活得這麼滋潤,會不會腐敗墮落呢?答案是,並沒有。宋朝的皇帝雖然沒有什麼骨氣,但宋朝的士大夫卻是史上最有骨氣的。南宋滅亡時,文天祥誓死不降,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殉國,宋朝士大夫對皇帝以及國家的忠誠是不容置疑的。

(南宋名臣文天祥)


宋朝在君臣的完美配合下,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百姓安居樂業。兩宋三百多年,沒有爆發過大規模農民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在真實歷史中都是影響不大的小規模起義),宋朝也是歷史上唯一未亡於內患的朝代。


但是,宋朝的問題在於,解決了內部問題卻忽視了外部問題。遼國、金國、西夏、蒙古,宋朝一直是強敵環伺,文強武弱導致宋朝兩次亡於外敵之手。


回頭思考一個問題:權力的天平為什麼會在北宋實現了平衡呢?究其原因,是皇帝對待臣子的方式變了,改猜忌為信任,改侮辱為尊重,改剝削為優待,改奴役為自由。正所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絕佳的文化氛圍下,士大夫的主人翁精神尤為凸顯,使他們更加高尚、更加無私、更加心懷天下。於是君臣相輔相成,造就了最美好的時代。


參考資料:《宰相故事》、《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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