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出生於赤貧農家，是唯一出身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代王朝的開國之君。他生活在一個極度混亂、農民起義遍地、兵禍連年不斷的黑暗時代。但是顛沛流離的苦難經歷和身經百戰的戎馬生涯，鑄就了他英明神武的王者之風。與此同時，多年的戰場殺伐，成就了他奇詭狠毒的殘暴思想。

孟森教授：「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明祖有國，當元盡紊法度之後，一切准古酌今，掃除更始，所定製度，遂奠二百數十年之國基。」

朱元璋登基之後，最主要的目標就是鞏固自己一手締造的大明王朝。作為一代英主，他非常清楚治國理論基礎的重要性。所以他決定從制度和治國理論開始著手。

要搞理論，那麼《孟子》《老子》等古代思想理論自然而然進入了他的視線。

朱元璋先要做的是對《道德經》進行註疏，沒看錯，朱元璋非常迷戀《道德經》。

正像他在此書的序中所說，他曾經在以前讀過《道德經》，但他很難掌握它的全部意義。他竭力尋找此書的註疏和名家，但這些都未能使他感到滿意。

最後，他花費大量心思精力地研習了《道德經》，形成了他自己的關於該書的意義。就是後世流傳的《御注道德真經》，該書一共六十七章，朱元璋把老子之學與現實的治理國家方略聯繫在一起，以無為而治為核心，以安民為本為基礎，以少私寡慾為品德要求，全面構建了一套精微高遠的治理國家和安定百姓的理論。

《道德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朱元璋，因為朱元璋認為最好的統治方法就是不虐民，不濫殺平民百姓。

朱元璋在注釋中寫道：「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指出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讓百姓安定。在君民關係中，民處於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

又寫道「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認為只有百姓安定，國家也才能安定，國家安定，天下就安定了。

這是對待百姓的思想。

除此之外，還有對待官僚階層的獨特的看法。朱元璋寫道：「是以聖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為實腹弱志強骨也。」聖人治理要想治理好國家，肯定是清廉的、肯定是儉樸的、肯定是簡潔的，而不是豐潤自己的身體，自己不能中飽私囊，還有隻有百姓富裕才是國家的基礎，國家的基礎穩固了，國家才強大。

公元1383年朱元璋諭群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為明鑑……大抵處心清凈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朕每一念及，未嘗不惕然於心。」

他主張官員們要厲行節儉，改善民俗，培養社會淳樸民風，正所謂「惟儉養德，惟侈盪心」。

他認為官員既是安民也是虐民的主要人員，所以他對官員極其嚴格，處死過許許多多官員。

他說道：「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只是他只給官員們極低的俸祿。

公元1376年「空印案」爆發，他又處死了數以百計的人，因為這些人為了簡化申報手續而犯下預先在財政文件上蓋印的罪行。地方官員一直用的是一種方便的老辦法，使用蓋有鈐印的空白的申報表冊來上報運送給南京的歲入；在南京則在扣除了運送途中的折耗之後登錄實際總數。這樣就會消除財政申報中不符合實際的差額，因為地方官員不能預先知道運送的損失究竟會有多大。

但是，皇帝對這種辦法極為敵視。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歡蒙古元朝時代已經出現的官僚們的舞弊行為。他嚴厲地對付帶有這種意味的行為。使用空印會給貪污大開方便之門。他不僅嚴厲禁止使用空印，他甚至把所有在空印表冊上有了姓名的官員一律處死。

他認為只有嚴刑峻法才能制止官員貪污腐敗。這都是老子思想在朱元璋身上的體現。

朱元璋也繼承了老子消極思想的一方面，那就是愚民思想，認為人民就不應該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他對孟子這位儒家先賢十分敵視，曾經罷免孟子配享孔廟，並向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文臣們說，誰要是再為孟子求情，再為此事進諫，一律以大不敬治罪，「當射殺之」。

但是孟子畢竟是儒家影響力僅次於孔子的先賢，同時孟子是明王朝所謂「名義上的祖先」——朱子最崇拜的人之一，明王朝將朱子學說作為官方學說，並規定其為科舉的基準經解，罷免孟子配享孔廟這件事朝野上下官僚和天下士紳階層均不同意。

最終朱元璋和天下士紳階層相互妥協，刪除《孟子》部分章節才了結。所謂刪減版《孟子》即為《孟子節文》一書，其中的內容被刪掉了85條，近1/3章節，此時的《孟子》已經面目全非了。

此時朱元璋才下詔書，規定「自今八十五條之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一以聖賢中正之學（指《孟子節文》）為本」。

最終朱元璋心中的小農意識、老子思想和經過朱元璋改造的朱子思想雜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怪異的治國思想理論。

這種治國思想使得程朱理學和老子思想在明王朝都開始走向異化。

其中程朱理學的異化，特別是對孟子思想的閹割與曲解，導致在明朝近三百年的時間裡，儒家思想構建的二元化中，法統逐漸吞噬道統，被建制化的程朱理學開始變為制度性專權。因此，明王朝便得以一改制度化不足，以「寬」失天下的元朝統治變成皇權-官僚體系統治體系；同時，由於元朝的巨大影響和朱元璋對自己這套怪異治國理論的推崇，宋代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也不再被提及，明代的制度性專權遂獲得前所未有的展開，專制皇帝的權力急劇擴大。

而老子思想的異化體現在朱元璋對「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理解。明代實行戶制，將人民分作軍戶、民戶、匠戶、灶戶，戶籍世代相傳，不得擅改，百姓也不得擅自離開本鄉；平民社會因此獲得了一種機械組織起來的秩序，朱元璋用這種方法來對百姓進行控制，導致明朝社會相較於宋元喪失了自由空間。

當然，朱元璋建立的這套獨特的秩序需要一套強大的官僚體系來管理。明朝後期君主數十年不上朝，帝國卻仍能有效運轉，明朝官僚系統的穩定性和實用性可見一斑。

根據那套雜糅的怪異治國理念，官僚體系作為一個系統，具有制度意義上的皇權約束力，對於作為個人的皇帝可以形成有力的約束；然而具體的官員卻會有充分的動力在政治運作中上下其手，官僚體系本身就會異化而逐漸喪失其活力。

導致封建專制君主既厭惡官僚體系對君主個人意志的強大約束力，又會擔憂官僚體系的異化會綁架封建王朝，而專制君主不可能擺脫官僚體系的治理功能，便只能另建一套辦法來制衡之。

故而朱元璋廢除了宰相一職，由自己親自率領文武百官，監督其工作，又大肆任用東廠、錦衣衛等特務機構，確保君主的意志被官僚們所遵守。但是精力超凡的朱元璋顯然沒有考慮他的後人會出現精力不濟的情況，導致後世明朝皇帝只能任用依附於皇權的宦官，作為一種直屬於皇帝個人而外在於官僚體系的非制度性力量，來執掌特務機構，制衡官僚階級。

有明一代，宦官為禍之烈，史上罕見，這並非是因為皇帝無權力，而恰恰是因為皇帝有權力，宦官的權力只不過是戴著面紗的皇權而已；皇帝一怒，則權勢熏天的大太監也隨時會被拋棄，九千歲魏忠賢即使權勢滔天，下台也就崇禎帝一句話的事而已。

反過來看，若非明代的官僚體系如此強大，以至對作為個人的皇帝形成強大的制約作用，皇帝對宦官的需要也不會如此之深。

所以，明代宦官之禍，實際上是治理的理性化需求，與作為個體的官員以及君主的慾望之間對峙關係的自然結果。

但是不管怎麼說，朱元璋根據那套治國思想理念制定的封建專制制度卻是一套嚴密且完善的制度。程朱理學的異化使得專制皇帝權力擴大，老子思想的異化導致明朝雖然民間活力減少但是卻能讓民間一直安分守，強大的官僚體系使得專制皇權有所限制。

所以大明朝就形成了一幅這樣的景象：皇帝、官僚、宦官三方互相牽制制衡，百姓各司其業。

這在封建王朝是一套比較完美的制度，特別在孟子民本思想被刪減，百姓無法變成三方制衡的一方的情況下，當然也有一些後遺症，宦官干政、亂政次數比較多。

其實真正完美的制度應該是皇帝、官僚、人民三方互相牽制制衡的制度。但是在封建王朝，根本無法實現的。

這既體現了朱元璋的偉大性，也表現了朱元璋的局限性。